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先有杭州警方说胡斌飙车速度只有70码，后有湖北网民熊忠俊说法庭上的胡斌可能是替身。事实证明，“5·7”杭州飙车案中这两种说法都未能成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从当事人的遭遇看，杭州警方向公众道歉，原因是70码之说“是不严谨、不妥当的”；但是替身之说就没这么轻松了，熊忠俊被公安机关认为是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处以行政拘留。

　　平心而论，“70码”一出，舆论哗然，网络大震，它对公共秩序的扰乱，要远远超过替身说。正如邵建教授分析的那样，替身说扰乱的是权力秩序，让司法部门忙了一阵子。但是因为“出身”不同，它们所受的惩罚和效果不成比例，一个只是“不严谨、不妥当”，道歉了事；一个就是造谣，作奸犯科了。

　　警方连“错误”都不承认，更不会认为自己是在造谣了。那么熊忠俊是在造谣吗？如果是，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

　　这让我想起来，去年5月，有人找出我文章中关于谣言的论述来，认为我在鼓吹“造谣自由”，引起轩然大波。我不承认这种指控，因为“造谣”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强烈的价值评判。我的原文表述为：“言论自由天然包含了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加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

　　法律用语应该尽量客观中立，不带太多情绪色彩，因此我建议从法律文本中取消“谣言”一词，可代之以“不实信息”。而公民行使对公权力质疑的权利时，使用不实信息应当得到允许。如果每一句话都要做到准确无误，没有疑点，那么“质疑”这个“疑”字就无从说起了。这种要求，等于取消了公民质疑的权利。

　　从技术上说，连每天都在跟车速打交道、而且拥有调查权力的交警，都弄不清“70码”是多少，一般民众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就算胡斌真的找了替身，普通人也不可能替代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对他进行专业的鉴定。不管熊忠俊的表达多么肯定，人们也知道，本质上他只是在质疑，不会有人以为他的判断就是权威裁决。

　　胡斌替身说，是对因为说出“70码”而不可信任的杭州执法和司法部门提出质疑，要求他们发布更多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非但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相反还重建了公共秩序，让权力部门学会面对公民的苛求。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鼓吹发布不实信息呢？当然不是。诚实是一种美德，严谨是一种素养。假如一个人针对公民个体或者公司、社会团体，散布不实信息，造成名誉伤害和精神损失，那就可能面临诽谤的起诉。对公权力的质疑，不应该遭到任何法律上的指控，但是如果你发布的消息不可靠，论证逻辑不严谨，甚至故意打胡乱说，那么你的信誉会受到影响，得不到人们的尊敬，甚至遭到舆论的谴责。

　　公权力处于舆论的聚光灯下，既是一种监督，也是一种保护。一个人遭到流言攻击，如果不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澄清，别人很可能信以为真。但是公权力遭到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质疑时，媒体都不会袖手旁观。对于胡编乱造的事情，它要讨还清白非常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要征用法律，只会失去更多的清白。

　　值得警惕的是，把质疑的权利、说错话的自由，说成是“造谣的自由”，就跟把新闻报道的权利、追踪采访的自由说成是“炒作的自由”，把抗议的权利、集会的自由说成是“闹事的自由”一样，是对公民权利的污名化。

　　同样被污名化的，还有当事人的身份。官方消息中，熊忠俊被称为“湖北省鄂州市无业人员”。“无业人员”这个词，也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让人想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徒，是社会危险分子。事实上，他可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自由职业者，或者暂时失业在家的不幸人士。大家熟悉的例子是，央视的记者大多是聘用人员，他们去采访全国“两会”的时候，就是堂堂正正的记者；一旦出了什么事，他们就成了“临时工”。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