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林策划的刘庆元灯箱作品《把所有混在一起！》。
展览结束后，策展人世宾对这个他一手策划的“大作业”——为期一个月的“A-ONE 中日韩艺术交流展”第九届之“东方妙音”艺术展打了分：刚好及格。在回顾整场展览的时候，他说，如果能够对艺术品的选择更加严格，如果能够有更大范围可供选择的艺术品，展览能够办得更好。尽管已经在展览的策划和准备中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在世宾的心里，还是有着对一个“满分”的完美展览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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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的跨国联展
去年年底，广州南美术馆，“A-ONE 中日韩艺术交流展”正在展出，之前已经举办了八届的交流展这一届刚好轮到中国，负责人是画家、广东工学院教授陈天。
开办第一场A-ONE中日韩艺术交流展的时候，年轻的陈天没有想到，这场展览一办就延续了十年。十年前，陈天还是刚刚到日本留学的艺术系学生，他并没有计划办一场三国联合的艺术家个展，这场展览始于巧合。当年在日本，展馆一般分为两个部分。除了常设的展出展馆收藏品的画廊之外，一部分展馆会空置出来向民众开放，称为市民画廊。只要有人申请并获批，就能够获得在展馆自由办展的档期。2002年，陈天在一个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抽到了市民画廊的档期，恰好他的同学，韩国留学生李润静也要做展览。这样两件巧合的发生使他们决定一起办展。陈天和李润静于是联系在日本认识的画家朋友们，办了第一场A-ONE中、日、韩艺术家联合个展。首届展览并没有经过周密的策划，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因此第二届展览的时候，他们被韩国美术馆邀请去办展，还出了画册。由韩国方面承担一切费用，负责美术馆、场地、运输和宣传。有了这么个良好的开端，陈天便和李润静，以及日本艺术家玉田姥烟牵头，把这场展览轮流办了下去，至今已经是第九届了。
以往几届，陈天一直身兼负责人和参展艺术家的两重身份。这一次，他请来了他的朋友——诗人世宾，请他担任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统筹整个展览规划。
曾经自命西方信徒的人皈依了东方文化
出身诗人和作家的世宾早年起就非常关注现代艺术，做过行为艺术、办过个展，跟A-One更是因缘深厚：他曾作为参展艺术家参加过第一届和第二届的A-One系列展览，是陈天眼中最合适的策展人。
世宾的欣然应邀并非仅仅是“友情客串”。他这些年来积攒了很多想法，A-One对他来说是一个呈现自己思想的契机。他给展览选定主题“东方妙音”，这四个字试图表达的，正是他这两三年都在思考的人生命题。作为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世宾的整个思想体系都背离传统意义上的“东方”。世宾说，他向东方皈依的转变跟他两次奇异的经历有关。他内心似乎一直跟宗教有种“非常奇特的连结”，他定期会去青海塔尔寺住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经历了人生的两段奇遇，最让他震撼的是，他去塔尔寺给刚出生的女儿祈福，住在活佛住的地方，在某一天天快亮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他梦到了人类的末年。这个末年像圣经描写的那样，洪水滔天，人都爬到了树上。“这个时候我梦醒过来，我推开院子的门，外面刚好下了那一年（2009年）的第一场雪，很冷。山上很多的石头给白雪覆盖了。我站在那里，忽然感觉内心非常宁静。这背景让我感觉到，我必须为人类做点什么。个人的欲望不再重要了，一点都不重要。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的生活时时有这种体验的出现。这对我的生命构成了召唤。”
或许正是这种召唤，在世宾心里埋下了对生命的终极思考与对东方文化、对自然精神的关注。“东方妙音”，世宾把东方这个概念阐释成文化身份。“东方在现代社会的语境里是缺席的。我们的展览，就是要唤起东方的自我意识，给东方予一些新的文化内涵，把自然作为我们的现实生活的参照物。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是需要参照物的，否则我们就会趋于麻木和盲从。我希望创造一种东方的语言，这种语言未必对立于现存的表达，甚至与西方有一些交叉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寻求与西方文化的沟通。东方这个词不是死掉的，而是生机勃勃的，我们完全可以赋予它新的内涵。一切艺术作品想要有活力，就必须要面对当下。”[NextPage]
辗转找过三家才落实了场地
确定主题和策划文案花了世宾两三个月的时间，接下来，作为策展人的他还要负责寻找场地和资金的赞助。世宾第一个联系的是五山美术馆，但后来因为一些因素而放弃；这之后世宾托朋友出面联系红专厂，一度达成过协定，但因双方在彼此开出条件上谈不拢而作罢。在世宾以为他不可能及时找到合适场地的时候，恰好广州南美术馆的临时负责人主动发出邀请，这才选定了最后展览的地址。展览的赞助方面，世宾联系到一个专为艺术展览提供支持的基金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为展览申请到13万的办展赞助，对方许诺在开展一段时间之后会将资金划拨给A-One。
