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恒

　　去年在失业、公司倒闭的新闻占满媒体的版面的时候，我却换了一份更喜欢的工作；在降薪的担忧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的时候，我的收入却比去年增长了很多；在一个10平米左右的单间住了十个月，经历了每天早晨抢厕所、晚上抢热水器的困扰后，我即将搬入一套独立的房子里……

　　“那么，我是不是感到幸福了呢？”今天早晨，我站在地铁里，望着窗外不断闪过的高楼，心理想着这个问题。

　　当时是，我站在车门口，被前后左右的人们挤来挤去，相信任何经历过北京上班时期的地铁的人们，都不会感到幸福吧？而且与去年骑着自行车，慢悠悠上班回家的我来说，加班的时间越来越多；搬到了更大的房子里，意味着经济的压力比以前要更大……

　　“那么，我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不如以前幸福呢？”我对此也感到困惑，因为我不知道，幸福到底是什么？

　　法国总统萨科奇和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2008年，他成立了一个名为“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的专家组，希望找出一种比GDP更能体现社会运行状况的标准。这个专家组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近期他们公布了一份报告，声称平均GDP并不能说明谁得到了生产出来的东西：过去30年里，美国GDP不断增长，但有一半人口的收入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出现了下滑。（当然，这种状况并不只发生在美国，你也可以在自己身边找到很好的例证。）

　　斯蒂格利茨在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文章称：“如果我们使用一个错误的衡量标准，那我们就是在努力做错误的事情。在追求更高的GDP过程中，我们最终可能会使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多数公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因此他和这个委员会提议要在衡量社会状况时，加入公民的幸福指数。该专家组向萨科奇递交的报告中，主张淡化GDP，并且引入“国民幸福总值”以全面衡量增长。

　　事实上，正如斯蒂格利茨和这个委员会所认为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正在陷入“数据崇拜”的陷阱。数学家、计量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试图用数据和计算去统计、分析社会的各个领域，当然，我不得不说，也包括“幸福”这个领域——这正是批评世界陷入“数据崇拜”的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委员会们所进行的数据化幸福。

　　因为任何妄图用指标衡量幸福的行为，都必须对幸福进行度量，否则无法判断这个指标是在增长还是在减少。但是幸福又怎么能够度量出来呢？

　　正如练乙铮在他的《信报》专栏中所说的，哲学家仅仅为了明白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喋喋不休吵了兩千多年而毫無結果；现代社会科学家以各种先进调研手法进行过不少“快乐研究”，所得数据亦常令人百思不解。

　　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用数字和计算器计算出幸福来吗？我们又该怎么计算出来呢？

　　斯蒂格利茨列举了一个考核指标：一个社会中医疗、教育、安全、假期长短及社会联系的质量可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觉，但是这些内容在GDP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看起来这些指标确实有让人们幸福的可能——但也仅仅是可能。比如人们显然并不会因为身处社会的医疗体系非常完善，就会对自己的生病产生幸福感。而你去调查一个人是否感到幸福，他可能因为昨晚上噩梦的影响而告诉你：不，我不幸福——但事实上，在其他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如此强烈。

　　更何况，斯蒂格利茨列举的那些指标，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福利程度大小的体现，并不是什么具有新意的阐释。而且这些标准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并不是解释如何衡量“幸福”这一目标的疑问。斯蒂格利茨教授难道认为，不丹这个小国的福利水平会比法国或者英国要高吗？

　　练乙铮在那篇《幸福难以量度 煎堆纷纷出炉》的专栏中，认为现在妄图用另一种另类GDP替代传统的GDP在操作上有很大的困难。虽然传统GDP的统计方法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弊端——这些弊端也是萨科奇希望加入幸福指数的最大原因——但是其客观性却是其他的方法所不能比拟的：指标中包括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是怎么测量的都是一目了然的。（当然，中国的GDP崇拜，还有其他的原因；带来的弊端，也不只是不能反映社会状况那么简单。）

　　对于GDP，我之前听说过一个笑话：A和B打赌，说你吃下那堆大便，我给你五千万，B吃下了，A给了B五千万。但是A心有不甘，于是对B说，我也吃一堆，吃完你也给我五千万，B答应了。A吃完，B又给了他五千万。最终两个人都没有损失钱，但是由于各吃了一堆大便，却怎么也不会感到舒服。但是他们的老师，一个经济学家听到他们的故事后，热泪盈眶的说：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创造了一个亿的GDP……

　　那么，如果幸福也被数字化后，有朝一日我们会不会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呢：

　　A强奸了B，A因此获得的快感折合成幸福指标是75个点。而受害的B则因为种种原因，其幸福感仅降低了50个点。于是经济学家又可以热泪盈眶了：这次强奸案制造了25个点的幸福感。

　　那时候，社会真的就和谐了吧？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