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把梅西引进来却只能用头，不允许他用脚踢”，对于佳士得、苏富比两大国际拍卖行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用这个比喻暗暗替对方“打抱不平”。因为中国的政策对于两大行的进入有诸多限制，业界对于两大行对中国拍卖市场的影响也持观望态度。

　　但国际大行的威力仍不容小觑。1.8亿港元！这是10月5日，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在苏富比香港秋拍“亚洲40年”夜场的成交价格。天价一出，圈内惊呼，圈外哗然。随后，一尊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从3000万起拍价直飙到2.1亿港元落锤(加佣金后成交价2.3644亿港元)，再次刷新中国雕塑品世界拍卖的纪录。当晚的61件当代亚洲艺术品成功拍出55件，总成交额为11.3亿港元。秋拍最后创下了亚洲总成交最高纪录共41.96亿港元，苏富比香港出尽了风头。

　　今年12月1日，苏富比还将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大规模拍卖。“我们想要延续在香港的势头。这次拍卖将以画作为主，共130件，总估价在1.3亿人民币左右。”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说。

　　比苏富士稍早，佳士得中国内地“首秀”在上海举行，拍卖以1.54亿元人民币的总成交额结束，成交率高达98%。一件高10厘米的翡翠弥勒佛摆件，起拍价仅50万元，却在场内掀起高潮，竞争十分激烈。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高逸龙还上了电话竞拍台观战。在拍卖师的调侃中，10多分钟之后这件工艺品飙升至550万元才落槌。最后一件拍品是毕加索油彩木板画《坐着的男人》，从400万元起拍，经过三名买家最后的争夺以远超估价的910万元落槌。“像这次单一场次850张座位全满的局面在全球都很少见到，今晚的气氛确实非常不同，我很少遇到一场拍卖会有这么多掌声。”佳士得国际董事、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品部主管张丁元说。

　　两家国际大拍卖行纷纷加快了进入中国的脚步，大造声势。拍品也价值连城，这让内地的拍卖公司喜忧参半。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一位前高管说：“佳士得、苏富比的进入会形成一个示范效应。这样的国际大公司一定是把法律摆在前面。但在国内永远是法律滞后。”因为新《文物法》修订之前拍卖公司已经存在，但拍卖文物的合法性一直存疑。2002年《文物法》第二次修订后拍卖才合法化。而行业中报价、买断、假拍等暗箱操作让外界以为行业水深莫测，佳士得和苏富比的进入能够普及大家对拍卖的认识。如今一些藏家已经倾向于花多一点钱在佳士得、苏富比买东西，而在国内拍卖行则变得更保守更小心。“这就是国内操作不规范、不透明的直接后果。”瓷器专家、北京盛世瑰宝总经理陈连勇说，“只有通过竞争大家才会把生意和服务做得更好。”

　　令人担忧的则是外资拍卖行的进入是否会带来新一轮洗牌？在9月中旬北京永乐国际拍卖关停的消息，正刺激着业界的神经。

　　被关停的永乐与佳士得有直接关系。2005年北京永乐获佳士得授权在中国内地使用其注册商标。8年中，永乐不引用免责条款、不接受虚假成交、不允许违反法律法规，成为业内“最干净”的拍卖行，为了最有效地控制风险，永乐的辞典里是几乎没有“天价”两个字的。今年4月佳士得宣布成立上海公司，表明佳士得对永乐的商标授权将于9月终止。这样一家公司的突然关闭让不少人唏嘘，业内议论纷纷。

　　然而一位永乐前高管向《中国企业家》杂志说：“永乐的关闭其实并不突然，这是佳士得全球布局的考量。基本上从刚开始成立起就注定，只要佳士得能够进入中国，永乐注定是要关闭的。”事实是，在公司形式上，拍卖公司类似于酒店式管理，酒店是中资设立，但是管理权在外方。即便佳士得能在北京拿到拍卖牌照，永乐也会并入佳士得。在这8年中，永乐一直按照佳士得的标准运营，也正是为佳士得试水市场，并培养相关人员。

　　上述永乐前高管还透露，佳士得此前考虑过在北京设立公司，毕竟在拍卖行业北强南弱的局面十分明显。但由于苏富比与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签订了排他性协议，佳士得不能进入歌华管理的北京天竺文化保税区，因此才不得已转战上海，进入自贸区。

　　不过政策限制仍是第一道缓冲阀。据2012年中国拍卖市场的统计，从成交额来看中国书画、古籍碑帖、瓷玉杂项占据了市场总份额的80%。据《文物法》及相关政策限制，佳士得与苏富比除了当代玉器这八成的市场都不能染指半分。并且自现在起三年内，两家外资拍卖行不能拍卖国宝级艺术家如徐悲鸿、吴冠中、林风眠、陈逸飞等人的作品。如果国内买家拍得两家公司在国外征集的作品，要从保税区和自贸区运到内地，还需要缴纳高额税金。“这些规定使我们不能与国内同业公平竞争。因此短期内单看拍卖行业我们对国内拍卖行并不会造成冲击。我们希望营运一段时间对市场熟悉了，然后法律开放时我们就立刻可以做得很好。”程寿康说，他们仍寄希望于政策的变动。但陈连勇认为，几年之内外资拍卖行仍不会得到拍卖中国珍贵文物的资格，“毕竟我国文物政策没有根本上的转变。”

　　这样一来，两家外资拍卖行无法完全体现它们作为国际公司的营运实力。

　　但政策限制只是缓兵之计，一旦法律和政策对外资拍卖行放开，国内拍卖行的情况就可能会很像现在的香港市场。2012年，中国嘉德、北京保利两家内地拍卖业旗舰同步进入香港市场，匡时拍卖也正在计划进入香港，拓展国际客户。从第二年的秋拍成绩来看，嘉德和保利两家总成交额分别是5.1亿港元和9.89亿港元，除了中国书画板块外，他们的影响力与国际公司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现在，“带着镣铐跳舞”的佳士得和苏富比在中国市场仍不甘于隔岸观战，分别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策略来开拓市场。外资拍卖行对艺术品市场高人一筹的理解能力已初见端倪。

　　佳士得在首拍中选择的“大杂烩式”拍品带有试探中国市场口味的性质，其中两点引人注目，一个是东南亚艺术的推介，另一个是西方艺术的引入。毕加索的画作首次出现在内地拍卖场，而且私人洽购中毕加索作品的数量也令人惊讶。佳士得明白在中国最有名望的艺术家就是毕加索，而一件意大利画家乔治奥·莫兰迪作品则带有试探的意味。显然中国市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更多的古典大使，这件作品成为当场唯一一件流拍的拍品。

　　将国际化艺术品带入中国，打开中国藏家的眼界是佳士得在内地的策略之一，而让海外藏家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国际平台的交易成绩是他们的另一个目标。如果能够让国际市场更注意中国艺术品，并把中国藏家的钱带入西方艺术品板块，对佳士得来说将是最大的双赢。

　　而苏富比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接地气”。即将在北京拍卖的画作以东方、亚洲和中国为主，西方为辅，展览期间讲座的主要内容也更多考虑中国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当前的兴趣。“别人要喝咖啡，我们比较喜欢喝茶。”程寿康形容说。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赵力指出，国际拍卖行的进入对艺术市场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他认为国内从业者应了解国际操作模式，吸取国际经验，规范拍卖公司的公司化运作，改变目前的项目组模式，尽早发展出中国自己的国际品牌。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