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建

　　前段时间，有两个报道引起社会的一定关注：一是四川两农民工被疑为甲流，在回家的车上被同车人集体表决撵下车，二是四川一农民因征地补偿问题被村民集体表决取消其村民身份。这两个报道都与民主有关，但却让我感到，我们经常会把民主用错地方（以致给民主带来了不良声誉）。当然，我更感到遗憾的是，自《新青年》以来，“德先生”就成了20世纪中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但直到今天，我们对它的理解还是那么有隔膜、那么粗糙。

　　需要指出，这种隔膜和粗糙首先就来自《新青年》。比如，1919年元月号的《新青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一句话却把这么多概念汇在一起，这是民主的乱炖。德先生甫一出场，便出现了知识偏差。除了最后的政治外，其他孔教、礼法、贞节、伦理等俱与民主无关。民主不是万金油，一定要用在自己适用的地方，否则，可能导致民主的滥用。像上述集体投票的两个案例，虽是民主，但却是民主的错置。

　　民主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它的适用对象是而且首先是作为人类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民主的“主”即主权，民主的意思即主权在民。历史上的民主形态有两种，一是由人民直接行使主权，一是由人民以选举的方式推选出自己的代表行使主权。前者是古典民主，后者通常为现代民主。从古典到现代，作为主权的民主，以差额选举为其基本特征、以一人一票多数决为其基本原则，普适于整个世界。尽管有的国家离民主还很远，但它也不敢公然否定民主。因为惟有民主，才能成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

　　如果说民主从古希腊诞生那天起，就生根在国家政治领域；那么，大约20世纪以来，民主就不安分了，它开始从政治外延，由此也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有的地区和国家，政治上无民主可言，民主却不规则地反串在日常生活领域，这时德先生出岔子的可能性则更大。

　　1916年，美国学者杜威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后来，该观点应是经由胡适的阐发，便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扼要表述传扬开来，这是在政治民主之外的“生活民主”或“社会民主”。我曾经很欣赏这种观点，但现在却不得不对它小心翼翼。在我看来，古希腊正是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不分，方才导致民主对私人生活以及私人权利的侵犯，经典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因为不信城邦所信的神而被判以鸩刑。现代以来，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社会生活有其更加明显的区分，这大致就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如果说公共领域要民主，私人领域更重要的则是要自由。当民主一旦闯入自由的领地，那么，我们就必须警惕这位不速之客的德先生。

　　不要忘了，德先生是一位权力者。民主固然首先表现为你我他投票的权利，但这些选票一经汇拢，便摇身一变为权力。它甚至可以反噬举出它的你我他，如果没有给它加以限制的话。应该说，民主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就是政治民主，民主国家各级权力的选举尽管是多数决，但多数对少数却无以构成侵犯或直接侵犯。“生活民主”不然，这是它很容易发生问题的地方。因为生活领域中比民主更重要的“自由”，极有可能受到代表多数的德先生的侵犯。这里，自由（freedom）不妨是“弗小姐”（法国佬把它人格化为女神），当“弗小姐”遭遇“德先生”，此即权利遭遇权力。因为自由即是指权利免于受强制的那种状态，在此意义上，自由与权利可以互文。可以看到的是，以上两个事例的民主都不是政治民主，而是属于生活民主。流动的客车就是一个日常形态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不仅是两个农民工乘车的权利被集体投票所否决；同时也是我们的“弗小姐”受到了“德先生”的野蛮侵犯。这正像当年《新青年》所弘扬的民主一样荒诞，外在于政治范畴的贞节、伦理等，虽然因为“旧”在《新青年》那里成为一个问题，但无论这些问题有多大，都不能用民主的方式去对付。假如有女子讲贞节（这是她的自由）；那么，德先生如果能对付掉这女子的贞节，也就对付掉了这女子的自由。

　　让德先生回到它最该去而未能去的地方吧，那就是政治领域。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反对杜威与胡适的“生活民主”，此正如我坚决反对那个车厢里的民主投票。固然，生活民主可以成为政治民主的练习；但生活中的很多地方其实并不需要这位德先生。退而言，即使民主可以表现为多数决，即使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确实需要这个多数决；但一定要对这个多数加以限制。这个限制是法的限制，是保护少数权利不受侵犯的限制。否则，闯入生活领域的“德先生”，很容易对“弗小姐”动手动脚又动粗。由此可见，为保障我们的自由，在民主之外，有委实比它更重要的法治或宪政。如果我们在践履“生活民主”时，不忘法治的最高制约，开头那两个侵权性的民主投票就不可能在我们眼前发生。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