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2日，安德烈·布勒东怒冲冲地站在一幅画的下面，画面中，一个怪模怪样的黑衣人蹲踞着，屁股后头长出一条又粗又长的异肢，仿佛恶作剧一般地，被地上的一只木叉架住。他的脑袋略微偏转，迎着观众的目光，观众在布勒东身后聚集起来又散去，嘴里啧啧称奇。
那幅画的作者，当然是萨尔瓦多·达利。
（一）
1934年是达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大群事情陆续发生：他在巴黎办了个展，他跟超现实主义运动宣告决裂，此外，他还和大自己十岁的喀山女人加拉完婚，她的前夫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另一位主将保罗·艾吕雅。“友妻不可夺”，不过，艾吕雅很有风度地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加拉本来就是莎乐美再世，达利虽然明媒正娶，事实上也不过是她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布勒东的怒，与此无关。
达利正是眼下上海的热点，一个商场和一个艺术馆同时举办他的展览，虽然高仿品居多，对客流则毫无影响。
达利大名鼎鼎，又疑点缠身，他是一个疯狂、骄纵、自私、暴戾、有众多恶癖，简直可以说是邪魔在心的人，但也是不世出的绘画天才。一面是疲软的钟表，趴在电话机上的大虾，满身粪便的女人，大群蚂蚁，蚂蚱，燃烧的长颈鹿，蜘蛛网，一大块一大块形状扭曲、恶心兮兮的东西，另一面，他也画奇妙无比的视错觉画，如1934年的《玛·韦斯特的脸》，也能画出一些传递严肃的时政信息的情怀作品，如1936年的《内战前兆》，还有很多富有美感的立体主义肖像画。奥威尔在1944年发表的一篇名文《萨尔瓦多·达利札记》里称，达利是个“野心家和暴露狂，但绝不是骗子”，他的变态，他对性倒错、肉体、粪便、尸身、腐烂物、淫秽细节的痴迷，是“世界陷入一场重病的症候”。
他一出道就被视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现在，他的知名度远胜于巴黎的那帮诗人，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这些人以前卫方法创作的诗歌很难拥有不朽的价值，而达利的画作却同他本人的标准像一样，几乎妇孺皆知。不过，论理念，他和布勒东诸人，以及像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如奇里科，还有超现实主义摄影家如芒莱，都是一致的，他们都信奉神秘主义，生命真正的律动，真正的艺术灵感，都是非理性的，反逻辑的，是在人世之外的。在探索之初，这些人都决心要成为某种可称为“宇宙意识”的东西的汇聚地和回音壁，他们的创作都不是自我封闭的，以美和崇高为中心的，而是开放的，期待着一些“不可名状的事物”的降临。
超现实主义是典型的“超善恶”，拒绝以常规的善恶观来评判艺术。他们拥抱地狱，到地狱中去探险，以亵渎神灵和正统的姿态，来表达对同时代人虚伪的“人道”的不满。法国有这个传统：从亵渎圣像的萨德侯爵，到痴迷幻象的皮埃尔·德·奈瓦尔，赞颂邪恶的夏尔·波德莱尔，以及憧憬“纯诗”的兰波，他们都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先驱，一个接一个愤恨地顶撞造物主。奇里科画一个大理石女人躺在木箱上，背后是一条铁路，这幅画没有任何美学范畴的涵义，它只是给人的心灵传达了某种模糊的情感；达利在美国所画的《那喀索斯巨变》，一只手举着一枚鸡蛋，蛋里冒出一朵花，你也一样说不清到底“它要表达什么”。
达利说过，观众看不懂很正常，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他画的是什么。他对自己的任何创作都不作解释，但是，在另一件事上他也保持沉默，终于导致了布勒东的震怒。
（二）
