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各位晚上好。今天来到这里，首先要感谢凤凰网和对外经贸大学的邀约，让我有机会面对大家，诚恳地表达我对这个时代的一点点思考与感想。我知道，对外经贸大学以“博学、诚信、求索、笃行”为校训。在中国，“博学笃行，知行合一”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我不敢自夸博学，甚至也不敢说笃行，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的求索之心是诚恳的。此时此刻，除了良知的驱使，求知欲的驱使，以及我所渴望的自由交流的乐趣，没有其他什么力量将我推到你们面前。
2010年，我出版《重新发现社会》，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共鸣。很惭愧，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太少。有些道理，有些细节，还没有讲清楚。所以2011年给自己列了两个计划，一是出版《自由在高处》，从个体层面解释自救与自由。二是安排“这个社会会好吗？”系列讲座，也是要面对具体的个人。
“这个社会会好吗？”有四点含义。其一，我们对这个社会有爱心；二是有疑虑；三是有期许，如果现在是不好的，希望它能好起来；四是在各自心里，有方法或者主张。
至于讲座主题，涉及到我所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包括自由与自救、悲观与绝望、身份与暴力、自由与宽容等等议题。今天主要谈的是宽恕与悲悯。
在前面的几个讲座中，我谈到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国家。二十世纪，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世纪，这片土地上血流成河，“血深火热”。直到现在，暴力仍然无所不在。(演讲者注：由于最近在深圳的讲座中专门谈了暴力，故而没有展开谈，而只是简单补充。)
先说网络上的话语暴力。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见证过网络话语暴力，即使旁观者，你本来去打酱油的，回到家，发现提回家的是一瓶子唾沫。
前些天，我发现网上有个“记账党”，把茅于轼、李承鹏，还有我等等归于“西奴”，扬言要将我们绞死，要上门清算，每个人的照片上都画上了红色的绞索，这是一种怎样骇人的暴力。如果是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些有人身威胁的网站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我简单看过他们的网站，他们不是一般的糊涂。比如他们谈到为什么要记账时，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要记账？我们常发现，西奴们老干些突破底线的事情，或脑残底线，或道德底线，或常识底线。”
这句话很有趣。捍卫“常识底线”，我能理解；捍卫“道德底线”，我也能理解；但是捍卫“脑残底线”，我就不清楚了。我不知道我还有茅于轼老人家和这些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上网十几年，我甚至不忍心说半句伤害别人的话。我只是独立观察思考一些事情，更没拿美国半毛钱，当年去法国留学也全是自费。为什么也贴上“西奴”的标签，并且将我们绞死呢？说到底，还是这个国家有太多的戾气。如果我们是“西奴”，那唐僧得算是“西奴总干事”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唐僧只是一个执着取经的人，当妖精都想吃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祸害过妖精。(演讲者注：为什么写到唐僧，请参阅我的文章《假如我改西游记》，里面谈到了胡适的悲悯。)
回到街道与乡村，除了以政府为后盾的暴力，如政府主导的暴力拆迁，还有发生在社会之间的暴力，比如前两年有凶手跑到幼儿园里杀小孩，有丧心病狂的人开车上街撞人。2011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药家鑫杀人案——西安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我们说他是畜生不如，撞伤了人不但不去救她，反而举刀在伤者身上“弹钢琴”，弹“土耳其进行曲”。还有比这更丧尽天良的吗？而就在这几天，鞍山又出现了连环杀人案，周宇新，一个洗浴店老板，因为生活失意，连杀十人，包括自己的父亲、老婆和孩子。药家鑫杀生，周宇新杀熟，但都是杀人。同样，就在前几天的深圳，几个青年将一位出租车司机活活砸死。
光看到这些新闻，真觉得这个社会已经糟糕透了。这一切，可以说都是个案，个案连在一起，就是现象；现象长期持续，就是时代特征。我承认我们的时代，有光明的一面。但这种持续的以剥夺生命为主要特征的暴力，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黑暗。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在面对这些零星的杀害时，都会满腔愤怒。这时候，即使不是出于对时代的关心，而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大家低头问一声自己，“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这个社会会好吗？”以及为了这个社会有一个好的前景，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什么一点点小冲突，就会暴跳如雷？为什么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一脚，会引起一场斗殴？为什么这个社会有如此重的戾气与仇恨？除了制度原因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是不是同样大有问题呢？
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
平时关注我的同学，一定注意到我最近卷入了一场争论。关于药家鑫案，我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借着这个机会，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安，也澄清一下许多人对我的误解。
