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大众是对社会个体的一种划分，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可能精英就已经产生了，从此无论是在宗族之中，还是在国家群体之间，精英的身影无处不在。如果没有精英，大众一般也会制造出一个精英来，如此，精英与历史，精英与大众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客观而论，精英的出现是大众认可的，大众认为精英可以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大众或普通社会个体对精英有一种朴实的信任感。精英的所行所为一般也能体现普通社会个体的利益，但是随着精英威信的提高，精英会形成一个个的势力集团，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层出不穷直接导致了普通社会个体的分裂，有多少精英集团，就可能有多少与之相应的普通个体集团与之想适应。（本文中的精英侧重于政治精英）
权力不是产生于授予——精英、大众与权力的关系。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社会个体其首先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而存在，这种个体的人性无论其处于精英身份时还是居于大众地位时其都有相同的人性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权力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真如西方契约论所说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呢？所谓的权力就是一部分社会个体建立组织，形成一个集体，然后，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对其他社会个体进行统治。这种统治的过程就是一部分人利用组织的力量规定其他被统治的个体应该有什么权利，不应该有什么权利等等进而实现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的分配。如此，利用权力规定自己可以享有什么，如此，这样便形成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可见，权力不是授予的，而是通过建立自己的组织形成统治力量而产生的。正是这种通过组织进行控制进而形成各种规定，最后形成制度。从历史来看，组织的性质决定着国家制度的性质，少数人的组织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往往是专制的集权制度，而多数人的组织为基础建立的一般是民主政体。政权多数都是典型的精英政权，基本上都是伴随着精英集团对普通社会个体的统治、奴役和掠夺，所以政权都具有或多或少的非道德性。
首先，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最为普遍的政治形态是精英政治。精英政治就是少数个体利用建立的组织形成的力量对其他多数普通社会个体进行控制，管理为基础形成的政治形态。精英的个人意志开始居于社会多数个体的意志之上。精英依靠自己的力量集团进行社会管理或统治。这个力量与所有其他社会个体的联合力量相比是无限小，但是与其他社会个体处于分散状态时的力量相比却是绝对大。社会个体的分散状态是少数精英能够统治多数社会个体的根本原因：少数精英个体有组织从而有力量，而普通社会个体无组织进而无力量。这便是几千年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实质：大的组织有大的权力，小的组织有小的权力，而无组织就无权力。精英时代，精英处于政治、文化、经济领导的地位，因此，精英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精英的分裂极易导致统治集团的分裂，而精英之间矛盾激化，则能消弱整个民族或国家的总体实力。以往的历史是精英统治大众，大众对精英形成了几乎是绝对性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导致个体独立判断力的丧失，以至于，精英由于权力的支持，错误政策能够在大众当中长期得到实行。大众的盲目服从助长了这种错误，最终结果是社会个体遭受重大损害，精英一般也是身败名裂。这是精英时代的一般结局。这种结局下，精英和大众都不希望出现，但是这种现象却在历史上频频出现。精英由依靠社会个体到控制社会个体，在道德上我们可以称之为精英堕落，这也是社会个体受奴役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而小组织之所以能被大的组织所控制，就在于力量差距太大。如果势均力敌，势必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斗争。中国近代的历史就说明，民主党派的组织力量是无法与庞大的国共两党相提并论，因此，在斗争中只能成为国共的附属力量。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中国民众的有效个体组织却是少之又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极少数人能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总是以居高临下的解放者的身份来进行革命，而普通社会个体在这场革命中的地位由于其没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组织，大众在近代的革命中一直是精英的附庸，因此，革命最后，普通个体的解放并没有真正完全实现。大众普遍的尚未觉醒态决定了中国以后的变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然依然是精英领导。
