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7月22日一篇题为《一线城市舆论鞭挞县镇政府成趋势》的社评试图从地区差异的角度为临武官员们的行动做出解释，“舆论热点事件大多发生在县、镇级的基层，那里的政府管理水平达不到一线城市的要求，不仅社会文明与一线城市有差距，干部队伍见的世面和综合能力也都有不少欠缺”，《环球时报》评论员直面城乡二元话题时充满勇气，但在这种勇气背后，一种潜藏的话语暴力昭然若揭——中国基层的问题岂是你们一线城市舆论所能了解的？
《环球时报》是否真的了解中国基层笔者不置可否，但被城管暴力执法拒之于城镇化福祉门外的邓正加们恰恰是被忽视的基层主体。无疑，以人为本观念的践行，绝不能以其所处地域及政策环境而设置不同的实现标准，任何人、任何媒体对公共事务具有建设性的置评更无论如何不应被打入所谓“想得简单”之另册。
诚如其文中所言——“互联网舆论在把中国当成一个道义上的整体”，脱离了社会公序良俗制约甚至公然践踏法律的涉事城管及其主管机构，必须接受媒体的监督，这一公义也绝不会因被监督者的地域、政策环境而有所区别。
不仅如此，《环球时报》认为的“舆论照顾基层小城镇的‘现实落后’几乎没有可能”，言语间似乎透露着舆论对复杂中国认识不足的惋惜，但是，既然有勇气承认“现实落后”，那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建设性意见，而要顽固地恪守偏狭的治理观念呢？诚然，《环球时报》文中介绍了“小马拉大车”、“等级社会”等等尴尬的现状，但笔者相信，解决制度性问题靠的绝不是打着“因地制宜”的幌子去墨守作恶之成规，而是真正有胆识跳出窠臼，用开放的姿态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使治理水平尽快满足基层群众的现实需求。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只要进行了有价值的参与，就应当获得尊重，而不应得到恶评。
延续着舆论将中国当做道义上的整体的逻辑，社评中论定“不管基层政府做得到做不到，它们都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推陈出新，这是舆论的天性”。对此，笔者不得不指出其中的谬误，“中国”这一概念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整体，绝不会在面对世界时便为“中国”，在面对本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诉求时就化身成无数基层县镇组成的“邦联”，因此，如果基层政府连控制公务人员在执法中不至剥夺自己人民生命的基本要求都做不到，再与“中国”的整体道义捆绑，无疑只能令所有中国人蒙羞。
就此而言，舆论的要求绝对不是什么推陈出新，只是保障人民生存权的底线需求而已。而作为舆论的组成部分，《环球时报》能够作出如此突破底线的论断，足见其至今未能摆脱工具理性的掣肘。
而工具理性在当下中国所造成的最大灾难恰是对人的忽视，笔者不能理解，出于善意的媒体建议缘何会被解释成不利于基层问题解决的障碍？难道一线城市舆论不关注、不置评，邓正加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在这个传媒爆炸的时代，笔者始终相信媒体对公共事务参与的重要性，亦不会对这种参与发出丝毫“理想化”的嗤笑，同样，在逝者及其他正在承受不公正待遇的同胞面前，作恶害命的不是一线城市舆论，更不是居于其中的各路媒体，而是至今仍然四处招摇，张着血盆大口寻租作恶且尚未被关进笼子的权力。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