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愚

　　每一个偶像后面都有不止一个追逐者，对中国出版界而言更是如此。能被纳入出版内容考虑的人物，屈指可数。具有超强实力与影响力的名人，能干的自己拉起了山头，懒一点的也都有了自己的经纪人。在资源稀缺的今天，他们已经具备定价能力。

　　出版改制促成一个转变，追求利润的出版社，需要从市场上抢夺内容制造商。原来有求于出版社的策划人和作家，小鬼成老爷，在编辑老爷面前有了倨傲起来的底气。

　　中国畅销作家和策划人队伍，总数不足百余人。对他们的争夺，骤然间白热化起来。签约“包养”买断数年作品使用权的手法已经显得老套了，更有诱惑力的招儿问世了。民营书业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一则招贤广告今日格外引人注目。按照该公告的说法，优秀的写作者和策划人，可以入股成为法定股东，一起分享资本市场收益。具体做法是，签约作者和策划人除了享有极富竞争力的稿酬（报酬）之外，还可根据累计贡献率认购原始股权。“千万、亿万身价不再是梦想，而在于您的一念之间。”这毫无疑问算得上搅局之举。

　　该公司搅局的资本在于，他们拥有十年渠道运营经验，在国营书店和党政系统占有先发优势。其所发行的时政图书和高端读物，成为机关团购的宠儿，他们从主攻官员用书那里获得了不菲收益。该公司毫不掩饰自己搅局的目的是冲刺资本市场，成为“民营书业第一股”，在进入上市辅导期之际，他们高调推出此举。写作写成富翁并不鲜见，但写作写成股东却从未有过，“稿费+股票”的激励方式，确属创新之计。已经有专家将其称之为“中国出版界的一项制度创新”。

　　原创能力欠缺，策划缺位，使中国出版界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即使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主场，陈列的庞杂出版物，依旧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从最能体现价值观输出的版权交易上，就可以看到，中国仍旧是文化弱国。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畅销书游戏，粗糙低俗一锅炒，作者版权两暧昧。价值观混乱，鲜见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精致之作。做图书生意的目的在于敛财，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前景，激发起业内大佬的美好憧憬。靠“创意”追求财富与名声的“中国梦”，似乎不再是空中楼阁。

　　在我看来，这是创意进入资本时代的标记。智力劳动终于可以甩开原有出版方式的盘剥与束缚，成为资本运营时代的主角。有了资本市场这个通路，其身价将获得巨大提升空间。事实上，策划人和作家联手吸金已经大获成功，一批明星组合左右着出版的方向。他们也都在觊觎着资本市场，期盼变现的那一天。只不过，时代华语走得更远，揭开了那层面纱，直接以金钱诱惑业内高人。从激活创意与策划上来说，时代华语的举措意义重大。有打破垄断之功，有提携新人之效。会造成一个自由流动的局面，动员更多有潜力的人进入这个行业。那些经常有点子冒出或人脉丰厚的策划老手，那些经常被瞒报印数、不能按时拿到版税的作家，那些新锐的创意人物，或许会有枯木逢春之感。

　　现有的出版资源垄断，造成几大寡头左右出版市场的局面，注水书大行其道，把一点东西切开了零售，再将不相干的东西做成拼盘卖。在掌控了内容的出版商面前，读者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时代华语此举意在搅动一池涟漪，但能否造成现有策划和出版资源的剧烈流动，形成创意人才的价值重估还未可知。

　　需要正视的恰恰是其可能有的副作用。我以为，在有形无形禁区重重阻拦、创作力疲软的当下，财富刺激将使“策划”走得更远。“被策划”已经成为许多有故事人物的悲惨感受。被需要的阅读者，也处于哭笑不得的境地。老道的书商是瞒和骗的大师，他们集耸人听闻的标题党、热点新闻绯闻制造者和排行榜单运作高手于一身，具有敢于胜利的倾销产品的天赋。脱离道德束缚的此类精英，商业本能和流氓气混杂，具有巨大的颠覆性。他们运作畅销书的路径正在摧毁社会正常的阅读心态。利润最大化的游戏规则，掀动传统著书—阅读的精神链条，代之以制造需求的倾销方式。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模式损害自发性创作，财富刺激在造就一批码字英雄之外，不会对文化积淀有任何助益。有独立意识的作家自然不会喜欢。因为这种方式会造成思想的不自由，写作会下意识地考虑出版商的需求与忌讳，在独立思考与面向大众之间，会有一个痛苦的选择。其次，被包装定制后，身上会有明显的商业烙印，这对有操守的人也是一种伤害。

