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

　　最近，我被邀请做各种评委，从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到北京青年电影节。这两个活动的参与者好像生活在两个社会，前一部分好像生活在安逸的中产社会，后一部分则像在被中国的进步列车远远丢弃的底层社会。

　　我在接受有关上海青年美展的采访时，用得最多的词是“没朝气”，以至一个媒体就用这个词作为标题。上海青年美展多是学院毕业生之作，但奇怪地是很少有反映新一代生活的，大多是一些老气横秋、莫名其妙或怪诞的视觉，比如一个穿旗袍的中国女孩站在古代欧洲的宫廷里，一对鱼翅被装在京剧名伶的身上，一个中学生抱着枕头睡在绿充气垫上；更多的是画一些陈旧的风景画，怀旧的旧城区等。

　　这个现场反映了人文关怀的缺失，但我不能因此指认这一代人缺失人文精神。因为，在另一个现场，几乎都是令我震撼的人文关怀。同样这一代的另一批人，他们的镜头深入到中国的主流影视和报纸从不出现的现场和人群中，比如贫困之极的饥饿村、苗族风俗正被商业渗透的客家村落、边远地区民间的道情剧团、沿海小城市的青年黑帮、杭州足疗店按摩女的爱情幻灭、西康喇嘛群体的信仰生活。

　　年轻一代已经不属于同一个精神共同体，这拨年轻人生活于安逸的莫名其妙的艺术和金钱的游戏，另一拨则在面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残酷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近十年以底层题材为主体的DV纪录片和DV电影等独立影像是当代艺术中最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艺术、波普艺术和新媒体则已基本上丧失了人文精神和实验性，成为一种媚俗的、空洞的装摸作样的时尚游戏。

　　当代艺术裂成不同的碎片，当代艺术不再是前卫的同义词。只能说，有些当代艺术是前卫的，仅占极少数。有些当代艺术变得极其媚俗，它们不过是用观念艺术、装置、行为艺术和多媒体作为外衣的媚俗。年轻艺术家因此分道扬镳，奔向不同的现场，他们的内心已不属于一路人。大部分奔向画廊、拍卖会、艺术博览会、高级会所，与资本家、权贵为伍；小部分青年深入边远乡村、城郊结合部的违章住宅、破旧的居民楼以及深山高原上的寺院教堂，与下岗工人、僧众、按摩女、黑帮、上访者、同性恋者、流浪艺人等为伍。

　　社会正在碎片化，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被所有人共同向往，人们朝向不同的地点重新聚集，相信不同的上帝。不同人群之间的精神纽带已然消失，不同碎片之间用资本、娱乐和雇佣关系来重建联系。向往有钱的人与有钱人为伍，被迫挣扎的人与同样挣扎的人为伍。

　　独立影像的意义在于传递主流屏幕上看不到的影像，三年前我曾担任南京独立影像节的评委，独立影像每次都让我重新观看到中国的另一面，或者人们内心的另一面。但独立影像近十年找不到一个名称，它既不属于电影业，也不属于当代艺术。人们只是朴实地称之为民间纪录片或者独立影像。独立影像实际上代表着真正的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的价值在于呈现主流之外的另一面。

　　作为这届北京青年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我建议给一部叫《饥饿的村子》的纪录片专门设一个人道主义奖，在一个边远村落，一群老人生活在饥饿线上，完全是一个贫穷社会。这个社会如同被高铁时代扔在远处的一个碎片，车上所有的人都安逸地坐在飞机式坐椅上，看着车厢内的移动电视，上面只有不停的商品营销和时尚，不会出现这个社会的任何影像。我被这个青年导演的镜头下的残酷真实所震撼，我都没有勇气完全正视画面，而他要跟这个人群长年累月地面对面。

　　参选片中有一部反映去年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维权主题的纪录片《暖冬》。该片是所有片子中少数的城市题材，艺术家大都达到了小资生活水准。《暖冬》表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巨变中的内心纠结和自我矛盾，比如，他们向往民主、公义，又自私、害怕强权；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维钱”和为社会“维权”之间摇摆不定；他们热衷狂欢式的艺术仪式，但不能为社会进步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他们的维权形式很当代艺术，比如每人裹一条棉被站成一排，戴上妖怪面具到北京地铁里突然出现、跟拆迁公司的黑帮兄弟斗智斗勇，任何时候都不忘合影和摄像。

　　《暖冬》的精彩在后半部分，维权成功后，患难与共的艺术家却陷于分裂，在有关民主、分钱、功劳、该不该上街游行等问题上，相互之间猜疑、争论、排斥，甚至谩骂、诉诸法庭。除了官僚体系、公司体系组织化和一体性程度愈来愈高外，我们的社会从底层到城市小资产阶级逐渐在碎片化，价值观以及有限的经济分配使群体消散为一个个脆弱的不堪冲击的个人。

　　在某种意义上，要感谢那些偏离主流的独立影像的年轻一代，他们不仅在主流和市场之外打开了另一扇窗口，让我们见识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同时，他们用影像重新把一块块碎片缝合成一个整体叙事，在语言上，碎片化的社会因此重新聚成一个影像化的社群。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