关于这个案子，2010年上网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心想这学生真是残忍，怎么会这样呢？不但不救人，还杀死已经被他撞倒的人。我承认，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人可以死了。我非常恨他的凶恶、残忍，不管他出于什么理由杀人。按现有法律，就案情本身而言，他应该会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我对被杀的那位农妇，也非常痛心。只是今天中国的悲剧，实在太多，这个新闻我看一看就过去了，没有深究。这个漫长的转型期，已经将中国人异化为一个特别的物种。有毒食品让我们肉体上百毒不侵；连绵灾难让我们精神上麻木不仁。煤矿死多少人有指标，多死几个人那不叫死人，那叫超标；前些天，我听我的一位老师谈起，他和某个市的城建局长聊天，那局长负责拆迁，说希望能建立一个拆迁死人指标，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在有些官员那里，老百姓的命是不值钱的。难怪前些年有官员发话，“哪个地方拆迁不死人？”
接下来是到了2011年4月份，网上突然有了关于药家鑫杀人案的讨论，而且夹杂着有关废除死刑的讨论。当时我便很奇怪，怎么会将药家鑫与废除死刑放在一起讨论呢？如果真要讨论废除死刑案，这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即使是直觉，也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虽然不是很留意，但我还是简单关注了相关讨论，开始真正关注这个案子。
我承认，如果只是从个人感情来说，我非常恨他，也认为法庭会判他死刑。我承认，按现有法律，药家鑫如果被处以死刑，我毫无异议。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在喊杀的场面完全吓住我了。绝大多数人都不容置疑地在说，药家鑫必须死，喊出“药不死，法律死”的口号，当萧瀚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而被骂得狗血淋头，甚至受到激烈的人身攻击时，有人说，你们认为药不当死，如果真没死，就要夺你的命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话了。有几个学者出来谈宽恕，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恶事。为什么要讨伐干净，一个种子都不留，为什么不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为什么认为持不同意见便是得了好处呢？至少我相信萧瀚，同时也知道自己是没有收受任何钱财，或被人指使的。为什么不能够坐下来交流，也是基于这些考虑，我说“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
我当然知道这个时候，站在民意的对立面表达意味着某种危险。但我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另一种危险，这让我不得不出来说话。就像后来有留言给我的，如果知识分子说的话，都和老百姓一样，要知识分子做什么。通常的讨论，是抛砖引玉，我是抛砖引砖，抛砖引刀。有人说，熊培云家要盖房子，所以“草船借砖”来了。这砖运不回家，我和船都先沉了。这些天，我受到的攻击，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而且，这场谩骂让我进退两难，进退失据。一方面，我上网十几年，很节制，被人骂的这一关早就过了，从不对网友报以恶意，同时也看到了这些人，是推动进步的力量。过去别人骂我，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愚蠢。而这次，骂得我很心痛。因为骂我的人，不管多激烈，我还是认为他们是有良心的人。包括前几天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我的一个感觉是，当良知（道德激情）与理性争辩时，良知（道德激情）总是会占上风。因为坚持理性的人，无时不受来自自身的感性的折磨。
而且，让我内心充满了矛盾。从感性的角度来说，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个农妇，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被一个公子哥开车撞了，而且还被连捅了八刀，如果大家还不愤怒，还不起来声讨，那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说那些希望法律能判处药家鑫死刑的人，是中国的良心。这说明中国人没有麻木，还有正义感。而且，就出身而言，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知道底层社会的所有艰辛。我的祖母便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病死在故乡的山坡上，当时我孤独的父亲用板车推着她。这是我一生的痛。十多年前，我在央视315晚会看到某个地方的农民被人骗买了些假种子，结果颗粒无收。当时是在女朋友家里，眼泪夺眶而出，我也夺门而出，怕失态，我受不了了，于是下楼，躲在一个自行车篷里，大哭了好久。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将假种子卖给农民，骗他们满怀希望劳作，却又颗粒无收更恶毒的了。我想，这样的情感，同样可以放在张妙身上。我不太爱说自己的私事，在此只是想强调，就良心而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差不多。
只不过，生活的磨砺，理性的成长让我慢慢节制了眼泪，我不再是二十岁的青年。我曾经说，哭泣，是我活着的证据。但我同样相信，理性，独立的思考，证明我的存在。我们这个国家，多大的苦难，最后都是哭泣一场，一了百了。然后等着下一场哭泣。我不相信“多难兴邦，眼泪救国”，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必须咽进自己的眼泪，保持目光明亮，也不要被一场痛哭消磨了斗志。像汶川地震一样，大家抱头痛哭一场，作鸟兽散，街市依旧太平。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出台一个关于确保中小学校舍建设安全的法律呢？没有。哭完了，这个悲剧，这个公共事件也就过去了。
（本文选自作者2011年4月18日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演讲。熊培云，1973年生，学者，评论家，祖籍江西。著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