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祥金

　　2014年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俄罗斯的“文学书房”让人艳羡——12位19世纪至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巨匠依次呈现，很多人心生感慨，进而联想到“文学中国”。

　　“文学中国”的提法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诉求。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人们希望中国文学能够在世界上占有相应的地位。毕竟中国文学曾经在世界文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从“发乎情，止乎礼”的《诗经》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离骚》，到“几乎可谓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再到李白、杜甫横空出世，意气风发，绘制出一幅盛唐气象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奇绝孤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苦心孤诣，每每让人动容。中国文学也在盛唐之音中到达顶峰。

　　反观中国当代文坛，如果能出现一批天赋勤奋兼具的作家，创作出一批伟大的作品，进而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事实上，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阎连科、毕飞宇等作家也在不断地创作出颇具匠心的文学作品，这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希望。

　　然而，正如莫言作品最重要的海外译介者葛浩文所说：“中国作家的思想没能真正走向世界。”把视线拉长了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确实鲜有堪称伟大的作品。与近代以来璀璨夺目的俄罗斯文学、拉美文学以至欧洲文学相比，中国文学都显得乏善可陈。“文学中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着较大的距离。

　　既然“文学中国”还只是个目标，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缩小它与现实的差距。在全球化裹挟一切泥沙俱下的今天，“文学中国”的实现首先要解决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昆德拉曾经在《被背叛的遗嘱》里说过：“小语种国家的作家，要么成为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作家，要么就成为一个广博的世界性的作家，他们别无选择。”事实上，国外的许多写作者都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视野扩大，上升到国家意识甚至是人类意识。泰戈尔就曾以他的写作持续不断地表达自己对东方国家的想象与实践。中国作家也应该具有广阔的视野或意识，正面描绘我们的时代，而不应该局限在某些狭窄的地方。中国作家只有拥有了海纳百川的气度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气象，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才能更加广阔。另外，对本民族和地域的不断深入挖掘也是“文学中国”的题中之义。只有打通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任督二脉，立足本民族、本地域的现实，“文学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翻译也是制约“文学中国”实现的一大因素。中国作家的作品写得再好，没有好的翻译或者没有人把它翻译到国外去，作品的精髓自然不能被身居异域的人充分领略。20世纪末以来，虽然有马悦然、葛浩文、顾彬等西方汉学家坚持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总体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好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也不在多数。很多人只是把翻译当作“为稻粱谋”的工具，而忽略了译作的质量。像傅雷翻译巴尔扎克、杨绛翻译《堂吉诃德》、萧乾和文洁若夫妇合译“天书”《尤利西斯》那样的精益求精似乎早已难寻，这不得不让人一声叹息。(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