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火了。他是出色的调查记者，但这次“火”，却不是因为报道，而是因为在微博上实名举报贪腐高官。
记者一般很难通过这样的方式“火”，调查记者更是。在新闻发生后，调查记者潜入事件发生地，在与各路新闻阻击者的斗智斗勇中，耗费心神，拼接事实线索，试图接近真相，并予以报道，这是他或她最基本的职责。而报道之后，纵使引起轰动，但记者姓甚名谁，很难被大众记得。
“记者实名举报”是场跳楼秀？
罗昌平打破了这个状况，在刘铁男“倒下”之后，他一度成了媒体报道的中心。舆论迅速转移到讨论“公民微博反腐”的意义。有主流媒体称这是“公民反腐的胜利”，好像中国公民突然掌握了新的反腐利器，甚至可以拉副部级官员“下马”了。而清醒如罗昌平，当日就有回应：“仅是个案突破，并无制度贡献”。作为当事者，这话直刺事件本真。再想想此前，在他举报之后的一个多月内，刘铁男种种高调亮相，举报能否有结果，其间黑匣子中的权力如何博弈，又让人产生多少担心？
这真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媒体人的角色艰难与处境之尴尬，借“记者实名举报”一事，颇堪玩味。
试想一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记者可会这样高调成为举报的主体？在媒体真正成为“公器”的社会，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传递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真相，其间纵使有与公权人员相关的“举报”，也是体现在调查与报道的工作之中。
就举报本身而言，一定是有风险的。一方面举报人本身可能遭遇生命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被举报人也可能被“误伤”。而且，高调的举报，可能造成证据的隐匿灭失，并不利于案件的侦破。然而，当事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资深的媒体人举报？作为关心公共利益的媒体人，为什么又会选择通过自媒体来“高调反腐”？这其间，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换言之，一定是我们的反腐路径不正常，才出现这样非制度性的带太多偶然色彩的“举报”。一位朋友说的好玩，某种意义上，记者实名举报和民工“跳楼”是一个性质，首先是因正常路径不通畅，故而先求助于大众的关注和同情。当罗昌平在键盘上敲下140个字，接连发出3条举报微博时，他已把自己置身于公众的注视之下。他将自己悬于高高的舆论“塔吊”之上，给那些掌握“反腐利器”的大佬们出了个难题。正如讨要公钱的民工，为了一个正当的利益，要拿生命做出赌注，摆出鱼死网破的姿态。我们能指望，这样的反腐成为“常态”吗？若止步于此，匆忙欢呼“公民反腐”的胜利，那一定是别有用心地转换此时代的真问题。
还有一个悖论。身为记者的罗昌平，首先是一个公民。可以说，他的举报是基于公民的身份，然而，举报过程中又不得不“高调”于媒体人的身份。媒体人最重要的职业要求是客观与平衡，“举报”明显的倾向性，又如何与记者的身份剥离？
然而，这个时代的角色错位是如此明显。辽宁盘锦枪案，记者遭遇“禁令”，多位有责任感的律师赶赴现场，并进行微博播报，有人说，这已经是一个“律师现场报道、取代记者的时代”。
“一个不想做现场报道的律师不是一个好记者”，在角色谬误之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权力暧昧，规则不清，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还是普通公民，要在混沌中寻找一条真相的路，是如此艰难。职业角色原本恪守的边界，出于形势，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有时不得不无奈地被打破。
时下，媒体人希望自己能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成为真正冷静的叙述者，却又常常无法回避，热切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
邓飞发起“免费午餐”之后，他其实已成为一个公益人，而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媒体人。试想，基于客观与中立的要求，他还能报道自己的公益活动吗？他面对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还能保持记者的独立和客观吗。
罗昌平的举报，是以公民身份出发。然而，他必须深刻广泛地利用自己的媒体人的身份，他注定不只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在“战斗”。
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给无数孩子带来帮助。罗昌平高调微博反腐，最终给刘铁男的倒台加上了一把柴火。
不拒绝温度，是为了未来的规则与边界
这一切，或许都可看作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媒体人，在这个时代，仅仅做记录，或许已经不够。在这样一个边界无法厘清、规则尚未建立的时刻，媒体人做的这一切，正是为了最终能建立规则，厘清自己行为的边界。
不管是邓飞，还是罗昌平，一定并非媒体人中的常态。我们不能指望媒体界的“英雄”，还是要有更多的媒体人，兢兢业业，以记录为己任，尽量冷静地表达，来记录下周遭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真相是如此重要，最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本质的问题，来建构正常的社会。 但是，同样的，当那些格外有勇气，才华的人，包括记者，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放在了时代的车轮面前时候，我们又无法拒绝“人情”。
当“重庆模式”备受欢呼时，记者杨海鹏以一己之力，在微博上就李庄案说话时，他已不纯粹是一个媒体人。就如李庄案之后，陕西律师房立刚说：“中国律师界欠杨海鹏一个人情。”
记者陈宝成，在自己的家乡维权，用自己的身体书写乡村的历史。从记者伦理上来说，他自己或许我们都有一丝疑问，然而，我依然在微博上声援他，向他致敬。这不仅仅是因为同行之间的悯恤之情。
是的，我们需要制度，不需要人情，可我们又怎能拒绝这样热气腾腾的人情？这是媒体人对这个时代怀有的赤子之心。
在规则尚未建全的土地上，我们裸露身体，我们付出我们自己。然而，这一切，终非正常，最终，一个真正建全了规则、厘清了边界的社会，才可能是我们行动的指向。
作者系著名调查记者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