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秋雨这些年明显减少了公众性活动的社会参与。除了不断再版的那几本人们熟知的散文，以及寥寥可数的文化讲座，基本上很难再看到他的身影，说他基本隐退也不为过。不久前在广东曾和几位素质不低的朋友闲聊时提及余秋雨，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当时说：“余秋雨作为一位大师，任何程度上的隐退都是一种不恰当的行为，因为他不只是他自己，而属于这个社会。他或许曾受过不小的社会伤害，但他无权选择逃避。这是一种文化担当。”几位朋友深有感悟颇为认同。这其中包含着我们对余秋雨能进一步参与公众的一种内心期盼。其中一位上市公司的法务主任对我说，希望你以后有时间也能写几篇文章，评议一下余秋雨。

　　这几位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十分敬重余秋雨大师的人。

　　评议余秋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余秋雨在太多方面都过于深厚，尤其是艺术理论和文学创作、文化认识上的高超造诣，我们常常连靠近都十分困难，所以，更多时候，我们只能谛听，只能揣摩，然后，只能仰望，只能追随。即便这样，我也一直都小心翼翼。相信我的那些朋友们也是。小心翼翼，那是出于一种对理性和才华的高度敬畏。也是一种出于自我向外张望的人性需要。而评议，则更得如此。以余秋雨的文字运用能力，在他面前，你一动用文字就会觉得自己相形见绌，好不惭愧。最后，剩下的还只能是仰望和追随。最为麻烦的是，关于余秋雨的声音太多，你只要想评议总会被万千的嘈杂干扰，万千篇幅都显得不足，然后你无从下笔。

　　除了不久前参加了台湾一个有关于《福居山春图》的文化演讲外，余秋雨大师前几天又在吉林做了一个题为“文化力量与企业家人格”的演讲，而演讲把以谣言泛滥的民粹文化作为了首要揭露和批判的对象，同时兼顾批了一下网络。随之而来，余秋雨就像他批判谣言一样，自己又成了很多人的攻击对象。批来批去，这些攻击无外乎总是归结为两个问句：人格人格人格，余秋雨你哪有人格？文化文化文化，你说的都算哪门子文化？

　　总而言之，你余秋雨最津津乐道的，恰恰是你所没有的，当然，也就是最没有资格高谈阔论的。这是一种典型的针锋相对。

　　在本次演讲中，余秋雨指出，网上发言不等于民意；民意不等于民心；民心不等于真理。说“民粹文化严重损坏了理性文化。”又说：“我们现在有助长谣言的气氛，辟谣了中国人还觉得遗憾，这是我们人格中的缺憾……现在因为网络，问题变得更严重了。”“谣言对官员、企业家的伤害特别大。”

　　我无意于就具体的问题展开论述，但余秋雨就诸如上述本次演讲的一些论调其实也并没有错。网上发言作为一种情绪消费和娱乐化的一面确实日趋严重，并不是所有的网上发言都是真实的民意。民意和民心之间当然客观地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而民心之于真理，这个颇具终结性意义的问题，一直在关于民主的问题上具有恒久的探索意义。睿智博学的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坚守真理而死于民心和以这个民心为基础的五百人公民大会的一致通过的投票表决？你能说苏格拉底之死，是真理对他的处决？

　　而关于谣言，我个人觉得余秋雨依然没有说错什么。虽然有不少攻击者指出，正是网上的信息爆料让民众获得了一些可能被刻意掩埋的真实信息，尤其是对一些贪官污吏违法行径的揭露，使这个社会多了一点真实和正义。听起来有理，但实际上攻击者在这里偷换了概念，因为余秋雨批判的是真正的谣言，而不是网上的信息爆料。虽然“谣言对官员、企业家的伤害特别大。”听起来让人觉得有献媚之嫌，但实际上，谣言对谁都颇具杀伤力，而官员和企业家作为有特殊地位的人群，伤害相对特别大也是非常客观的。

　　但是，余秋雨的如此种种言论，当然逃脱不了那些握有辩证法杀手锏的热衷于攻击他的人。网上发言不等于民意，但是否能一定程度地体现民意，你认识何在？民意不是民心，难道违背民意才是民心，你立场何在？民心不是真理，难道与民心相悖的官僚之心、特权之心才是真理，你居心何在？如此一推论，你说你有多轻佻与傲慢，你有多媚俗与虚伪，你有多无耻与卑鄙！

