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振华

    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之争像一部正在上演的豪门恩怨大片。大致的剧情是，大股东黄光裕欲改组董事会，招致公司目前管理层强力反弹。最新的进展是，黄光裕发表了一封致公司员工的公开信，打出了两张牌：其一是“道义牌”，指责公司现董事局主席陈晓背叛了大股东的“临危托付”，“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职业道德！践踏中国传统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其二是“民族牌”、“爱国牌”，指责陈晓欲“联手国外资本，妄图使国美电器这个来之不易的民族品牌沦为外资品牌！”将“国美电器”变为“美国电器”。

    国美的这点事，和寻常百姓真没啥关系，本可当成娱乐新闻来看。现代上市公司里出现这等事情，不足为奇，完全可以在公司治理框架下正常解决。但黄光裕的这份公开信，竟一下子把全体国民给裹挟进去了。

    就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表面上二者的纷争似乎是“路线之争”。黄光裕要贯彻的是跑马圈地、控制市场份额的战略，而现管理层执行的是提高资产收益率战略。这一分歧，不过是股东和管理层在经营策略上的技术性争论而已，自可在公司内部寻求妥协。但黄陈二人都是市场证明了的成功的创业企业家，想来双方都对自己的市场眼光极为自信，这就让双方几无妥协的余地。但这也并不要紧，总是可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来解决的。然而目前的股权结构，让双方都有“麻杆打狼——两头怕”的感觉，固然以黄光裕持股的比例，几乎胜算在握，但陈团队若能争取到足够机构股东的支持，倒也有战胜黄家族的可能。于是，双方为了争取中小股东的支持，试图在道义上压制对手，以赢得公众的道义支持，从而挟公众的道义支持对中小股东施以道德压力，是颇顺理成章的招法。

    但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黄家族是输了一着。黄对陈的指责，无外乎是责以私人道义，认定陈团队背叛了黄的殷殷相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私人道义高于公共伦理传统的社会里，黄的指责或可得到公众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是经不起考辩的。如今的国美，已是一家股权分散化的公众公司，管理层不应该只对大股东负责，而必须为所有股东负责；管理层之于黄家族，不应该是一种“私相授受”后的忠诚，不应该是“歃血为盟”式的江湖道义，而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信托关系。在公司内部，这呈现的是一种民事意义上的“公共”关系，为此，管理层应忠于所有股东，而不能仅仅只听命于一个强势的大股东。黄的指责，是将私己道义置于已然具有公共性的公司伦理之上了。反观陈团队的回应，一直在强调管理层必须为所有股东负责，这一立场可谓不偏不倚，较之黄家族，高下立判。勃兴于草莽之间的企业家们，何时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至于黄家族打出的“爱国牌”，更是不智之至。首先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美电器本身就是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企业，股东遍及全球。颇为搞笑的是，公开信所落款的大股东居然是一家注册于百慕大的企业，这等企业号召国人爱国，几让人忍俊不禁。

    这等乌龙且不去说了。黄家族打的这张“民族主义”牌，在当下的确还颇有市场。民族主义之于中国，算是一个“现代”话语。19世纪以前，中国并无所谓“民族”的概念，彼时国人秉持的是“中华居中”、四方皆下等夷人的观念，以我中华为惟一老大帝国。可是，西力东渐了，在“夷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国门之后，国人方明白原来老大帝国已经远远落伍于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了，这才有了“民族”自觉意识的兴起。于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就成了这个民族绵延百年、穿越时空的核心话语。在“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宏大诉求之下，“民族利益”这一说法遂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价值地位，并被与他族利益截然对立起来。在这一背景下，这些年来众多的商业事务中，有关的利益当事人，往往祭出“民族”这张大牌，把自己装扮成所谓“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来邀取民众的道义支持。三鹿事件中的众多奶粉企业，娃哈哈与达能之争，老板们就是这么干的。然而今日之中国，固已完全不同于百多年前的专制帝国；今天的国际商业往来，乃是任何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富强自己的必由之路；而今的国际商贸活动，皆遵循的是秉持多赢原则的举世公认的国际法规，与百多年前强国挟坚船利炮对弱国的掠夺行径有云泥之别。在这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体系之下，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之一乃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发展到今天，若仍然拿百多年前的眼光，把今天的跨国商务活动看成是鸦片战争式的经济入侵，是一种自虐式的弱国寡民心态。

    国美的这点事，就只与国美的股东有关，甚至与国美的员工都没啥关系。国美这家企业，就属于股东所有，与他人无丁点关系。纷争双方有事说事、有理说理即可，打“民族牌”，其实是一种试图利用民众情感，对民众进行道德绑架、道德愚弄的愚民伎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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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