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文（MichaelSullivan，1916－2013.09.28）
中西美术和美术史研究可以相互借鉴与吸取。两者都面对艺术和艺术史，都曾在历史上相互交流并各自得益。作为关系的“他者”是相互的；有隔阂，也会有相知。“他者”与“我们”的友谊与交流是人类自身的需要。
新时期以来，中国相继翻译了苏立文、高居翰、方闻、李铸晋、王方宇等等有关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彼此的互访也频繁起来。2013年，陈卫和、钱岗南翻译的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很快受到媒体和学界的关注。此书初版于1996年，被巫鸿称作海外研究中国20世纪美术史的“开山之作”，先后得到了贡布里希、谢柏珂、方闻、安雅兰等的热情推荐。2013年5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展，同年9月，96岁高龄的苏立文与世长辞。今年2月，另一中国美术史的著名学者高居翰谢世，国内报刊和新媒体广泛报导并发表了悼念文章。诸文在论及他们杰出贡献的同时，也谈及他们作为中国美术“他者”的问题。
80年代，我和水天中接待过苏立文先生，后来又参加过他在央美举办的为其著作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我也多次听过高居翰先生的演讲。后来，耶鲁大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组织中美学者编写《中国绘画三千年》，我有机会与高居翰、班宗华、巫鸿等美籍学者合作，一起讨论体例、结构与初稿，其后又陪同班宗华到上博、辽博、南京等地考察古近美术。2005-2006年间，方闻先生受请在清华大学筹建“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约我参与其事，有机会协助方先生工作，近距离相互了解。与李铸晋、王方宇两位先生，也多次在学术活动或私下接触。这些有着“他者”身份的学者，都有一种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待人真诚，提携后进。但他们的学术背景、对中国美术的理解、学术个性等等，又有种种的不同。他们作为中国同行的“他者”，具有熟悉与陌生、新鲜与隔膜等多重特点，因而要具体分析、不同对待。
20世纪中国人的美术史写作，无论观念还是方法，大都学自日本和欧美学者。但这些海外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始终以欧美艺术为出发点来看中国美术。即便像苏立文、高居翰这样喜爱中国文化、以研究中国美术为业的学者，其全球眼光也是以欧洲为中心，而视中国艺术为边缘和次要对象，大抵是以西方标准为标准，西方方法为方法，西方理论为理论，来衡量中国美术。而中国的艺术史学者，亦大抵认同他们，追随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他者”眼光看自己的艺术。当代艺术和艺术史家追求的“现代性”，仍然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为标准的现代性。这是世界潮流。我们的恰当态度，只能是以开放的态度，认真接待与研究“他者”，容纳，交流，选择，在坚持与发扬本土传统的同时，敞开胸怀，认同文化艺术的多元趋势；既不能闭关自守，自满自足，也不能割断自己的文化传统，甘心被异己同化。
苏立文是最早关注现代中国美术的欧洲学者之一。在他看来，清代绘画是衰落的，20世纪绘画则充满了生机和复兴的希望。他的《20世纪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初版）一书，论及各美术门类的中国艺术家就有880位，还涉及20世纪的美术思潮、美术教育、美术展览、美术社团、美术刊物和中外美术交流；他积数十年之力查访、搜寻有关文献，直到耄耋之龄还抱病数次来华考察，其劳动量之大，耗精之巨，热情之高，实实令人感动。安雅兰说，此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史料，这是之前的西方著作中从未出现 过的。”谢柏轲说“这部著作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成就，凝聚了作者一生的工作”（见《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推荐语），确乎如此。20世纪中国美术的时代背景和演变历程纷纭复杂，无论是资料搜集、考校、提炼、梳理，都面临许多困难。西方关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著作，论资料之丰富、内容涵盖之宽博，见解之鲜明，确以苏立文此书为最。还可以看出，他的美术史叙事，能在大处比较，也能在细处捕捉；能条分缕细的陈述，也能讲有趣的故事，把历史叙述的严肃性与通俗可读性融而为一。他对中国的传统绘画有自己的看法，对中国美术的新事物有很强的敏感，常能作出褒贬分明的评价。他在北大的演讲（2004年）曾详细谈到写这本书的动机、背景，坦承所遇到的问题，对于了解苏立文和这部书的“他者”特点提供了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不必讳言，作为一个不大熟悉中文的欧洲学者，凭借一些未必十分可靠的中外出版物，多层面把握变化多端的20世纪中国美术，难免出现材料辨识上的问题。在中文版印行之际，陈卫和、钱岗南二位译者用脚注方式作了不少纠正，但仍难掩过多的讹错。我统计了一下，仅上册第一部分中的“传统绘画”一節，就有诸如溥雪斋继承了恭王府，金城发起组织了湖社并组织主持了《湖社月刊》；浙江吴兴是文人画吴派的发祥地，陈师曾组织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并是北京画坛的赞助人；齐白石的学生之中有陈年、徐悲鸿与姚华，张熊最著名的弟子是任颐；顾麟士、狄平子、吴征都是吴昌硕的学生，黄宾虹是留学日本的艺术学子；潘天寿从李叔同学习中国画并深受齐白石和黄宾虹的影响……一类等等的“硬伤”。某些媒体的推荐把这些讹错说得微不足道，是对读者、特别是一般读者的误导。苏立文从不回避这本书会存在“错误”，一再说“不可避免地，这本书包含着错误和疏忽”（见《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对他来说，写作的困难不在于材料太少，而是太多。