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市场的前景非常好，但是问题也很大，主要就是不规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艺术市场是由几个相互独立的支柱支撑起来的：一个是艺术家，即艺术品的生产者；第二个支柱是收藏家，这是艺术品的终端；第三个支柱是艺术评论家和学者，他们是独立的撰稿人；第四个支柱是艺术市场的运营者，包括画廊、拍卖行、独立经纪人，还包括给各种基金做顾问的一批专家，这些人都是在艺术市场里经营操作的人。这四个支柱应该各行其职，不能“篡位”，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合理公平的市场。

　　艺术家要遵守市场规则，不能卖给一家50000块，卖给另一家5000块；与画廊签了协议就应该遵守。如果协议规定，艺术家这一年里创作的作品都由画廊来代理，那么艺术家就不能私下出售，甚至赠送他人都不应该，这是艺术家应该遵守的规矩。

　　评论家应持守的规矩是，绝对不能从任何一方获得好处，否则的话，他/她的评论就会失去公正的立场。而现在的评论家，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批评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

　　除此之外，中国的艺术市场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例如，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职责不分明，本来画廊是一级市场，拍卖行是二级市场，拍卖行里的作品照理应该来自于画廊，而不是艺术家本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机制呢？因为作品的真伪辨别问题应该在一级市场里得到解决，画廊要对送拍的作品负责任，才能够具有良好的信誉度，才能够与拍卖行取得一个长久的合作关系。而让拍卖行去鉴定所有作品，这个要求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理的。

　　我与原来苏富比几个中国画部的主任比较熟悉，包括香港的黄君实、纽约的张宏，他们就曾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几千名画家，他们怎么可能对每个画家的作品都那么了解、辨别都准确无误呢？所以，这个判断真假的任务其实应该交给画廊或者经纪人来完成。一家画廊或经纪人可能只经营6个画家或者8个画家的作品，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保证这几位画家作品的可靠性，因为画廊与艺术家是长期的合作伙伴，作品都来自艺术家的画室，那么拍卖行也能够保证其拍卖作品的真实性。

　　现在中国没有这个环节。拍卖行根本不会到画廊里去收作品，而是直接从别人家里收。所以，拍卖行的可靠性和信誉度就被打了很大的折扣。当然，各个拍卖行的具体情况差别很大，一些大的拍卖行，例如嘉德的王雁南等人，都很认真，做事比较谨慎。但是很多地方上的小拍卖行就大不一样，我曾翻阅过它们的拍卖目录，觉得那里面假画的比例甚至要达到80%、90%之多。

　　在西方，造假画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某人被发现造假，即使不会判很长的刑期，也一定会经过法律诉讼环节，而且在媒体上公开。在监狱服刑几年之后，这个人以后就再不能造假画了，不仅不能造假，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不会有人再信任他了。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造假画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比文化创意产业还赚钱，真是一本万利。国画造假的人太多，这是造成市场混乱的一个特别大的原因。

　　此外还有客观维度上的问题，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它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的评判非常困难。那么价值评判的系统从哪里来？在一个历史时期当中，眼光准确的人或许只有一两个人，非常之少，而且在短期内或许也无法得到同代人的认同。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大家都认同黄宾虹先生的艺术价值，认为他的作品是大师级的，没人敢说不好，因为说黄先生的作品不好，似乎就是表明自己没有艺术判断的水平。但实际上，在他有生之年没人说黄先生的作品好，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例如我的父亲潘天寿，还有傅雷先生等人认同并且支持黄先生的作品。当年黄先生的作品要赠送给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结果浙江美术学院拒绝接受；送给浙江博物馆，馆方后来只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一部分作品；送给家里帮忙照顾黄先生夫妇的工人，工人更愿意要几块钱，而不是黄先生的作品。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先生的那批作品成了浙江博物馆的第一大镇馆之宝。

　　这说明什么？说明顶级的艺术家要被人理解是极为困难的，很多著名画家在生前都不为人所接受，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他的作品才能够为人所理解，这些作品的价值才能够显现出来。建立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就是如此困难，即便是在专家的圈子里，真能辨别其价值的人，恐怕也是少而又少。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