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古代君子的人格理想，要人们坚守自己的独立价值，不被威权恐吓，也不被利益腐蚀。要达到这个境界，很难，不然这句话就不会被写出来。顺便说一句，写在孔孟书里的那些教诲，多为高难度动作，不管读起来多么简单平易。可见古圣人的确洞悉人心，提前写了一份挑战人性之内容清单。
对文人更是如此，文人对自己常有许多崇高美好的自我设定，然而一遇压力或诱惑很容易见风使舵，尤其当对方懂得恩威并施时，文人们大多俯首帖耳。一个/一群文人只有面对另一个/一群文人斗嘴打笔仗的时候，才是不屈不挠的，这个在学院里被称为思想史。不可否认高端龙门阵很有观赏性，虽然事后想想，有很多挺没意思。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知识界一派剑拔弩张之象。有人看不惯白话文，比如章士钊，就写了一篇小文，说古文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例如“二桃杀三士”，节奏多美，换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不伦不类，寒碜死人。
这下悲催了。要知道新派阵营里也尽是受私塾教育出来的人物，“二桃杀三士”不就是《晏子春秋》里的典故吗？鲁迅说“抄书太讨厌”，但为了反驳章行严，还是抄了一大段书，大意为：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勇力过人，都是齐景公的手下。有一次，国相晏子经过三人面前，没一个起立打招呼。晏子很生气，他跟齐景公说：“这仨人反了，该请他们吃桃子了。”齐景公如其所言，给三人送了两个桃子。
三个人只有两只桃子，景公说，功劳大的才有桃吃。公孙接仰天长叹：“晏子果然是技术宅，我们哥儿仨都让你算计了！现在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也只能当仁不让，我和野猪老虎都PK过，吃个桃子没问题吧？”田开疆说：“我单枪匹马就吓退了千军万马，另一个桃子归我没人有意见吧？”古冶子说：“想当年我给国君做贴身保镖，过黄河时杀水怪救了国君的命，这功劳没人能比吧，你们俩还不把桃子放下？”“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引经据典，终于才说到重点：“三士”的工作是打仗保镖斗怪兽，明明是勇士，根本不是“读书人”，你的古文水平也不怎么样嘛，别再攻击白话文了！“硬伤”，是读书人心中永远的痛，就算你是孤桐先生这样的厉害人物，也难免被人抓到硬伤。想避免硬伤，大概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对一切都笑而不语。同情理解地看这件事吧——“士”作为文士比作为勇士的语境要多得多。勇士不会发牢骚，只有文人会，才子们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感叹苍天啊大地啊他们好坏啊我好命苦啊。吟唱“二桃杀三士”有个曲式叫《梁父吟》，也是读书人发牢骚的专用格式。
据说，这个故事还有番外。三士横尸在地，使者回复景公：“都死透了。”景公下令以士礼安葬，称“三士冢”，墓碑上刻上六个字：“好基友一辈子”。吊唁时，景公在墓前说了一句话：“做人要低调。”晏子也在墓前说了一句话：“我不爽你们很久了知不知道？”三勇士历经多少重大阵仗，结果为争二桃而死，听上去荒诞，实则令人惋惜。正因为二桃无足争，争桃而死，只因为那是君王所赐之荣誉。争强好胜本是人之天性，以一己之力而出人头地者，没有一点儿好胜心是难以想像的。三勇士之死始之以好胜，继之以自省，终之以惭愧，知耻为勇，谁能说他们死得无谓呢？
晏子的想法很符合领导的观念，三个马仔，敢对我不敬，没大没小，还不是“危国之器”么？从这个故事里也可以看出，华夏整人文化源远流长，精髓在于不能亲自动手，而是放好诱饵，让他们自己相争相杀。难怪孤桐先生意识混乱，只因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的事，一直在不停地发生着。只不过桃子不再是单纯的桃子，君王所赐的荣誉，一定要伴随着实际利益才有争的价值。读书人也不是古代的勇士，争到手桃子的绝不会放下，没有反省，更无惭愧。
事实上，对读书人来说，大同世界里物质极大丰富的理想并不适用。吃饱喝足后，他们或者发生巨大的形而上空虚，要死要活，或者吐槽现实，不满当局。一旦资源有限，身无一技之长又极爱得瑟的读书人马上就会消停，排队等着当权者来赏识，面对窘境不改其乐的人极少，坚信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也不多，如何竞争过同侪，拿到资源，是很现实很有技术含量的问题。
我泱泱大国既不缺人，更不缺驭人术，而且早已超越技术升格为艺术。体制总是最聪明的，虽然不差钱，也要看个乐儿，对付读书人的方式就像马戏团训猴子：你可以得到桃子，只要完成规定动作。所以，在发给一个高等研究机构的重点研究课题项目清单上，还有“论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这类题目呢，是的，你并没有穿越，这些桃子都价值不菲，不是资深猴子还摘不到。
后来，可能有人觉得猴子们太容易得到桃子，没看点。先前提到的高等研究机构就弄了一个“怀旧工程”，把桃子的数量加倍，但必须有20%的猴子得不到桃子。当你知道工资卡上的数字有可能翻倍但是有20%的几率你只能眼巴巴看着同僚翻倍的时候你会又兴奋又紧张。这事最直接的结果之一是极大提升了本来就财大气粗的职能部门的猴子们的存在感，因为在这个文无第一的行当里，最终会由他们来勾选谁是那20%的倒霉蛋。结果之二是多了不少公开信匿名信，论证自己比别的猴子更有资格得到桃子。