因为多而庞杂，难以辩别选取。这是研究20世纪美术史的一个很难避免的问题。不只是苏立文如此，中国自己的研究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指出讹误与肯定成就并不矛盾，它们正是一个钱币的两面。此书的许多观点，是一个西方学者的观点，未必与我们的权威看法或习惯看法相一致，是很正常的事。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苏立文虽然是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但他最熟悉的还是欧美文化和艺术，欧美艺术和艺术史，是他观察与探寻中国艺术的知识出发点与观念背景，譬如，在他的《东西方艺术中交流》（1989年）一书中，对中西画家作比较，说“立体主义者的目的和技巧早在中国画家王原祁的山水画中已露端倪”，王原祁和塞尚都采用了把山脉和岩石“拆开”“重组”为“有机团块”的方法。说保罗?克利与董其昌都“扭曲弄歪”形体以追求“富有表现力的变形”；说波洛克作画的“迷狂状态”与石涛的“一画”观念相近似；说康定斯基的“内在共鸣”说与谢赫的“气韵生动”概念有共同之处……。（见詹姆斯?埃尔金斯《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第25-27页。潘跃昌、顾泠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这类比较表明，他对中国绘画和中国画论的理解，还是以西方美术及其理论为基点，它具有怎样的合理性，连埃尔金斯这样的西方学者也很怀疑，说这些比较是“暗示性的，但是不管它们暗示什么都导致背离这些比较。”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艺术是以不断创造新形式的方式，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再到后现代艺术。苏立文大抵是依照这样的观念看待20世纪中国艺术的。如在他的叙述中，坚持传统型民初北京画家如金城、陈师曾等是“保守主义”的，黄宾虹成为大师，不是因为他“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功夫，而是因为他“像印象派画家一样”画速写，而晚年的成功，是“似乎从印象派变成了表现派。”张大千艺术“生涯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他的艺术是如此折中，没有什么个性风格可言”，但在晚年“画了一组震撼性的表现主义作品”，从而成为一位“独立的大师”。在西画家兼美术教育家中，他认为刘海粟高于徐悲鸿，林风眠高于刘海粟。在他看来，林风眠的团队主张“艺术的职责在于创造”，因而“在献身‘创造新纪元的艺术’的实践中，他们比刘海粟更进步，比起保守的徐悲鸿和颜文樑更是远远地走在前面。”（《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第103页）在他的眼中，“徐悲鸿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不论是水墨画还是油画，少数风景除外，很少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感，……他可能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一位忘我的教师，但是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说到底唯一的一件事——绘画自身，他却缺乏刘海粟和林风眠那样热情和虔诚，因此，他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他称赞刘海粟“是一个天生的油画家”“他的造型坚实、色彩热烈而野性、笔触厚重。”认为他既不拘于中国传统，也不在“现代艺术中寻求一个可称之为自己的专属地盘”，“比其它许多上海现代派同仁出色得多。”但徐悲鸿和刘海粟“都没有在创造中国绘画的当代画派上取得关键性的突破，而这一点林风眠完成了。”在苏立文看来，林风眠和他的学生赵无极、朱德群、李可染和吴冠中等，已经是一个“当代画派”。“林风眠对于西画的当代倾向更为敏感”“他为现代艺术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他最服膺马蒂斯 ”“他的语言特色完全是当代的”。在苏立文的意识中，中国人学习西方艺术便是艺术革命，传统中国绘画是保守艺术，现当代西画艺术比古典艺术先进得多。他对中、西画家的比较，对中国画家间的比较，所持的标准，都来自西方。
一个西方美术史家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艺术，以西方艺术的标准为标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我们反省的是，中国人的“他者化”或曰“西方主义”。在西方文化强势席卷而来的当今，弱势文化的这种自觉“他者化”现象，意味着本土文化意识的危机。对于西画而言，如此这般的他化并不奇怪，问题是“他者”对中国画的理解，以及中国人理解中国画的“他者化”现象。现代文化的多元化潮流，也导致了中国画的多元趋向，这多元趋向有使中国画逐渐解体的可能。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中国画接受的外来影响是写实美术，只有少数人对现代艺术如表现主义、抽象主义有所汲取。上世纪末以来，他者的影响变成了整个的现代艺术，以“抽象水墨”“观念水墨”“实验水墨”“新水墨”命名的水墨画，在观念、形式和视觉语言上大都以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为模本，以解构和抛弃传统规范和形式特点为目标，只留下水墨材料和某些可利用的技术因素。我把这一类作品称为“非传统型”中国画，借以区别于“传统型”和“泛传统型”中国画。我的意思是，画家可以自由选择类型，但从文化战略的角度观之，传统型中国画需要加以呵护。这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艺术需要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文化策略。如果“传统型”被异己他者取代，就等于中国画的“解体”即全面的“他者化”。那将是一个悠久的民族文化所不可忍受的恶梦。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