作者：张常友

    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一些丑恶的现象时有耳闻， 可是最终有如多年前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及黄宗英事件那样严肃处理的结果实在是不多. 记得前几年东南大学校长的论文风波最后似乎不了了之， 顾院士的弟子被校方赐予“极刑”， 被“打发”回老家了， 而顾校长只承担了一个难以界定的“课徒不严”的责任， 这样的结果似乎很难让持续关注的人们满意. 后来武汉大学的周长城教授又进入网络媒体的聚光灯下， 同样虽有长时间的举报和武汉大学周教授同仁的联名揭发， 从武汉大学各方的反应和态度来看， 似乎此事仍将淡化乃至被人们遗忘. 再看一看学术批评网上就天津外国语学院沈履伟事件发布的长长的抗议签名名单， 我们就知道治理学术不端要走的路在中国的国情下是多么艰难漫长了。

    记得在北方的一个学校任教期间， 当谈及论文、著作时听过我的一个学生不屑一顾地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年幼的学生就形成如此认识， 实乃学术界一大耻辱。“剪刀加浆糊”的说法到处流传， 可是大学里的教授们还是为种种量化指标而忙碌着发表各种有价值或无价值的论文。
 
    不知怎的就突然想起了陈道明演的一出帝王戏. 有一个大臣向皇帝献策， 皇帝说你说的是“术”， 不是“道”，一国之君应以“道”治天下，“得道者才能得天下”。

    本人才学浅薄， 对儒家传统中的“道术”之辩不甚了解. 凭基本常识判断，“道”在此语境中应该是那些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大方向， 而“术”当指一些具体的“战术”或策略吧。那么我们所说的学术到底是“术”还是“道”呢? 出现这些形形色色的学术不端事件是因为那些当事人“术不清”、“术不精”还是因为他们“道不知”、“道不明”， 甚至明明知其道却公然藐视之， 当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形成这样的一个群体意识， 乃至发展成“道不屑”呢? 我们从武汉大学周教授为自己的辩辞中明明可以感觉到一种这样“不屑”的感觉 (详见杨玉圣发表于2005年10月14日《新京报》上的评论摘要)。

    或许有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在“学术”这个字眼诞生之时， 绝大多数学者愿意相信研究学术之人对跌破学术道德的底线一类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顾忌的。比如说学术造假， 抄袭剽窃， 做伪注等等. 因而人们往往更注重学术本身的研究方法、可行性、数据采集、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以及对特定学科的发展的促进意义等等。而对于论文或著述本身的真实性、原创性等涉及基本诚信的问题很少质疑。可是斗转星移， 时代变迁， 当整个中国经济生活中都出现诚信危机的时候， 本应该成为人们精神诉求对象的作为天下公器的学术却让人们大失所望了。原来教授们搞的神秘的叫做学术的东西也跟市场上叫卖的商品一样品质那么让人怀疑。追求真理本来应该是研究学术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如果连诚实守信的原则都放弃了， 学术还搞个什么劲呢?

    以前每当有人提起学术这个字眼的时候， 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这样的情景， 很有幸本人在英国学习期见真的见识过了: 一个学富五车、和蔼文雅的老教授，带着真诚和尊敬认真地和他年轻的学生争论一个问题。这样的情景最能让人回想起“自由的思想， 平等的交流， 包容的精神， 真理的追求”这些关于学术的崇高的描述。这样一种环境、氛围或者说情景， 就真的像理想中的乐土一样遥不可及吗? 为什么在别的国家里人们能做到， 我们就只能停留在“打假”的如此初级的阶段呢? 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上去了， 可是在经济还很落后， 国内动荡不安的解放前， 为什么蔡元培、梅贻琦时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能够做到呢? 如果说学术不仅有术， 学术还重道的话， 自由、平等、包容、追求真理应该依然是学术之道。就目前的国内学术状况来看， 可能弘扬学术之道要远比研攻学术之术要来得重要。
 
    目前国内的学术批评更多见诸于媒体的还是“学术打假”一类的事件， 或许因为这些不端行径与追求真理的学术之道最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是典型的“背经叛道”、“大逆不道”的， 因而最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愤慨。如果说前文中所提到过的“自由的思想， 平等的交流， 包容的精神”也是学术之道的话， 我们的学术批评也应该在努力促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学术打假环境的同时， 把关注的目光投得再远一点， 想一想在我们目前的学术研究环境、学术评价体制之下， 还有多少空间留给自由的思想、平等的交流 和包容的精神？

    如果我们真的在意学术之道的复兴、光大，如果我们的确感到仅仅靠学者自律难以保证学术之道的传承，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考虑将学术研究、交流、监督、评价、批评纳入制度的轨道呢？或许我们真的需要比道德批评更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了。

    2009年3月2日 于 广西桂林市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