　　-----难怪去年在网友制作的火极一时的“中国百位人渣排行榜”上，你赫然在列。

　　。。。。。。。

　　余秋雨还在演讲中又一次提到了被很多人信以为真的诈捐、离婚、病逝等谣言对自己的伤害。那么，又多了一条罪名---要么是那么坚韧地毫无胸怀，要么是那么恒久地欺瞒成性。

　　呸！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借用批判的名义攻击余秋雨，在中国社会早已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

　　二

　　评议余秋雨，我内心总是会充满着一种悲哀的情绪。

　　尽管我认为基于一种文化担当，余秋雨不应该离开公众视野，而应该把一种文化坚守作为己任，在社会文化的暗区里去点亮一个又一个亮点，以回报那些信任他敬重他的社会成员，回报他所在的基于时代的历史坐标和理性坐标，以及回报他自己的生命价值本体，但我对他有选择的归避和退却依然是理解的。

　　这种理解本身也是很好理解的。社会献身不代表应该承受无端伤害。谁都有权利去躲避那种足以造成其伤害的偏执、混乱和暗黑的文化暴力侵袭。这就像医生有义务急着进入疫区治病救人，你却不能连让医生配搭防护措施的条件都不给。而如果根本上就是怀着邪恶用心，有意传染给医生想置医生于死地，那这种防护措施则更为必要。

　　但问题更深的一面在于，我想，就余秋雨大师的智慧和格局而言，他应该不可能认识不到他作为一个大师级文化学者的社会担当。从余秋雨一些公众演讲的主题偏向和经常关注的问题，似乎可以看的到，余秋雨一定程度的退避很可能是基于一种对当下时代文化状况的整体失望、甚至一丝绝望的畏惧。文人虽然常常比那些驰骋沙场的将军还要强悍，但同时往往因高度的敏锐性也十分地脆弱。于是我们看到，多少悍将屈服了，而那些孱弱的文生依然将头高高地抬起。而当金戈铁马下的粗犷响彻天地时，另一个角落里，却是两行酸涩而滚烫的泪水。所以，文化人更应该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甚至更应该受到保护和维护，。

　　因此，很可能不是余秋雨不担当，而是余认识到这种以担当名义的付出，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你比如余最初在《文化苦旅》里呼唤的文化良知，到今天，还能找到多少现实的存在。早十年虽然良知的匮乏也是社会的一个问题所在，但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伪学术蔓延，践踏道德行径的泛滥。文化领域里，学术造假，沽名钓誉，性贿赂、潜规则，甚至还有学校校长奸淫幼女等等；而社会上的其他各个领域，更都是乱成什么样子了。物欲，拜金，享乐主义，集中借助自由主义、个体主义以及多元主义、平等主义的误区全面风靡社会的每个角落，挑战人类的整体理性极限。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活着方式的权利，也都只是在为自己活着，每个人都不在他人之下，于是，街头碰到摔倒的老人，人群可以为了避免麻烦而照旧行色匆匆不理不问；每个人都可以高调昭显“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行为生态，甚至还有人觉得，即便选择邪恶与丑陋，与你选择善良与美，不都是一种主体性存在的权利，又有何异？

　　这就是真真实实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尽管智慧如余秋雨，他肯定也感到迷惑与不解。整天为文化呼喊和奔波，为何社会文化偏偏衰落至此。作为文化学者，或者，没有谁比余秋雨对需要提高社会民众的整体文化认识水平和高度体会更为深切，感到焦灼而疲惫。

　　而那些热衷于对余秋雨的攻击者们，作为这种文化状况的表现之一，同样是一种典型。甚至更为典型。如上所述，这里已包含着一种针锋相对的意味。

　　其实，当无知者因无知而无畏，那么，无耻便可以登堂入室，组合成一种暗黑，铺陈成一种文化，借用理性的名义将箭阴嗖嗖地射出---那么，那些站在前排的有成就的公众人物，肯定最先倒地。而人类文化思想史上，最能说明这一遭遇的典型人物，是法国大思想家卢梭。尽管后来有人调侃认为卢梭晚年简直就是患了“被迫害妄想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人想迫害他。但这种说法分明对卢梭很不公平。一个大思想家遭受如此境遇，那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暗黑文化，是理性文化的一种敌对。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对理性文化进行纠缠，撕咬，破坏，直到自己奄奄一息。它羡慕光亮，但又自知无力光亮，便以黑暗为本色，嫉妒光亮，拒绝光亮。想把整个世界拉黑。

