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一些老板委员“钱是很多，但不懂议政”，这是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的一个说法。这算是批评，但话是在广州市工商联检查工作时讲的，大概也确实算是爱护。

    接着有寄语，“不单是挣大钱，还要有水平”。水平，当然指议政水平，而非赚大钱的水平。赚大钱的水平，工商联出身的委员，应该算是够了；就像运动员委员跑步的水平够了，演艺委员演艺水平够了，专家委员知识是够了一样；而议政水平，都有够不够的问题。

    这样一讲，好像官员的议政水平就必然地“够了”一样。但也只是猜测，没有确切资料。我想，官员对“政治”两个字应该是弦绷得很紧的，估计也只有这两个字还有一点让官员头皮紧张的功能：“政治高度”、“政治敏感”、“政治觉悟”、“政治意识”、“政治问题”，都意味着性质上非同一般。

    但这些是不是议政中的政事，还是另一回事。一般地说，政治就是公众之事，中国语境下，“政治”说的却可能是立场、观点、思想、原则的正确与错误。所以从政的人、走仕途的人，虽然大多能够“讲政治”，也因为各有权力，能够决定公共生活，但是不是能有水平地商议公共事务，也说不清。

    议政上不能表现出水平，有可能是“不懂”，也有可能是“不敢”或者“不愿”。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利益有感受和判断，任何人至少议起与自己有关的政事来，不可能“不懂”，再无议政水平的人，也不可能议出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政策。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几乎每天都会“议政”，但未必有机会议到人大、政协或者报纸上去。在报纸上议政是个人性的，与个人的写作和认知能力有关，但实际上未必如此。人大和政协，议政议得如何，与代表或委员的身份由何获得有关，直言之，就是与代表性有关。代表或委员之产生，来自于选举，则代表性清晰可见；来自于选拔，代表性就不清晰。

    敢不敢议政成为一个问题，潜在的意味是“议政有风险，言论须谨慎”，特色民主制度被赋予“风险”色彩，值得刨根问底。不过，如果代表委员来自于竞争性选举，往往也由不得他敢与不敢。而指定的身份则不然，多数情况下他将服从于指定者的意志。愿不愿议政，既与敢不敢相关，也与个人兴趣相关。探险家是很少的，是人都知道“惹不起躲得起”。但不愿议政也有可能是被指定的人根本没有议政的愿望。挑没兴趣的人去议政，他不议，完全不是他的错。如果是竞争性选举，他可能根本不会参与竞争。

    某种程度上，一个产生于荣誉选拔的人员，将议政席位视为单纯的荣誉职务，势必难以改变，而且这种情况下议政机构也将被视为荣誉机构。以为议政席位靠选拔，却能够通过“使命感学习”而产生选举所带来的议政能力、议政兴趣以及议政勇气（如果必要的话），恐怕不现实。

    既然是一种代表官方肯定的荣誉，议政席位通过“派位”来发放，或者变成买卖（包括金钱交换、知识沽售或者人格交易），就都很正常了。谁不喜欢荣誉加身呢，何况参加“荣民俱乐部”利益也不会小。像韶关老板朱思宜那样，1000万元买个全国人大代表，还姿态活跃，实在是不简单，但这是在履行代表职责，还是在充当自己的利益代表，表现荣誉感和表演欲，变政治舞台为免费的形象广告平台呢？谁说得清？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