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瑛

　　“十七年来第一次，气候变化大会实行入场的限制管理。”

　　2009年12月7日，1200辆高耗油的豪华轿车、140架私人飞机云集丹麦小城，带领世界进入哥本哈根时间。

　　被疑似炸弹的可疑包裹耽搁了短暂时间后，驶向贝拉中心——联合国气候大会会场的地铁，像一台穿梭地球的机器——每停一站，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人群鱼贯而入。
　
　　地铁载着所有的人们驶向同一个目的地，同时，也驶向了对同一个话题的关注——如何应对气候变暖。

　　会场内，政治家们，在错综复杂的谈判桌上，等待对方翻开最后一张底牌；会场外，人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地，也因气候变化而改变。

　　一

　　会场内，设在代表团办公区的中国新闻中心，翻译侧身问，“需要翻译吗？”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点点头并小声说，“咱还真没见过这阵势。”

　　数十名中外记者，将这个只能容纳一二十人的房间挤满。“长枪短炮”严阵以待，让苏伟有些意外。这是他作为中国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首次公开亮相，并接受中外记者提问。

　　苏伟显然还有些不太适应，两个看似平淡的问题就几乎占去了采访环节所有的时间。没挤进来的记者只能懊悔地将录音笔和摄像机从一人半高的墙头伸了进来。

　　会场外，丹麦人托马斯刚刚与未婚妻告别，驱车近40分钟，来到了市政厅广场。托马斯是一名警察，在这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的职责是随时留意抗议示威的人群，市政厅广场，无疑是这些人的首选。

　　为了迎接气候大会，丹麦政府几天前将全国各地超过半数的近6，000名警察部署在了首都，准备工作甚至包括将郊区一座废弃仓库改为临时拘押中心，并改造了37个铁笼，可以关押350名闹事者。

　　“丹麦的小偷没有好日子过了，”托马斯打趣说。

　　二

　　会场内，一名斐济代表在谈到因海平面上升而面临消失危险的太平洋岛国时泪洒会场。
而另一场关于SBSTA（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全会刚刚过半，身旁的巴基斯坦代表轻轻打起了鼾。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谈及发达国家应该履行承诺时，略显激动地说，“他们一个也没有做到！”显然，这个语调惊醒了刚刚睡着的巴基斯坦代表。

　　重新拿起掉落在地上的文件，他接着阅读起手中那厚厚一叠文字。冗长的条款，枯燥的数字，不一会儿，又一阵鼾声传来。[NextPage]

　　会场外，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普通大学生李木子，和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同伴，站在贝拉地铁站人群必经的路口，敲起了“wake　up　cal”。每敲一段，他们会喊一句口号——“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决定。”

　　一共敲了三个小时，木子疲惫不堪，不过，“许多人跟我们竖大拇指，感觉真好。”

　　三

　　会场内，“他从哪个通道进来，”保安正被一位西方记者围住，打听奥巴马进入会场的路径，保安很无奈，摊开手说，“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一个年轻的丹麦志愿者女骇在一旁憧憬，“我一定要跟奥巴马合张影”。还没有到来的奥巴马，似乎已经在哥本哈根无处不在。

　　迎接这位美国总统的还有一具“自由女神”的雕像复制品，只是每隔几分钟，象征着污染的浓烟，就会从自由女神的火炬中冒出来。

　　会场外，46岁的泰斯正在一个街心公园，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挑选“圣诞树”。这几天，他小赚了一笔，以补贴拮据的生活，来自中国的几个记者租住在他那闲置在市中心的房子里。

　　泰斯目前最担心的是生存危机，而不是气候危机，经济萧条让曾在软件公司担任咨询顾问的泰斯过去半年里，基本上没什么活干。

　　对于气候变化谈判，“我只确定一点，”泰斯耸耸肩说，“那就是没人说真话！”

　　四

　　会场内，一场G77和中国的协调会正在进行。后排不知为何起了些许骚乱。保安半途将两个西方面孔的代表“请”了出去。

　　坐在一旁的泰国代表捂了捂嘴，故作夸张地说，“一定是发达国家派来监听的……”

　　会场外，中国企业家王石刚刚完成了一次环城的自行车之旅。准备工作似乎显得仓促，专业的头盔与女式车款的搭配，怎么也觉得有点不搭调。晚上，他要代表中国企业做一个宣言，簇拥在面前的媒体话筒标牌竟然有“娱乐”字样。“我减排了115公斤的二氧化碳，”就在几天前，王石和冯仑乘坐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气候专列”抵达哥本哈根。

　　在那趟专列上，王石认真地在一百多幅孩子们的环保画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冯仑则放言：他有个梦想——一个平均高度达400米的“立体城市”，只是摩天大楼的节能问题，他还没完全想好。[NextPage]

　　五

　　会场内，22岁的北京姑娘王潇正在给一位找不到会议室的代表指路。经过丹麦外交部的层层选拔，已经在丹麦留学三年的她如愿成为了大会的志愿工作人员。

　　王潇在奥尔堡大学学管理，毕业论文是“中国新能源的发展”。这个题目冷僻到诺大的奥尔堡大学没有一本参考书。

　　“希望能弄到些有用的信息，”王潇一边盘算自己的论文怎么写，一边试探地问，“中国这次的压力，一定很大吧？”

　　会场外，温度已然零下，波罗的海的寒风吹过，走出贝拉中心的人们把围巾紧紧地围起来。冻红了鼻头的海伦此时在跟保安抗议，“我是被大会邀请来发言的。”她已经在冷风里排队等了一个小时，等待注册。

　　海伦来自澳大利亚一个私人创办的环保电台，将代表澳大利亚女性在大会其中一个“女性和气候公正”的边会上，发表演讲。

　　由于贝拉会场最多只能容纳1.5万人，但要求入场的人却达到了3.4万人，对非政府组织成员入场实行临时配额管理，正好被海伦赶上了。

　　“十七年来第一次，”德波尔说，“气候变化大会实行入场的限制管理。”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