其次，公民政治或大众政治的出现。近代以来，政权的建立依然是少数精英的杰作，只不过，这种由少数精英建立的政权，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的体现民意，也可以说精英不断对社会个体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做出让步，如此，精英在政治上的地位与社会普通个体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趋同使自己的政权具有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社会越来越稳定。而世界的其他国家，或者是步其后尘，政治精英不断做出让步，社会个体地位不断上升。或者是继续在传统精英政治的道路上我行我素。现代西方政治虽然还不是尽善尽美，因为完美的世界只有在天堂才有，现实社会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但这已经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不论是东方的精英还是西方精英，其在政治上的让步多是被动的，即在群众组织的压力下逐渐将掠夺的大众的本属于大众的权利归属于大众。大众之所以能逐步的用几千年的时间收回自己权利，关键在于群众有自己的组织，因此有了自己的权力，面对大众的权力，精英觉得无法制约时便会一点一点的将从大众那里夺回来的权利再用很长的时间逐步还回去。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权利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精英恩赐我们的更不是神授的，而是后天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力的产物。我们从未将自己的权力授予他人，而是他人利用其组织剥夺了我们产生自己权力的权利。所以，大众的觉醒是大众权力产生的前提，大众的组织是大众解放的重要凭籍。没有什么神或组织能主动授权给精英以统治普通的社会个体。这虽然与西方的社会契约论不同，但是，它比社会契约论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精英政治必然被公民政治、大众政治所取代吗？
从本质上来讲，社会个体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是天生的享有权力者或者是没有权力者。精英如果没有自己的组织和随之而生的权力，他无法剥夺任何人，更不用说改变他人的思想。虽然，他们与大众具有相似的价值追求——自由与幸福，但是一旦精英离开大众形成了自己的力量体系，其就可以来控制分散的，曾作为其母体的大众。一部分精英之所以能在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中采取了利用组织力量形成的权力来剥夺其他社会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以满足自己对自由和幸福的需要，是因为大众基本上是处于分散状态无力抵制其控制。精英凭借权力将普通个体自由和幸福规制在某一个方向或范围内，如此之下，社会便会出现一种机械的趋同和对立。这种自由与幸福的不平衡现象，用权力可以强制维持，但是不能长久。众多的社会个体面对失去的自由和幸福在内心的深处肯定时时在进行思想上的反抗，尽管表面上对权力唯唯诺诺。随着社会个体的觉醒，针对精英利用权力控制社会，打着各种旗号剥夺其他社会个体来满足少数个体需求的政治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必然进行思想上的和物质上的批判。经过理论和实践的批判，精英一般会被迫让步，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稳定、国泰民安之象；反之，社会就会出现社会普通个体出于本能的对精英个体性的反抗，这种反抗是一种对人的平等的追求。精英长期的反复的压制会激起个体的反抗。个体的力量虽然是微小的，但精英的组织的作用给普通社会个体提供了建立自己组织的样板或榜样。个体在反抗中开始利自己的组织力量进行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斗争。个体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社会个体由原先的依靠神灵去谋求幸福到依靠精英去谋求幸福，再最终到依靠自己去谋求幸福；社会个体由神的仆役到国王或皇帝的臣民到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人性由蒙昧进入了光明，这便是人性的逐步觉醒。这个过程最先在西方表现的最为明显。这一过程也说明，人类在逐渐的成熟。大众在政治上越来越具有制约精英的力量，其成果便是代议制的普遍化和日益完善。西方普遍代议制的发展使得大众政治成为一种可能，精英如果认识不到这一趋势，如果还是抱着大众服从精英的思想，那就是在违背日益觉醒的人性和心灵。人的心灵觉醒之后，神灵就该让位了；当普通个体的心灵觉醒，精英的心灵就该让位或与其平等共处了。用普遍的人的心灵控制权力而不是用权力去控制人的心灵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精英的心灵与大众的心灵都是人之灵，所以，他们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同等地位。人的心灵、人性之所以能够觉醒，普通社会个体受到了过多的来自于神、王、精英的重大伤害。所以，伤害与刺激只能会使人觉醒。而大众因为其几千年的被奴役地位，正在使自己不断的觉醒，一点一滴的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西方的民众觉醒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普遍的代议制，众多的社会个体为主导的社会组织都是西方大众政治或公民政治的推动力量。而我们中国呢，中国当下的精英，一部分人想利用民众的半觉醒状态，将民众引上一条他们设计的道路，而另一部分精英也想想利用民众走另外一种道路，两种道路的斗争自二十世纪初到现在，整整一个世纪了。一个世纪当中，国人在日渐的觉醒，速度虽然很慢，但毕竟这一过程已经开始。这些个体的分散状态是当下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种状态下的社会个体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并时时处于两派的影响之下而不是影响两派。精英之间的斗争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当下还没有发展到民众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程度，中国的精英依然是中国的主人。控制民众最关键的依然是权力，精英仍将在一段历史时期主导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众政治或公民政治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对待权力不要将其视为圣物，因为其多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对其进行的制约越有效，我们将会越多的享受到做人的尊严。制约权力不能靠神，也不能靠少数精英，而应当靠我们每一个公民。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