超现实主义者都是亲苏联的。艺术家天生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左派，此乃常识，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他们“幻想粉碎现有的一切”。达利声名鹊起的1930年代，也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右翼势力崛起之时，同时，国际共运召唤着一批又一批激情澎湃的年轻人。超现实主义者一般尊列宁为旗帜，唯有达利，毫不掩饰自己“志不在此”。他已经受到了美国的邀请，在那里他如鱼得水，言行也越发放肆，不怕开罪于同僚。
1931年，他在美国画了一幅画，把六个列宁头像放在一架钢琴的琴键上，两年后，他又画了一幅色情意味昭彰的《威廉·退尔之谜》，“威廉·退尔”长了一张列宁脸，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说，这叫“英雄叙事的虚无主义化”。于是便有了开头这一幕：当《威廉·退尔之谜》在巴黎展出时，布勒东特地到场想把它摘下来，付之一炬。不料展方似乎早有准备，把画挂得很高，让他空有一肚子火而无处发泄。
四天之后，布勒东把达利招来训话——那时他刚从美国“载誉而归”不久——超现实主义大本营的成员纷纷到场，一副会审的架势。这件事非常有名。那天，达利患了感冒，穿了很多衣服，他站在布勒东和其他成员面前，一件一件把衣服穿上又脱下，穿上又脱下，时而穿多一些，时而脱多一些，最后脱光了上身，一边穿脱，一边若无其事地拿体温计测体温。
多数人都吃吃地笑起来，就是布勒东也没法一直严肃下去。尽管如此，他仍然设法要把达利清除出革命队伍。他恼怒地发现，达利脸上有“纳粹的神采”。不过，无需他动手，达利自己就走了。
那时他的画已有了销路。过了一年，他又遇到了人生中的大恩人，爱德华七世国王的教子爱德华·詹姆斯。他同达利签了一份协议，每月自由挑选他的画，以高价买入，达利的义务则是必须备足可选购的作品。就这样，他跟一批这类百万富翁和贵族交厚，每个周末都金迷纸醉，觥筹交错。他的画固然惊世骇俗，但以各种糜烂颓废的主题讨好他的金主们，亦是绝对的事实。
因为詹姆斯的关系，他又在伦敦大红大紫。1936年在阿列克斯、雷德&列斐弗尔画廊的一次个展，展览还没开幕就卖出去七幅画，开幕当天，半天的时间就有15幅画有了主人，要知道展出的总量不过47幅而已。
说一个艺术家“也是个成功的商人”，算不得什么冒犯。当西班牙内战的消息传来，正在赚钱赚得乐不思蜀的当口的达利，回国看了一下之后就决定离开，丝毫没有“共赴国难”的兴趣。他是聪明人。他走后不久，老家就遭到洗劫，然后祖宅挨了轰炸，大部被毁。正如日中天的他突然就流亡了，在流亡途中，爱
德华·詹姆斯慷慨地把私家房子让给他住，在那里，达利夫妇还认识了可可·香奈儿。
（三）
另两位首屈一指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和米罗，声明支持共和政府，达利却无动于衷。人跟人的差别如此之大：达利的妹妹安妮·玛丽亚在内战中惨遭抓捕，受尽拷打，他的好友加西亚·洛尔卡被长枪党杀害，这些似乎都改变不了他保持中立的决心。尽管如此，大师一出手还是让人叹服的，他的《内战预感》，依然是用他所中意的人的肢体构造起了全图，你却感觉不到淫猥的味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呼之欲出的痛苦，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绝望嘶喊。
但他终究弃欧就美，做出了人生的一个关键抉择。
美国对达利而言，真是如同第二故乡一般。人们无法责备达利犬儒，因为谁也不能断言，在价值的天平上，从事艺术一定低于投身动荡的阶级斗争、革命或者明明各怀鬼胎的“反法西斯运动”。
美国批评家从1930年代开始，就把达利推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位在布勒东、艾吕雅之上。跟欧洲人不同，美国人把超现实主义主要看作一种视觉实践，不欲从中吸收诗歌、宣言和革命方案。但是，超现实主义，特别在纽约，具有一种轰动性价值，大众拿它当一种时尚；同时，达利作品的内容是“超善恶”的，而美国人看待达利的行为也凭着一种“超善恶”的眼光，宽容他的各种乖张放纵，嗜痂成癖，这一点，恐怕达利本人都没有想到。
美国人眼里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是被抽离掉了社会和政治背景的。他们拥抱它，却不看它的来源：它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幻灭中产生的，艺术家们在完全非理性的环境下，带着激愤、压抑、绝望而工作——隔岸观火的美国大众却完全看不到这些，他们追捧达利，仅仅是出于猎奇——和今天的观众并没有本质区别。
