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铮 
 

    对于美国报道摄影家尤金·史密斯（1918－1978）的名作《智子在她母亲帮助下入浴》（以下简称《入浴的智子》），恐怕每一个稍微对20世纪摄影史有所关心的人都会铭记在心。

    从1971年起，尤金·史密斯与他的美籍日裔妻子艾琳·史密斯专程来到日本熊本县的海边渔村水俣住下，以三年时间深入采访报道了发生在当地的水银排放公害问题。这是以摄影方式介入公害问题报道的最早的实践。这个公害问题发生在日本内海不知火海边上的渔村水俣附近的水域，由于海水受到附近的氮肥公司排放的水银的污染，当地许多渔民因此中毒，身患不治之症佝偻病，此病被称为水俣病。
 
    史密斯夫妇两人通力合作，深入报道了这个公害问题，并以一本名为《水俣》的报道摄影作品集将此事在西方公开，引起巨大反响。对于反思以牺牲民生利益为代价而达成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的弊端，此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而书中的拍摄了身患水俣病的姑娘智子被她母亲抱着入浴的照片《入浴的智子》，则成为《水俣》一书中的无可争议的代表作，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摄影的经典图像。由于其艺术性与记录性的高度完美的统一，它也被誉为足以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可郎基罗的雕塑作品《哀悼基督》媲美的二十世纪的《哀悼基督》。

    但是，人们最近获悉，这张全球闻名的照片今后将不再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各种有关水俣问题或公害问题的出版物中。因为这张作品的共同版权拥有者、环境保护运动家、摄影家艾琳·史密斯已经宣布，她把这张照片的版权还给了智子的父母亲。

    事情的起因是，艾琳·史密斯在1998年接到了已于多年前去世的智子的父母上村夫妇的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请求艾琳·史密斯不要再对外使用这张照片。上村夫妇在信中说：“这张照片虽然是为了使水俣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而拍摄，……但我们希望让智子好好安息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日本式的含蓄表示，表明了他们希望艾琳·史密斯不再使用这张照片的愿望。

    作为父母亲，上村夫妇的要求无可非议。但是，对于自始至终与尤金·史密斯一起参与了水俣公害事件的报道拍摄的艾琳·史密斯来说，遵从上村夫妇的要求却并非易事。

    就这张照片的巨大社会影响而言，可以这么说，对于告发以罔顾、甚至牺牲民生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而造成的重大社会问题的影像作品来说，它至今仍然是一张最具说服力与视觉震撼力的照片。这张照片所呈现的事实已经超越了控诉公害问题本身，它使得发展主义的振振有词顿时变得苍白，显出其道德逻辑上的破绽。它不仅出现于许多摄影史与视觉艺术史著作中，也作为一种形象教材被反复选入各种教材与环境保护宣传材料，成为提倡人道、控诉公害、呼吁重视环保的视觉宣传材料。因此，这张照片事实上已经成为人类共同记忆与情感的一部分，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艾琳·史密斯如果接受上村夫妇的这个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就世界公众将会失去这份文化遗产。

    就《水俣》这本已经多次再版的摄影集本身来说，如果抽去了这张照片的话，将会大大降低此书的道德诉求力与艺术感染力也是自不待言。而且，这张照片的消失今后甚至可能还会影响史密斯在摄影史上的地位。因为这张照片早已经进入二十世纪视觉艺术史的谱系，成为确认史密斯的艺术成就与地位的重要指标。（当然，这同时蕴藏的另一个危险是艺术史的作品本位主义往往会抽空了它的社会意义而只把它作为一件“作品“来评价。

    而从一个摄影师的立场来看，艾琳·史密斯也面临一个困难的局面。因为如果摄影师全面接受被摄对象的要求的话，严重的情况下，有时会使摄影家本身的立场彻底崩溃，甚至危及摄影报道的根本立场。一旦开启这种先例，它也会约束其他摄影家的摄影活动的自由展开，甚至可能给摄影家带来潜在的心理障碍。同时，具体到水俣公害照片而言，对这张照片所作出的决定也可能影响到其他也拍摄报道了水俣公害问题的摄影家们的利益。因此，说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并不为过。

