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前不久有一句振聋发聩的“打分”话引发广泛关注，他说：“以中国的标准，美国大多作品的水平就在60分以下。”我看，此“不及格论”可算2011年度“艺术官员最雷语”，与此可比的，2011年终12月24日出自北大校长周其凤之口的“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中国的教育很成功”。

　　老百姓出雷语，可当自娱自乐看，但官员的“雷语”可就得认真辨识。

　　杨院长的“前缀条件”是：美国的历史不长。再看如此而“不及格”艺术却取得“更大影响”的“后缀条件”：这个任务不能仅靠艺术完成，还需要国家实力的支撑。这个“条件”中的历史和现实与“不及格”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谓或莫名其妙或暗藏玄机。

　　“条件”的背景之一是：杨目前身份是国家画院院长，前身份是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背景之二是：杨院长是出席广州画院新址奠基仪式上出此雷语的。是的，近期“国家实力”确实强劲，又开始吹响“文化体制改革”号角了，尽管这么多次以来，从来没见到彻底搞清过文化的公私“体制”界限、文化改革的关键是改什么、文化改革到底是谁主张谁得利等根本问题，但每一次“大派糖”、“分蛋糕”却是实实在在大有“支撑”的。

　　听到雷语者，不如反思：人家不及格都能如此，我们都“国家实力”第二了，假如我们确实“艺术100”，何以不影响遍及世界？按这个逻辑细化问题，就要问：正在“院长岗位”的杨晓阳及格吗？

　　曾在人民网陕西频道上读到的一篇名为《杨晓阳现象》的长文，称赞杨“是个政治家外交家”，当时杨晓阳正当着西安美术学院院长。我认为此文定位是中肯的：作者描述的现场场景中，杨院长边接受采访，边能以10分钟的速度画完画应酬求画者，或可断定杨是“10分艺术家，50分政治家外交家”（按每小时60分制计）——借用杨院长的“打分思维”计算，如此每天以“10分速度”分割的杨院长，完成“绘万件画”的人生目标，大概只用不到两个半月时间，果然“前景不可估量”！再至当了国家画院院长，不久前，在首制“大美院”口号和实践之后，终又见识他的“大画院”制式端倪：扩大“本院”；扩建“分院”；圈揽“院士”。虽然我们外人不明此制式内部运作是否涉及“乱发费”、“乱花费”问题，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此制式运作应该符合制度伦理，故起码应该有运作透明度，让供养之的民众知道制式的选举规章、规则，以行使监督，可面对画院是怎么扩的、入院画家是怎么选的、院士是怎么选的、谁来选、换不换届、多长时间换届、为什么死人可以和活人共同参选并获选等质疑，身负首责的院长杨晓阳同样采取不直面态度，也见不到面向公众的通告。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公共机构，有一个基本的制度伦理：权力民众授予，权力接受民众监督；权力制度为民众而设，向民众负责；机构领导者是制度的直接责任人，有义务向民众交代制度因由和问题。以此列举观之，前后两次身任“院长”的杨晓阳的“政德”，该是打“60分以下”还是“60分以上”？

　　在实际得分之外，我还关心杨院长的“打分思维”。这个思维惯性不知道是不是杨先生当美术学院院长时，中国特色的高等院校一长独大的“行政打分”行为培养出来的。

　　杨院长的陕西文官好友、据说也是一位书法家的贾平凹先生就这样评价过杨晓阳：“杨晓阳是有绘画天才的，并成就斐然”，“杨晓阳的人和画都是难以言说的，不可思议的。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从政从艺现已相当出色，但其前景还不可估量啊”。按现实制度逻辑猜想一下，如果多几个贾平凹这样重量级的、美术上业余的朋友或政官打一下高分，而且若多都是官官相悦的朋友，不用超过10个，即使这个国家里的大部分民众都打“不及格”，杨的“从政前景”仍然是“不可估量啊”！

　　但相对而言，我更关心制度问题。因为，就本文所讨论、关注的问题，它与“艺术及不及格”之间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甚至我愿意借此文表明我颇为倾向的一个“制度决定论”观点：制度决定艺术成绩。

　　就此而言，我是非常认同“艺术批评包括艺术制度批评”这样的主张的。那种天真地认为艺术可以在制度之外自圆、自律地生成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我们知道，即使被认为是“形式自律”的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设计、艺术，也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而诞生：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就没有扩大的本国和国际市场，就没有批量化、标准化生产的工厂，就没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城市化，就没有应需而生的简洁、实用的现代艺术。引申开来论证，就等于说，杨院长再怎么爱打美国“不及格”，“美国艺术”仍然只能是美国的，仍然只愿意是美国人的——想一想：将这样的本质上产自欧洲的艺术接纳入国境并作出本土化努力，美国人做足了制度准备（特别是二战后），而像给杨院长等人深刻印象乃至震撼的所谓“美国冷战艺术阴谋”现象，也很容易领会其中的“制度因素”，难怪很多美国人会有“美国艺术=民主价值”这样的认识论了。[NextPage]

　　眼观国内，试问：“文革艺术”有没有制度基础？学习老大哥的“革命现实主义”有没有制度基础？近代以来，那些外来的“不及格艺术”总是不能被宽容而获得起码的生存空间，缺了什么制度基础？我们的“传统艺术”不断地被摧残、不断被推倒重来、不断地非生态化“改造”，它们不能优生、优化，什么制度起到了致命的作用？我们的传统和现代真正“共生过”、“共生好”了吗？我们真正现代过吗？我们的制度告别了封建、专制从而支持真正的来自民间的“百花齐放”了吗？……支持杨院长非此即彼、厚此贬彼的“打分思维”的，是什么“制度思想”？依靠“国办画院”的制度来“拯救传统”、“复兴文化”，这可靠、符合民意吗？此制度下生产的艺术——“刚刚开始的传统”，将是未来的何样“传统”？我们何时、何能“善待传统”？……

　　考察中国艺术史，我认为最为衰败而刺痛人眼的景象，是那些艺术附臣们紧紧拥抱着权力或金钱的大腿矫情伴舞……

　　在一种制度框架搭起的社会舞台上，如果民众的批评意见不能起到有效作用，任由官员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地“表演雷语”——比如杨院长，那么，以为我最大的失望是来自于一介艺术官员，那一定是大错特错的；而对其意欲领导的“文艺复兴”之效果，我连观望都不需要，更无所谓失望或绝望！

　　（作者系广州美院教师）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