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既是想像的艺术，更是现实的映射。2010年，作家梁鸿以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再现中国乡村的转型之痛，让一部田野调查式的文学作品同时具备感动的力量和思考的深度。近日，梁鸿受邀参加“深圳晚八点”活动，以“文学如何重返现实”为题，在深圳中心书城和读者分享了自己与梁庄的故事。

　　讲座结束后，记者专访了梁鸿。她说，之前因为精神苦闷写了《中国在梁庄》，但写完之后更加苦闷，因为她看到了更复杂的生活，却没有一点解决的办法。稍感安慰的是，这种无力感和困惑更促进了她的思考。

　　“我只是写我看到的真实”

　　梁鸿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现实，但文学中的现实和生活中的现实又不大一样。“毕竟文学有独特的修辞手法，通过语言来呈现。而语言的呈现就意味着它必须要受写作者语言的限制。”换言之，文本上所体现的现实，仅仅是作家眼中的现实。

　　“我觉得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对一的关系。”梁鸿认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现实可能只有一种，但是文学所表达的现实可以有很多种。因为它要受限于作家所看到的世界，也受限于作家的表达方式。”

　　“总有人问我，你的梁庄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会说，‘是真实的’，但是后面我一定会加一句话：我只是写我看到的真实。”

　　梁鸿写“梁庄”用的是非虚构的方法。非虚构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她要面对真实，要用真实的手法来写梁庄。但是她的梁庄完全是真实吗？“我只能说是我所看到的梁庄，我所看到的梁庄里的中国。我不敢说我写的就是一种全景。因为它毕竟受到我的语言、视野、知识、思考的限制，所以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梁庄只是跟我相关的梁庄。”

　　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那么用虚构的手法是否意味着它完全不现实？“我不觉得。一个充满幻想的科幻小说可能包含更大的现实。比如《三体》，它写的完全是一个未来世界的生活，未来世界的文明状态。它表现的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人类的现实。只是通过一个虚幻的方式来呈现人类文明内部的逻辑，来表现出人类在面对坍塌的文明时是什么样的命运状态。我认为这仍然是一种现实，只不过它用了虚构的方法来呈现。”

　　梁鸿还用名着《百年孤独》来举例子。“当年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里有一句话是：‘他用了最荒诞的手法表达了最真实的最现实的拉丁美洲的历史。’的确，《百年孤独》里面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但是在《百年孤独》里面写的确实是拉丁美洲这一百年来的历史进程，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性。”

　　民间的语言远比文人语言更鲜活

　　从2008年开始，梁鸿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家乡梁庄一带往来。2009年，梁鸿又花了5个月的时间回乡调查采访，最终还原了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故事，真实记录了农村的破败和荒芜过程，写出了《中国在梁庄》。这本书让许多读者印象极深的是其中的语言。

　　中国作家关于乡村的文学叙述非常多，比如莫言、贾平凹等等，他们更多采用一种虚构的方法。梁鸿的选择不太一样。“我也在讲故事，但我试图把文人语言淡化。”在两部“梁庄”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是人物的自述。“我用了他们的话作为我这两本书的主体。文中的我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带领读者走进这个场，让大家有现场感，让读者体会到这里的生活，进入到这里的生活。”

　　“作为一个中国的农民，当他不能够在社会的话语里充分展示自己的时候，当他只能被别人代言的时候，能有一个机会呈现他们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农民一定要被代言，怎么样来代言，这是一个文学家所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从2008年起，梁鸿反复整理录音，这个来自大地的孩子已经不会用农民的方式去表达，她只能选择再现。“虽然我在家里住了十多年，我的方言也很好，但是我依然不会说。那是一种民间的思维，完全从地里生长出来的。我觉得他们的话远远大于我的话，那一种民间的话语，那一种丰富的程度，那一种鲜活远远大于我这种所谓的文人语言。”

　　梁鸿就像一个串场的人物，她试图让农民们自己来发声。在舞台上呈现出他们的话、他们的情感方式、逻辑方式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在《中国在梁庄》里面写了一个老支书，他从来不会正经说话，他一说话就是唱着说的，张嘴就是顺口溜，那种语言太幽默、太丰富、太智慧了。我每年回家都会拿一个小纸片抄一抄。我们在他面前真的只是小儿科。”梁鸿认为，这种彻彻底底的原汁原味的“展示”，是她找到的描写梁庄内部的最恰当的方法。

　　中国人写故乡深受鲁迅的影响

　　“我突然发现，当一个人真的进入到大地内部的时候，当你真的进入到某一片土地并且真的去倾听的时候，它确实使你内在的视野打开了。你才发现，原来即使当年你在那儿生活了一二十年，但是你依然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因为你没有看到。”

　　梁鸿把梁庄的内部真实展现给读者看，可对她而言，这并不仅仅是她的考察对象，更是她的故乡。梁鸿说，中国人写故乡，受到鲁迅的影响太多了。“在鲁迅笔下，故乡的死亡意味着一种传统的中国乡村死掉了。在这个传统的乡村死掉之上，我们思考新乡村建构的可能。但是一百年以后我写梁庄的时候，我依然有一种我的故乡死了的感觉。”

　　五年行走于故乡，既是对真实的挖掘，也是对故乡的重返。梁鸿说：“乡愁是永恒的。但是，对于当代来说，我们的乡愁是由于社会发展过快的洪流和乡村越来越深的破败所带来的。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远，与精神的故乡也越来越远，我们找不到亲密的、相互融合的关系。关键一点是，等我们回头时，忽然发现，我们的故乡如此千疮百孔，这里的故乡既是具体的某一村庄和具体的存在形态，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形态。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梁鸿说，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重回乡村，去寻找、解决、实现自己的乡愁，找到精神的依据地。“乡愁是每一个现代人的追寻，却又很模糊、遥远。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多少，它的整体机能健康度，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重建乡村生活可能使我们的乡愁有更为广阔的寄托，会使大地、山川河流、植物再次成为我们心灵的温暖。艺术家的回归或能给我们的乡愁提供一种出路。”

　　梁鸿简介

　　1973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访问学者。非虚构文学作品有《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着作有《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