　　但终归它的本性不外乎就是一种对理性的认识蔑视，对无耻的道德麻木，而这种蔑视和麻木的根基，依然是无知。恰恰是理性能力的极端底下和匮乏所致。

　　从石一歌的历史罪孽批判，到文学作品的咬文爵字的文史错误批判，到余含泪、诈捐门的道德批判，然后进一步升级，到媚俗、虚伪、轻佻傲慢、矫揉造作，甚至再到没人格、人渣人格批判等等等，余秋雨一路走来，因巨大的声誉和特殊的社会地位，首当其冲地在这暗黑文化的油锅里被翻来覆去地，炸了又炸。

　　中国社会，就整体文化格局而言，绝不能长期容下余秋雨这样的人。但这不是余秋雨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的错。或者也不是这个时代的错，而是两相交错？社会给了他认可，地位和声誉，然后社会再通过不认可，绝不允许他长期配戴这种地位和声誉。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民心和民意。

　　就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而言，说是反理性，倒也言过其实。最起码，不管是社会上的哪个人群，还有把控自身现实生存际遇的理性。在余秋雨早年的学术著作中，总是把未来交付给民间，对民间抱有极大的期许。不管是《中国戏剧史》还是《艺术创造工程》，这一点都殊途同归。《中国戏剧史》更是以“生机在民间”结尾，而《艺术创造工程》也在以突出个体性和多元化为终结。对照自身的遭遇，我想，今时今日余秋雨对这一点的认识可能会大不相同。尤其是今日，在以法治为理性核心的市民社会中，民间已经不再是以往那样一个狭窄的特定化的群体。这就像我之前在诸多文章中指出的，在法律面前，谁都是普通人，也都是民间的一个份子。享有官位时，刘志军和雷政富，包括即将登场的薄熙来，当然不属于民间，但当他站到被告席上，当他们躺在女人的床上，他们又于民间群体何异？我想，某种程度上，连民间都不愿意接待他们，而想着把他们驱逐出去。

　　连他们都这样，我们还怎么好意思要求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众背负那么沉重的理性期许？

　　在我看来，余秋雨之所以遭到抵触和攻击，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产物。要求在艰难中生存跋涉的老百姓理性理性，文化文化，那么这帮人的理性和文化去哪里了？

　　我觉得，更需要理性和文化讲授的，正是这些人。

　　噫。

　　三

　　但，我们依然没有任何理由无端地攻击余秋雨。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一个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不断跋涉的人，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不是他的错。不管学术角度还是文学创造角度，他依然堪称大师。

　　余秋雨之所以堪称大师，在我看来，是他有能力从整体上对时代特质进行的宏观把握，又能深入地揭示各种文化现象。不管是否完全正确，但至少能带来开启理性高坡山门上的一把把钥匙。这都需要颇高的理性能力—即大师级的理性能力。而人与人的精神等级的差别，就在这种理性能力的高低之上。但正因如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和世俗产生隔阂。所以对世俗层面而言，对他，无疑会从对他基于高度的膜拜，走向对他深感玄虚空洞的厌倦。这就好比初遇生猛海鲜自然甚为惊艳，但吃多了，自然厌倦，更乐于去选择那些粗粮。

　　不过，选择粗粮没有错，因为粗粮依然不乏营养；但拒绝高度，却是一种对理性的轻视，它的实在化和运行，走向的便是一种以无知为基调的暗黑文化。

　　歌德说，尽管蔑视理性，蔑视这人世界最高贵的才华，这样你就必将委身于恶魔，结果必致沦丧。这是贯彻整部《浮士德》最为核心的一句话，而究其本质，不过是一场理性和反理性之间的战役。

　　理性终归是人类最高贵的所在，无知的根本定性，终归不应该是无畏，而是无耻。

　　如果我们还向往光亮，敬畏理性，向往高度，我们终究要做的，不是去抵触余秋雨，而是给以厚爱。可以批判，但不要攻击。

　　当然，我并没有说，你没有不能选择无知、选择无耻、选择暗黑文化，甚至选择沦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