    如果单从这些方面的因素来考虑的话，艾琳·史密斯完全可以从主张自己的作品版权的立场出发，为确保作品的发表自由而力争一番。艾琳·史密斯如果以此为理由拒绝上村夫妇的要求的话，应该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艾琳·史密斯没有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她转换立场，站到被摄对象的立场上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她回想起了以前在举行《水俣·东京展》时，这张照片被用作大幅展览海报，被张贴在日本铁路的各个电车站内长达两个月之久，照片中的15岁的智子姑娘的倦曲僵硬的病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情况。这时，她终于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刺痛并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上村夫妇的悲痛心情了。

    经过反复思考，艾琳·史密斯于1998年10月30日毅然作出如下决定：“1。我，艾琳·史密斯把题为《智子在她母亲帮助下入浴》的照片归还给上村夫妇。2。这意味着决定有关这张照片如何使用的权力回到了上村夫妇那里。……总的来说，一张照片的版权属于拍摄它的人，但模特也有其权利。而我觉得尊重其他人的权利与感情是重要的。因此，我在1998年6月7日会见了上村夫妇，并答应使成为问题的这张照片不再被用于出版与展览。出于上述理由，名为《智子在她母亲帮助下入浴》的照片将不再被用于任何新的出版物中。此外，如果任何其它已经拥有或正在展出这张照片的博物馆等在将来展出这张照片之前能够考虑上述因素的话，我将深表感激。

    在这个决定中，艾琳·史密斯既考虑到了上村夫妇的要求，也对已经收藏了这张照片的博物馆等艺术机构今后使用这张照片作出了限制。实际上，她的这个决定已经使得各方媒体无法公开使用这张照片。对于艾琳·史密斯的这个决定，上村夫妇表示赞同。于是，艾琳·史密斯迅速将此决定通知了有关媒体。[NextPage]

    值得注意的是，艾琳·史密斯在这个决定中所使用的一些词汇。她在这个决定中用了“归还“、“回到“这样的词汇，显示了一种摄影者与模特共享这张照片的著作权的态度。这同时也鲜明地显示出她的报道伦理观的变化。这些用词让人感到，这张为公正解决水俣事件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照片本来就是属于它的模特智子与上村夫妇，而摄影者所做的只是通过这张照片帮助他们申张正义、讨还公道。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这里甚至不存在她放弃照片版权的问题。因为这张照片本来就属于上村夫妇与智子，如今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影像的保管者而已。史密斯夫妇的拍摄，不是作为单纯的“报道摄影工作者“去报道这个事件，而是作为具体的个人通过摄影的方式去帮助同样作为具体个人的水俣村的公害受害者。因此，对于艾琳·史密斯来说，这张照片的版权的归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照片中的人的问题。

    艾琳·史密斯的观念转变所提示的是，作为报道摄影作品中的被摄者，他们是有尊严与感情的人，不是作品的“素材“，更不是由报道工作者可以根据需要（哪怕这种需要再怎么正当）加以取舍、剪裁的报道“素材“。在实施具体报道时，媒体与媒体工作者本来应该充分考虑这些被摄者的尊严与感情，细心保护他们不受伤害。但实际上，媒体中人往往会忽视这些，尤其是在他们自认是在伸张正义的时候，更容易以目的的正当性来为做法上的某些不慎或不当作自我安慰。而这形成了这么一个悖谬：即出于良好目的的行为却也许可能在道德上是经不起推敲的。直到艾琳·史密斯作出以上决定，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上村夫妇一直承受着如此巨大的痛苦。而长期以来，他们的痛苦却一直不被关注。艾琳·史密斯的决定还使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使如她这样的富于同情心与正义感的人，其实也一直忽视了被摄者亲人的内心痛苦，只是应了他们的请求才有所动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这次的决定其实是一种对长期的无意伤害的补救措施。通过这个决定，艾琳·史密斯还实现了一种自我救赎。