这世界上有两件最费心耗时的事，一是琢磨怎么拿到桃子，二是琢磨怎么吃掉桃子。20%的不幸猴子会觉得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更糟的是成了猴群中的失败者，强烈的挫败感弄不好还会伴随抑郁症。80%的幸运猴子则有更多的机会飞来飞去，吃饭请客，求田问舍，当然，也必须更卖力地做课题，表明自己没有白拿桃子。总之，所有猴子都在自己的世界里，为了桃子，默默地、执着地、很累地、折腾着。
是什么造成腐化？利益。是什么造成分化？既得利益。虽然发放到猴群中的利益跟马戏团管理者的利益想比，是微乎其微的。即使100%的猴子都觉得自己可能是被当猴耍了，但毫无疑问，总会有大多数——80%的猴子会满意地投赞成票，因为，一定会出台一份条分缕析的成文制度来给猴子们分级，让桃子的分配有理有据，成为制度。80%的猴子很快也会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觉得自己真的至少是比那20%的猴子有能力，于是皆大欢喜，这个做法是深入猴心的。
胜出的猴子也可能是有能力的。有问题的不是猴子或者桃子，而是发桃子的方式。一种分配制度应该能有效减少运气的随机性，而不是建立复杂的规章和流程只为了让运气看上去跟真事儿似的。偏偏运气这件事历来不被正人君子正视，觉得成功全凭实力，跟运气无关，不然就是投机。
而那些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的人，更别指望他们透露自己的运气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都忙着把自己包装成勤奋的天才、正义的使者、一尘不染的出水芙蓉或悲天悯人的圣徒，把自己的成功解释为天降大任。有个叫MichaelMonroeLewis的畅销书作家去年在他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番对运气的切身之谈，Lewis肯定地说成功人士都离不开运气，且都不肯承认运气的存在，但运气确实经常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实运气和桃子一样，完全是个好东西，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好好对待。Lewis的演讲谈到伯克利大学心理学系为了分析人们对运气的态度专门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一些在校大学生，三个男生或三个女生分成一组，每组随机指定一名组长，让他们在独立的房间里讨论给定的问题。半个小时后，茶歇送来了，每组都有四块饼干。三个人分四块饼干，多出来的一块归谁呢？作为试验对象的学生们大概把注意力都放在刚才的讨论上了，没想到这多出来的一块饼干才是这次实验的终极目的。
每一组的结果都惊人地吻合，被指定的组长吃了自己分内的饼干，还吃了多出来的一块，而且吃相十分豪放。而每位组长之所以成为组长，完全是个概率事件，也没比别人承担更多的工作，单单被指定为组长这件事，就让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吃那多出来的一块饼干。
这就是人们对运气的态度——认为理所应当。一旦被安排在什么重要位置上，哪怕全凭运气，也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该拿的比别人多。在毕业典礼这样喜庆的场合里，Lewis很讨巧地把即将走出校门的常青藤骄子作为少数幸运儿、未来的社会精英，告诫大家要记得自己的责任，最后还引出“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的总统训示来。
这段演讲最有趣的启示仍是那多出来的一块饼干。在这个实验里并没有人分配饼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组长们不约而同地吃了多出来的饼干，多少揭示了人类行为背后的心理定势。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每个人得到多少饼干是由制度分配的，多出来的那一块饼干，恰恰是体制最强悍最具优越性的地方——它有极多的资源可以分配给自己的宠儿，这块饼干也恰恰是人们争相谄媚于体制的源动力，包括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文人。
在饼干的故事中，得到多余饼干的是三分之一，Lewis把这幸运的少数人定位为CEO、总裁、领导这类富人群体，号召他们为了自己的健康和良心，不要吞下这多余的一块饼干，这故事再往下发展难免有点空想社会主义的味道，让人看不到什么可能性。何况人人都有从众心理，得到自己的一块饼干也就满足了。桃子的故事则紧迫得多，得不到桃子的是三分之一，这个分配方式直击人类最深的恐惧，怕被孤立，更何况这不是高处不胜寒的那种孤立，而是成为不走运的少数人。运气，这实在是一种很厚道的说法。在力争不成为这部分倒霉蛋的过程中，读书人大多是表现不出什么勇气和尊严的，只会一再刷下限，造成一系列思想史学术史都不会书写的奇观，这大概是桃子的故事比饼干的故事更残酷的原因吧。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