　　令人担心的还有，追逐高利润的商业模式，将打破各门类之间的生态平衡，极大挤压少数精神需求品种的空间，比如诗歌。借用陈冰和胡赳赳诗集《少年游》中的句子，“生硬的道路”摆在商业外行走的人面前，他们注定贫寒下去。

　　在这样的时刻，韩寒以个人之力创办杂志《独唱团》的消息，格外令人振奋。他要给作者发中国最高稿费，提升文化人的生存尊严。这似乎才是文化振兴的内容之一。让文化人有钱。如果有出版自由，韩寒将成为最好的出版人。在传播思想的同时，煽动财富的翅膀。所以，对内容的许可管制一日不除，意识形态审批便会扼制思想活力与生机，出版业也就变成畅销垃圾横行的空壳产业，你看见钱在飞钱在飞，唯独不见思想的踪影。畅销书如同遮天蔽日的蝗虫，他们充斥了天空，世界就黑了。屏蔽了思想内容的流行物，比如叫穷孩子胡思乱想的郭敬明《最小说》的营销机构、百家讲坛的一条龙产品制造等等，将如同水葫芦挤满每一条河面，阻塞精神的呼吸孔道，他们繁殖，精神萎谢，真正有思想含量与独立思考的书籍，将难有问世之日。劣币驱逐良币，水草疯长，鱼虾死绝。管理者似乎只惧怕思想，而乐于任由平庸化蔓延。

　　由纳税人养活的体制内作家，也是这个水葫芦的一部分。谷歌网上图书馆事件再此说明，他们缺少人类主义的共享意识，他们的义和团基因不比大众弱。这个时候，他们脑子里一定闪过“身价”这个妖婆。我们是有身价的人，比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某省作协主席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劳动模范等等，总之，我们在中国是有地位的。他们咆哮着滚成一团，犹如法兰克福书展上当自由作家戴晴等人出场时集体退场的人们：我们政治正确，我们受国家保护。谷歌显然不明白，爱国是自卑者的盾牌，他们和国家是一体的，而且永远会是。

　　《第一财经周刊》记者从法兰克福书展带回一个消息，2018年数字出版将超过传统实体书出版，书籍消亡进入倒计时。在头脑活络的数字弄潮儿看来，他们施展拳脚的革命时代来临了，一切都将重估，首当其冲的是传统出版业，它将彻底被边缘化；新的传播方式在开拓阅读空间同时，将严厉盘剥传统书业的利润，进而构建一个崭新的出版业。听起来前景相当美妙，但他们忽视了保守主义的力量。内容和介质共同体的解体，不会如同他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当“内容”装扮成“灵魂”的模样天马行空之时，一定要有多样化的载体，才能附着在不同的需要者身上。

　　在不吝赞美商业的同时，媒体应该记住，这些英雄将会为我们制造最愚蠢的一代。借用《新周刊》选用的著名博客和菜头的妙语：“新闻看电视，手机无Wifi，春节等春晚，上网斗地主，阅读矛盾文学奖作品，看华表奖获奖电影”这就是中国式文盲的标准。如果用美国杞人忧天者鲍尔莱因的话说，那就是：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没有真正的思考与阅读。他们不了解历史、政治、艺术和公民权利。这位不被美国年轻人喜欢的作家认为，快速浏览难以使知识和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数字技术与青年力量的合谋，将中断“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理性的传统，剩下的只有娱乐和成功。”[NextPage]

　　在新技术条件下，中国一些年轻人展示出诸多新特性。原子化是最明显的特征，心身与耳机手机阅读器电脑结为生命共同体，一个人在封闭的空间里，不停地跟世界发生联系，唯独不愿跟身边的事物关联。他们渴望奇遇奇迹，每刻都在躁动地等待视觉和资讯的填充。他们自大而孤独，有强迫自己快乐的病症。他们以加速度奔走，每一天似乎都是最后一天。一个静不下来的时代，心灵悬空，身体放任。

　　特立独行的韩寒其实已经走不了几步。“独唱团”不是一个好名字，一旦许可办杂志，韩寒就变成领唱了，但这个时代恐怕不允许公民韩寒变成中国领唱员。兼具创意和写作能力的韩寒，无论成功与否，都将成为创意资本化的另一个标本。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