    正如日本摄影家、成安造型大学副教授(此字为火+田 )烟祥雄所指出的：“这张照片并不是在马路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拍摄的抓拍照片，而是在浴室这个最隐私的空间里拍摄的照片。如果没有上村夫妇的许可，照相机是无法进入浴室的。”史密斯夫妇在拍摄时是将照相机设定好后等待从左上角窗口进入的光线到达最理想的位置后才拍摄的。实际上，这张照片是摆布拍摄的。而如果没有日美混血儿的艾琳·史密斯在旁帮助沟通与日语翻译，不通日语的尤金·史密斯也无法调度现场并拍摄得到如此成功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它不是摄影者一方单向拍摄的产物，它已经超越报道与被报道这种简单两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建立于盛情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的产物。这张照片是拍摄与被拍摄双方平等合作的产物。因此，在这张照片拍摄中的任何一方都拥有自己的合法权利。

    更何况最初水俣村是拒绝照相机进村的。而史密斯夫妇是靠了他们的始终满面春风的笑容才解除了村民的警惕心，使他们接受了这对他们称之为“照相馆夫妇”的摄影家夫妇。从1971－1973年，他们俩长住在水俣村，全程纪录报道了村民的生活、受害、生存环境与斗争活动。由于史密斯本人不解日语，因此全靠艾琳·史密斯的翻译，同时她也或拍摄了因史密斯被殴而不能拍摄的场面，或在一些需要同时分头拍摄的情况下参与拍摄了许多场面。此外，许多文字档案资料的调查与整理更是离不开艾琳·史密斯的无私奉献。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艾琳·史密斯的参加，这个浩大的拍摄工程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水俣》这本里程碑著作是他们两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所以此书在出版时的署名是两人。而在上村夫妇参加村民与公害制造者氮肥公司的抗议交涉时，史密斯夫妇更是代替他们照看瘫痪的智子。正如艾琳·史密斯在199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的，上村夫妇最初曾经拒绝了史密斯夫妇拍摄母亲给智子入浴的镜头。但是，随着双方信赖关系的建立，他们才终于同意拍摄。这也提示了被摄影者在报道活动中的重要性。可以这么说，这张伟大作品的拍摄是建立在这么一种相互信赖、相互帮助的人际关系上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村夫妇也是这张照片的作者之一，至少是合作者。这张照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这决不是尤金·史密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作品，也决不能说是尤金·史密斯一人的作品。这是一件无法只在摄影家论、作品论的框架中加以讨论的作品。

    当然，急功近利的传播媒体以往对这张照片的片面的、武断的使用方式也是促使艾琳·史密斯毅然同意上村夫妇的要求，采取这个重大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只要一说到水俣公害这个问题，许多报刊就马上先想到以这张照片来作为一种插图性质的说明，认为这张照片足以代表水俣公害、甚至是各种公害问题。这种态度其实很轻率。既是对史密斯夫妇的《水俣》摄影整体的误解，也是对照片的断章取义的滥用。人类的图像传播史已经有足够多的例子表明，一张照片的用法其实是大有文章。在不同的编辑意图与手法指导下，一张照片与整个报道中的其它各张照片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文字说明的写法，它的画面裁剪等等，都会使同一张照片以至整个报道产生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任何一张报道摄影照片都必须通过媒介的传播才能产生其传播效应。而媒介对照片的使用方式则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张照片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为保卫对照片的意义解释权，照片的拍摄者与使用者（往往是媒体）发生意见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尤金·史密斯本人就是因为他拍摄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策大夫的图片报道受到编辑的任意编辑而愤然辞去《生活》画报的专职摄影师的工作的。《入浴的智子》这张照片是摄影作品集《水俣》中的一张代表作，但它并不是关于水俣问题的全部。艾琳·史密斯担心的是，媒体过于依赖于这张照片的图象冲击力而忽略了对事件整体的全面把握与深入分析并且误导读者。而对《入浴的智子》一照的滥用则正好有可能助长了这种惰性。她的这一决定，对于防止媒体粗暴地、自以为是地滥用照片，一厢情愿地以照片为自己的观念甚至是偏见作注解的霸权作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釜底抽薪”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媒体的一个警示。

