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先锋艺术的演变内在于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之中。它有一种自我反省的特质，不断引领艺术体制的变革、艺术群落的演变和艺术观念的革新。
一、当代先锋艺术的历史分期
对先锋艺术来说，当代是反思、重构革命现实主义观念，进行各种艺术实验、挑战形象表征模式的探索时期。按照艺术的社会生产机制，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当代先锋艺术的精英化与新启蒙时期（1977－1992）。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规范、美学思想和先锋艺术在思想解放的土壤中孕育发展。在艺术观念上，先锋艺术以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象、表征和视觉性为参照，从“表征什么”、“如何表征”两个方面进行形式革命和观念更新，拒绝现行体制和学院派的束缚，并以激进的姿态“走上街头”，质疑传统美学规范，挑战主流文化体制，其激进的理想主义具有鲜明的前卫色彩和叛逆精神。不过，此时的先锋艺术缺乏独立的视觉性，往往主题先行，模仿西方现代艺术的痕迹很重。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当代先锋艺术初步全球化与商业化的时期（1992－2002）。在政府主导与市场竞争的二元文化体制中，先锋艺术的前卫性与当代性并存，表现出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形象表征模式的国际化。先锋艺术家超越了对西方现代艺术简单模仿的阶段，开始按照通行的当代艺术惯例进行艺术媒介、形式与观念的创新。二是艺术体制的现代市场化。以画廊、美术馆为中心的现代艺术市场体制开始影响艺术的生产、展示与收藏。三是艺术符号生产的中国化。部分先锋艺术家有意识地挪用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来创作艺术，如书画、陶瓷、剪纸等传统文化符号，五星红旗、绿军装、天安门等红色经典符号，汽车、美女、麦当劳等文化消费符号。这些符号的挪用与拼贴，重构了国人的视觉经验与集体记忆，改变了主流视觉性的表征模式。四是造型语言的多元化。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雕塑、观念摄影、新媒体艺术等多种艺术形态丰富了艺术造型的语言。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当代先锋艺术发展的创意化与产业化时期（2002－）。政府大力扶持当代先锋艺术，推动金融资本与艺术机构的合作，在各地纷纷成立艺术创意产业区，吸引画廊、美术馆与拍卖行的入驻。艺术在权力与金钱的结盟中不断产业化，弱化了视觉表征的前卫性。先锋艺术在艺术观念与形式上的创新，摆脱了过去的激进性，成为文化创意、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在关注现实和民生，重构历史与传统，提升公民视觉素养等方面，先锋艺术的公共视觉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所遮蔽的生态污染、贫富分化、身份认同以及教育、医疗、住房改革等社会民生问题，开始在艺术领域以视觉形象的形式得以表征，引人深思。
二、当代先锋艺术的体制转型
当代先锋艺术的体制转型内在于文化系统不断分化与再分化的过程之中。这里所言的体制主要指艺术的生产、分配与接受机制。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当代先锋艺术体制的沉寂期。艺术在体制上的转型落后于整个时代的变革。在艺术生产上，它延续了建国以来的体制惯性。从中央到地方，艺术的展览与评审都是由美协、国画院和相关政府文化机构组织承办的，这些机构牢牢掌握着展览审查和发表艺术批评文章的权利。在艺术销售上，传统“画店”式的销售方式得到了有效恢复，针对民众的艺术品消费的画廊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不过，这依然是一种与政治体制相适应的艺术体制，价值取向单一，缺乏艺术价值导向的意义。新的艺术观念与旧的艺术体制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当代先锋艺术体制的突破期。其象征性的标志，一是现代艺术市场体系的孕育和发展，二是与国际接轨，介入全球化的艺术生产与展示体制。艺术市场的出现改变了政府主导的一体化格局。艺术家可以通过画廊、私人或公共收藏，来获取生存和再创作的报酬，从而在艺术上选择自己的创造方式。市场的力量是多元的。首先是港台画廊和基金会的介入，其次是欧美艺术市场和收藏机制的跟进与运作，最后是本土艺术市场的孕育。正是艺术市场的商业化运作，使当代先锋艺术逐步实现了从本土化实践向国际化运作的转型。不过，由于商业链条多环节的缺失，艺术策展制的不成熟，以及私人收藏家、公共收藏机构的匮乏，这个时期的艺术市场尚未真正成熟。甚至有人认为，它是“畸形的”，一个受外商控制的以“行画”为主的买方市场。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当代先锋艺术体制的相对成熟期。国外成熟的展览、收藏与拍卖制度被自觉地借鉴过来，逐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和南京、杭州、成都等二线城市，形成了以原创为特色的艺术家工作室集群，以美术馆为中心的公共服务体系，以艺术博览会、双年展为主体的艺术展示体系，以及以专业画廊、艺术拍卖行为主导的艺术流通与销售体系。这得益于当代先锋艺术在体制上的合法化。一方面，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赞助。另一方面，龙美术馆、今日美术馆、民生美术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等民营美术馆和大型艺术中心的介入，与公立艺术机构相得益彰，完善了艺术市场化的链条。
当然，现代艺术市场体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国外艺术基金和国内游资的推动下，当代先锋艺术家摆脱了生存的焦虑，获得了更多的创作自由，艺术品价格与艺术市场拍卖额持续飙升。另一方面，金钱的诱惑日益侵蚀着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和美学的独立性，先锋艺术家队伍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自主的艺术场有堕落成为名利场的危险。
三、当代先锋艺术的群落演变