在资金和场地得到落实之后，世宾和陈天开始广罗作品。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挑选、审核过程，最终确定参展的艺术作品，艺术家这才把作品通过邮寄的方式交给办展方，之后便是要求精细复杂却也异常劳累的场地布置工作。世宾和朋友们前后忙碌，在着手准备展览六个月后，终于，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展览如期向公众开放。开幕式那天，观者如云，盛大的场面让世宾着实有种成就感：展览请到了皮道坚等业内权威艺术家，吸引了数家媒体的报道，第一天来的观展人就有300多个。
“东方妙音”展览展期一个月，开幕式后因为场地位置和宣传的关系，参观者并不像开始的几天那么多，但展览总体来说是顺利的。因此，世宾给自己打了个60分，刚刚及格。
来不及更多地回味刚刚结束的展览，世宾已经在着手为5月份的一个空间主题展策展，手头上还有五六个正在考虑的青年艺术家个展。他正在策划的展出由某商业公司牵头，世宾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趣味联系艺术家，选择场地，布置展览。有朋友质疑他这样办展是否会使展览主题和理念的传达受影响。世宾却觉得，他能够做到策展独立于赞助机构，艺术家独立于策展。他说，在未来的策展中，他还想把对诗歌的思考移植到艺术上来。他相信随着他自身的支配能力增强，艺术展览肯定可以越做越大。
从学院到画廊：跨界的策展人
樊林：策展人和画廊、艺术家要彼此信任
从2008年至今，樊林已经办过不少展览。记者采访当日，她策展的“再重现——陈农、王彤摄影展”正在上海开幕。
在介入策展之前，樊林在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课程，偶尔写些艺术评论。2006年前后，正是广州的独立画廊出现的时候。与先前传统画廊不同，新画廊关注的更多是现代艺术，倾向于用策展人策展这样一种方式将艺术问题呈献给观众。对独立策展人的需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多起来。2008年，樊林参加了如意画廊的展览筹备会，应画廊之邀，承担起“向诺克琳致敬——女性主义作品联展”展览的策展工作，自此踏上策展之路。
从这场展览之后，樊林又先后做了广东主义粤港联展、绵延之诗等展览，在圈内也逐渐赢得了自己的声誉。
樊林说，自己当初并没有长期策展的打算，只是凭着兴趣和一边思考一边将策展作为一种艺术实践做下去，却不觉中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作为美术学院的副教授，樊林是幸运的，她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有才华的青年学生的作品，见证作品的形成，身在学院也能够帮助她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樊林与不同的画廊合作，因为办展次数多了，跟画廊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信任关系。在她看来，策展人和画廊、和艺术家之间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这样即使双方有些不同意见，也都可以很快地作出调整。
樊林对策展人这一身份的体认越来越深。她说，策展人要对展览有足够的判断力才能说服艺术机构接受自己的想法，此外，对策展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与各方面的沟通：画廊、艺术家各自有什么样的需求。“不可以伤害艺术家，也不能以伤害画廊利益为代价，但在实现展览的同时我也不能受伤害。艺术家的定位在哪里，画廊的需求是什么，这些都要协调好。信任是慢慢建立的，要站在高处看清楚局面，要平等地跟各方面对话，自己坚持一些学术的考虑，提出一些突破。其实艺术市场好了，大家就都可以获得利益，如果把艺术生态破坏了，大家就都会受损伤。”
胡震：策展应该对年轻艺术家没有门槛
和樊林一样，胡震也是从美院走出来的策展人，也兼任53美术馆的副馆长。胡震最早是学戏曲出身，之后因为身体问题转而攻读美术史，在做策展人之前，他是美院的美术史教授。2008年，因为机缘巧合他结识了法国艺术家马大维，马大维的艺术作品以及多重文化背景的身份吸引了他，他于是和53美术馆的馆长李琼波商量，给他做一个展，这个展览也是胡震策展生涯的开端。在此之后，胡震又做了“东张，西望”系列展、比列·康威的展览等，近期他和日本艺术家藤井达矢共同策展的“这有什么关系：中日当代艺术展”，将在近期开幕。
胡震做的展览，除了一些平常的个展，还有很多大型的系列展，但无论规模大小，胡震的办展经历一直都很顺利。胡震总结道，之所以会顺利，是因为他从开始办展的时候起就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平台：53美术馆的支持。胡震说，跟其他策展人相比，他在寻求资金支持上能够免去一些奔忙。若非如此，一般的策展人需要面对这些很实际的问题，即寻求名义或者实际的赞助。这次中日当代艺术展，胡震曾陪着日本方面的策展人藤井达矢去日本领馆以及其他机构进行沟通，这样的事情，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的策展人都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同样，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策展人的工作就是沟通和协调。即使少一些赞助，为了把展览办好，一般来说艺术家和美术馆也都会做一些弹性的配合。[NextPage]