    艾琳·史密斯的这一决定马上在西方摄影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遭到了一些摄影界人士的反对。在美国著名的摄影刊物《光圈》杂志上，有读者投书认为：“因为这张照片的公开面世，才使得思考环境保护问题的人增加了。这是一张对于理解尤金·史密斯的伟大成就的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照片。”而在日本，则有一种意见说：“如果此事成为先例的话，报道摄影作品的发表自由就会受到限制”。的确，来自摄影家一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在“主持正义”的大义名分之下，作为被摄体个人的权利与尊严究竟会受到怎么样的对待其实不正是对这种“大义名分“的实质的真正检验吗？在伟大目标之下的渺小的个人的正当权利是不是可以被这种正义所无视甚至被抹杀？如果因为目的崇高而可以不顾他人的尊严与感情一意孤行，那么这种报道姿态反过来只能证明媒体工作者或媒体的虚伪。因为他或它已经目中无“人“。或者说在他或它的眼中，人已经沦成工具。[NextPage]

    艾琳·史密斯的决定为所有从事报道摄影工作的人开辟了一个思考报道伦理问题的新视角。这促使人们思考有没有可能在摄影者与被摄影者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这一决定为摄影者与被摄影者在更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互动提供了启示。摄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占有方式，它以它独有的方式助长了人们的独占意识。它在私有制天经地义的社会里更是以其特有的影像方式而大行其道，宣示着一种掠夺他人的合法性。而她的这一“归还“决定，从本质上说是指向摄影的这一占有特性并进而也检验了报道摄影的道德承受力。她的决定表明，摄影者的社会角色与摄影者和被摄影者的关系在转换了立场（即转换到了被摄影者的立场）加以审视时，就出现了作某种修正的新的可能性。

    在社会问题报道中，报道不仅仅只关系到社会问题本身，报道的方式以及报道方式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本身同样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媒体往往会为了报道问题的耸人听闻而见事不见人，结果，问题背后的人就成了被无视的存在。而读者与观众，也往往被事件本身所牵动，而无法再有精力去关心更多的事情。这就要求媒体报道工作者的道德上的自律才能部分有效地抑制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否则，媒体就成了一个无法控制的恶魔，从它自认的正当性出发为所欲为。人们往往认可媒体监督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但媒体本身由谁来监督这个问题却似乎没有太加注意。即使有所意识也是苦无良策。人们总是善良地认为媒体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因此可以原谅它的某些作法上的粗糙甚至霸道。然而，人们却没有想到，如果总是迁就它的武断、自负与粗疏，它成为一种可怕的不受约束的力量并自行腐败不是没有可能的。认为市场竞争原理就可以自然决定大众传媒的道德水平的想法至少是过于乐观的。艾琳·史密斯的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媒体应该正视自身的问题，媒体的“替天行道“的大旗掠过之处的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与感情应该得到正视。而具体到报道工作者个人来说，则使他们有机会通过这个决定反思自己在报道工作与对象的关系问题。这次，艾琳·史密斯作出的这一重大决定使摄影伦理的天平明确地倾向于被摄者一方，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抉择，也为重新思考新世纪的报道摄影伦理甚至是整个影像文化的伦理带来了一个思考的契机。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认为，这预示了二十一世纪新影像伦理观的一个新开始。

参考文献：
Sand，L.Michael，Lantent Image，APERTURE，No.160，2000，New York.
<入浴 する智子と母＞に關する写真使用をめぐって…――アィリン·美绪子·スミス氏インタビュ－，友の会会報，Vol.11，清里フォトアートミュージアム，2000年。

    (编辑:李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