达利第二次赴美是在1936年，有作品展览，有讲座，他要代表整个超现实主义运动向观众发言。他作品中的夸张、浮华、腐朽和颓废，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全部，策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展，相当于以怪诞的“异域风情”来赚大众的钱。
严肃的艺术批评家看到了达利/超现实主义同商业的危险结合。例如，《斯克里布纳杂志》上就发表了弗兰克·卡斯珀斯的署名文章，指出超现实主义一登陆，“它就被一伙势利的有钱人给接了过去，这些人以为大众不懂，就假装自己很懂这个运动。自然，那些想要贩卖点东西的人也跟了过来，大做文章，极力夸耀，他们开始利用超现实主义，给这一精致而浮夸的形式吸引眼球和资金。”简言之，有钱人争当达利的知己，精明的商人借机炒作，告诉大众，达利是那个诱人的、进入门槛很高的“上流社会”的时尚。
欧洲的有钱人会出于附庸风雅而资助艺术，而美国的有钱人，是最不屑于附庸风雅的。达利恰好投他们所好，因为他的艺术是对欧洲“风雅”的颠覆，是种“反艺术”，如果他算是文化英雄，那么也绝对是个反英雄。1936年达利上了一次《时代周刊》封面，他面容年轻，胡子惹眼，直视着镜头，背景则是一片黑暗，增添了他的神秘气息。奥威尔准确地指出，为什么《时代周刊》会加入到追捧达利的行列里——因为美国人浅薄，没文化，只喜欢耸动的东西，厌恶高级的、严肃的思想：
如果你把这本书（指达利1942年出版的自传）拿给……对“附庸风雅之式微”倍感欢欣的《时代周刊》的主笔们……去看，他们的反应你不难想象，他们会拒绝看到达利的任何优点，他们不仅不会承认在道德上堕落的东西可能有审美的正当性，而且，他们真心希望艺术家做的，就是拍拍他们的后背，跟他们说，思想是完全不需要的。
不需要思想，只需看着新奇，好玩，滑稽，哪怕骇怖，总之与众不同，能从大众口袋里掏到钞票，它就是最“好”的艺术。
达利从未放弃以艺术家自命，但他也很适应美国的这套消费主义运作，两边一拍即合，达利从来没有觉得，去接一个商业机构的单子，去当一个大众文化里的符号，有什么不妥。实际上，生活在20世纪，你真的没法说，只有像拉斐尔那样去给大教堂画天顶画，才算是有尊严、有品格的艺术家。可是，这里面肯定有些事情是出了问题的。当达利在战时出版了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对这本在奥威尔眼里“散发着恶臭的书”，美国大众仍然是以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态度来接受的，他们对它里面显著的邪念无动于衷。
出面反对达利的，还是那些从欧洲流亡过来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布勒东嗅到的希特勒的味道，他们也能分辨出来。美国人，或许可以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了一锤定音之功，可是极端反讽的是，他们在自己国内热捧一个不乏希特勒特色的西班牙艺术家，全盘接受他的趣味与个性，他们视超现实主义为一群暴露狂、自恋狂的游戏，以作秀为最大的诉求，就是受到达利的影响。
借了美国人的力量，达利拥有了无远弗届的名望，他的影响力持恒至今，而同样坚挺不衰的，是将文化艺术做纯商业化、娱乐化处理的“美国模式”。达利是艺术家，可能也是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惊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只有在被折合进一种时髦，或一种跳梁小丑式的炫耀的情况下，才算是被大众所吸收。单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然太美国了，矜持的判断，独立的见解，总是被“大家都在看”吞没得了无声息。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