尽管有53美术馆做支柱，胡震说，还有一个问题是和艺术家的选择。如系列展“东张西望”中，“七侠演艺”在办展的时候曾经一度陷入僵局，当时其中一个参展的法国艺术家临时变动时间，导致整个展览需要作出改变。后来经过和美术馆协调，美术馆方面答应提供了许多资金上的支持，如提供艺术家的往返程机票和作品运费，而胡震也最终说服艺术家，这才能够如期开展。
胡震说，在他看来，策展人终极的问题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让介入进来展览的每一个方面都找到自己要得到的。合理的建构对话空间，合理的权衡艺术品位和观众接受程度之间的区别，同时考虑画廊的运作。
胡震憧憬的理想的策展状态应该是对年轻艺术家没有门槛的。这当然需要社会上有更多的资本投入，这种资本不是急切的希望回报的资本，而是能以一种耐心的方式投入到艺术中来，等待艺术市场发展成熟的以艺术为发展目的的资本。艺术即使作为一个产业，它的回报可能也需要一个非常长期的阶段。胡震认为，广州的艺术机构“维他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艺术以自由自然的形态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整个机构，“维他命”也一直成功地存活了下来。如果这样的园区能够渐渐地生长，那么长期看来，整个广州现代艺术的生态就会更好，也更适合年轻的艺术家、策展人发展。
专访
专访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
社会应该对学术策展更多单纯的支持
记者：当下中国整个的办展环境的发展程度如何？
王璜生：中国的环境已经改善了很多，但还是有很多问题，策展人制度也不够成熟。社会资金对展览的态度更多的是逃避，真正好的策展不一定拿到资金，有一些不好的展览反而能拿到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策展人会受到干扰。制度的不完善，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当然也有这个组织里面的人的自身意识问题。
作为一个策展人，我们怎样去坚守自己学术的立场，保持独立的学术思考和策展方式，这是很重要的。现代社会诱惑很多，这也使得坚持越来越难。总的来说，社会应该有更多对学术策展单纯的支持。就像前几天我在广州的地方采访中谈到的那样，在制度和人的关系里，人总是能够在制度里面找到自己的空间，但制度起决定作用。个人改变的这种可能性是小的。不过反过来想，制度是人制定的，人可以对制度进行有意识的改进。所以，改善环境要靠制度，也要靠人。
记者：您觉得广州与其他城市相比，办展的环境如何？需要主要力量（如政府）作出哪些方面的改善吗？
王璜生：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各个城市办展的条件都不相上下。之所以有一些展览能够做好，有一些展览不够成功，关键是看做事的方法和做事的人。举一个例子，广州三年展是成功的。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社会关注之多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政府的支持并不能成为一届展览成功的保证，有时候过度和不合时宜的关注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政府应该支持我们的文化，怎么支持，用什么样的方式支持还是值得思考的。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各自在各自的条件下作出改善就好。
记者：广州办过的三年展是非常成功的，您作为首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觉得它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
王璜生：我认为这是一群人的办事结果。有这样一个特定的阶段，共同的影响和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时机、没有大众的需求、没有当时的凝聚力……缺了任何一个环节展览都不可能成功。当时的成功是特定的。广州三年展也并不是没有资金匮乏的情况，我做的很多展览都是在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完成的。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在这种条件下努力做到最好，努力解决问题，量力而为，最终实实在在地尽我最大的能力把事情办好。
记者：有人提议可以与商业适度结合，您认为学术展览与商业结合之后，独立性会受到影响吗？
王璜生：我认为商业与学术展览的结合是可以有很多方式的。商业品牌对美术馆的支持也是很正常的事，不能简单地界定好与不好，而是要看怎么做。只要我们坚持原则，保持学术展览要的独立性就是可以的。如果超出这个要求，我们大可以拒绝，或者尝试邀请企业以其他方式帮忙。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把握度。譬如说我最近在策划的“超有机”的展览，赞助商赞助的条件是我帮他们做“未来收藏家计划”，事实上以这样的条件，双方都得到了支持，是可以双赢的。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