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丞峰

　　有一种说法——当代艺术的价值是多元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要么是不负责任，要么是在混淆概念。

　　说多元是当代文化的特点，这没有任何问题，多元指各种价值观在当代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而当代艺术注定不是各种价值观都能容纳的，这点也毫无疑问。

　　当代艺术是从现代艺术的母体中脱胎或自然继承而来，这人所共知。现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在我看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为精神批判，二是形式主义。其中精神批判的武器是从启蒙主义那里得来，在八五新潮美术时期尤其如此。

　　尽管“当代艺术”是一个指代并不十分清晰的概念，由于“当代艺术”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有了相当的认同，从其被称呼起自今，尽管模糊，尚没有更合适的指称去代替它，出于言说的必要，我们只能姑且称之。

　　为什么说“当代艺术”不是一个指代清晰的概念？因为现代艺术的背后的思想支撑是“现代主义”，但当代艺术尚没有一个“当代主义”作为支撑；现代主义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而“当代性”好像还没有谁能说清楚。这也正是“当代艺术”被各取所需的空隙所在。

　　以此推论，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仍然不能脱离启蒙，特别是在中国。

　　说到此，有些“后学”者会急不可耐地跳出来反对这一结论，他们曾从反对宏大叙事的角度清理启蒙，反对理性的主宰，此桩学术公案已持续多年。

　　对启蒙的反思未尝不可，正像对“五四”的反思很有必要一样。但启蒙在今天的中国毕竟是一番未竟的事业，就像五四所提出的口号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一样，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虽跻身世界前两位而政治文化上仍然欠账累累、国民素质距离鲁迅当年的期望仍很遥远的国度，在物欲横流的现实当代，再提启蒙无论如何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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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启蒙又包括哪些内容？

　　这里我不想再重新梳理“启蒙——新启蒙——后启蒙”的思想序列，启蒙的对象当然是人，鲁迅先生当年曾深刻地指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物，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这种“人立”思想正是启蒙的核心。我想具体落实到当下中国的文化艺术的领域，这个启蒙所承担的任务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说，首先意味着在当下坚持人文的批判精神。虽然“人文”这个词虽然正被后现代思潮消解，然而“批判”这个概念却永不过时，特别是在商业化渗透当代社会每个角落的今天，犬儒主义和随遇而安、存在就是合理的惰性是社会良心的腐蚀剂，这种惰性离为现存不合理状况的辩护只有一步之遥。

　　第二，坚持对主流意识持批判。主流意识往往以特定的思考及其话语，以一个利益集团的“理性”去遮蔽社会众多利益主体的“理性”，其结果往往导致对新思想的扼杀，把社会引向平庸，带向对人生的“遗忘”，遗忘通常应有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其实，“知识分子”也具有两重性：在权力社会中，他们既能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也可能充当权力的帮手，对后一点的揭示同样应包括在批判中。

　　第三，艺术是通过形象的展示来实施教化或情感传播的。那么通过艺术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习惯思维方法和方式就成为当代艺术重要的表达内容。康德曾说：“革命也许能打倒专制和功利主义，但它自身绝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康德《什么是启蒙》)将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习惯思维方法看作是当今启蒙的一项重要任务，当代艺术将更多地承担这一任务，这也是社会越来越趋向合理化与秩序化的必然结果，对抗性、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将逐步减少，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物”的世界与人的矛盾和互相依存的关系，揭示出事物内在的矛盾性，以激发想象、启发人们的思维，这些都将逐步构成艺术家的思维并成为进入艺术状态的出发点和创作目标。

　　福柯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论点：对思想的控制不简单地就是某一个人或统治阶级的武断意志的体现，而是一种以知识为内因的权力形式，这种知识为控制者和被控制者所共有，从这一意义上说，思想被控制者实际上参与了对他自己的控制。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习惯于抱怨某种思想的控制，但却懒于思考自己在这种控制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通过艺术间接或智慧性地揭示了这一矛盾，其意义要远大于对体制上的简单对抗。当代艺术通过个人的感受表达或暗示出某种社会化的启示，伸展批判的触角，即使不用“批判”这个大词，我们通过艺术，对习以为常的麻痹与庸常猛击一掌哪怕是有所触动，也应是当代艺术应该承担的任务。

　　用多元价值观来消解当代艺术的启蒙任务是危险的，如果消解了这个核心主体，当代艺术也就成了随遇而安、甚至随波逐流的万能承载物，当代艺术核心多元就意味着主体内涵的解构，这种危险在当下非但客观存在，而且在现有的政治文化氛围、市场话语通吃的背景下完全有可能吞噬或蚕食当代艺术，这也正是在中国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必须加以警醒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当然，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容纳量已经远超现代艺术，提倡启蒙的核心价值并非提倡对抗的二元论思维，特别是当一个概念外延在不断扩大的当下，作为美术批评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请返其本。

　　以此角度审视，去年以来关于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的争论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了。

　　首先，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仅仅标志着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关注当代艺术并希望在此中得到希望的份额，仅此而已。

　　其次，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当代艺术核心价值将发生改变，因为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对启蒙的追求，二者仍未被现有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其内在的矛盾并未有根本改变。

　　所以，欢呼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接纳了当代艺术者，明显是高兴太早;而以多元论角度否定当代艺术的启蒙核心价值者，只能是混淆是非。澄清了这一点，现阶段以当代艺术之名行事，鱼龙混杂、各取所需的现况才能首先在理论上加以清理，当代艺术才不至于在一个缺少标准或者规则混乱的环境中进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