伴随当代先锋艺术的体制转型，一种主要建立在业缘关系之上的当代先锋艺术群落形成了。对艺术理想的共同追求和类似的生存境遇使他们相互认可，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上的命运共同体。它是一种在参与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相对松散的集体合作网络，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形成的艺术家聚居区和画廊集聚区。按照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圆明园、宋庄和798艺术区分别代表了当代先锋艺术群落的三个不同阶段。
圆明园画家村是当代先锋艺术群落的萌芽期。作为自发形成的艺术群落，它既是边缘的、非体制化的，也是批判的、自由的。对于艺术家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味——自由和反叛的精神象征。不同视角之间的错位决定了先锋艺术家的生存策略。由于主流艺术机构的不满和普通百姓的不理解，圆明园艺术家们的作品很少有人问津。社会的冷落使他们的艺术化生存十分严峻，只能在私下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海外艺术商、收藏家或驻中国外交官，通过他们进入国际艺术市场的交易。这无形中强化了他们对西方的依附过程，使部分艺术品出现了简单模仿西方，迎合他者想象的趋势。
宋庄艺术村是先锋艺术群落的发展期。与圆明园一样，它是自发形成的艺术群落。不过，宋庄艺术群落更大，市场化意识更强，也更多地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宋庄，相对于画商、文化媒介人与公众来说，栗宪庭等少数策展人和方力钧等具有国际声望的少数艺术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使命体制和职业体制双重作用的结果。从使命体制来说，他们张扬标新立异的个性和自由批判的精神;从职业体制来说，他们积极介入当代艺术国际的体制化运作，利用政策、资本、人脉等各种社会资源，以团体的形象进行市场包装和艺术宣传。商业化的逻辑不断渗透到艺术创作、展示、批评与收藏的各个环节。这种趋势暗合了政府打造文化品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方针。
798艺术区是先锋艺术群落的转型期。与宋庄艺术村类似，它是艺术家自发聚集之后，由政府支持、市场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不过，在区域功能上，如果说宋庄是艺术生产与制作中心，那么798艺术区则是以画廊为主，以当代艺术展示和销售为一体的当代艺术集散地。在生态结构上，如果说围绕在栗宪庭周围的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构成了宋庄艺术群落象征性的精神中心，那么798艺术区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多元互动的集体合作网络。与宋庄庞大的艺术家队伍相比，798的艺术家规模较小，一般只有几十人。他们与画廊老板、店铺经营者、艺术区管理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交流很少。这里的市场要素更为集中，商业化气氛更为浓厚，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是通过市场行为完成的。
艺术、市场与政府是当代先锋艺术群落中三种结构性的力量。三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决定了当代先锋艺术群落演变的趋势，即从边缘到主流，从冲突到融合，从政治化到市场化。与此相应，当代先锋艺术群落也从艺术家聚居区变成了画廊聚集区，从激进的视觉性变成了温和的视觉性。当然，由于一、二级艺术市场的无序竞争，市场规范与文化治理的不健全，艺术群落中的投机主义、消费主义正在侵蚀先锋艺术的批判立场。
四、艺术真实的重构
艺术体制与艺术群落的现代转型，日益改变了当代先锋艺术的生态环境和形象表征的模式，继而改变了我们对艺术真实的看法。因为艺术是否真实不仅取决于视觉感知的选择，而且取决于形象表征的方式。
第一个历史阶段旨在消解革命现实主义模式，直面冷峻的社会真实及其对民族心灵的冲击。这个阶段先后经历了两种表征方式，即现实主义（Realism）和理性的抽象主义。前者强调以冷静的笔触，明亮的色彩，有力的笔触，人性化的视角，如其所见地把世界呈现出来。这种表征方式通过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描写，有助于突破僵化、虚伪的“高大全”、“红光亮”模式，消解艺术的政治性、文学性和夸张的矫饰风格。后者大胆借鉴西方野兽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先锋艺术的语言范式，用“黑白灰”取代“红光亮”，用理性的抽象主义取代写实主义模式，来表达形而上的存在之思。
第二个历史阶段倾向于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如其所感地表达个体在社会急剧变迁中的心态变化及其所思所想。所谓如其所感的表达是指遵从艺术家内心的感受，把艺术家的视觉经验与情感体验真诚地呈现出来。这个阶段的表征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回归日常生活的情绪体验，将画面引向人的深度，人的内在性;二是转向身体，以身体为表征的媒介和对象。前者对日常性的关注讽喻了人文价值的破碎与虚无，改变了靳尚谊、王沂东、杨飞云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写实油画过于沉溺“技法之美”的画风，其代表性的文艺思潮是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和新生代写实主义。后者让身体兼有媒介和表征对象的双重功能，通过身体表演与视觉仪式来表达身体的极端体验及其对视觉秩序的象征性反抗。
第三个历史阶段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趋势——介入并反思社会变迁中种种深层次的现实与民生问题，如城市拆迁、生态污染、底层人文、身份建构等。不过，与第二个历史阶段相比，新世纪的先锋艺术更强调造型语言的多元化与混杂化，即，综合运用行为、装置、表演、影像、综合材料、新媒体等造型语言来塑造虚拟的视觉幻象，表达对现代性的反思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
总之，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先锋艺术的生态，改变了先锋艺术的视觉体制、行为模式和表征策略。反之，先锋艺术也通过造型语言的革新，敏感地表征并建构了社会与历史的真实。
注：周计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西方艺术理论与美学。本文为作者学术论文摘编，原文发表于《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