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丧失批评，文明必然趋于停滞、权力必然腐败;没有批评，艺术必然走向奴役、精神必然走向衰亡;没有对批评的批评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人类历史总归是语言的历史。自语言诞生起，世界便在语言历史中生长展开——世界既在语言历史中被塑造，同样也在语言历史中被歪曲。也因此，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化的世界，也是符码化的世界。就此而言，对一个被歪曲的世界的疑虑以及基于理性层面的对“疑虑”的批评实践就是一系列历史性的解符码化过程，而解符码化过程也是重建世界之过程。

　　对世界的疑虑就是批评意识的启动，那么，批评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波普认为批评与希腊写作的确立和科学假定相伴而生。批评的过程就是对科学假定（所有的科学都是从假定——再符码化开始的）进行再假定的过程，也可以说，批评自身的形式也是在假定性原则中被建构起来的，因此未来的批评就是通过再批评被赋予批评的多种可能性。

　　就批评的起源，具体点说，批评是随第二个爱奥尼亚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出现而出现的——当阿那克西曼德对自己老师，爱奥尼亚宇宙论学派建立者泰勒斯的宇宙观（地球由水支撑，它像一条船漂在水上）提出不同看法（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地球呈鼓状，并不由水支撑），并建立自己的宇宙论说之时，批评就此诞生。而阿那克西曼德则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科学批评家，批评从此成为科学发展之内在驱动力。爱奥尼亚哲学派别一直以批评著称，其学派创建者泰勒斯一直鼓励自己学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批评质疑，这种学派内部批评为这个学派延续几代的一个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说，它奠定了西方批评史的基础，当然，今天我们说的批评群体，即批评界，在过去被称作怀疑派（《牛津词典》中，怀疑被解释为“留心”、“查问”、“沉思”、“探求”。），从阿那克西曼德到色诺芬尼、苏格拉底、伊拉斯谟（Erasmus）、蒙田（Montaigne）、洛克（Locke），休谟（Hume）、伏尔泰以及莱辛（Lessing）等均属于怀疑派成员，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批评家。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几乎就是批评史，那么也可以这样说，艺术史就是一部艺术批评史，这一点在现当代艺术史中体现的更为明显。简单的艺术现象归纳编撰算不得真正的艺术史，一部艺术史的价值就是因为这部艺术史有自己的基本立场与艺术态度，因此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是对上一时代艺术的在艺术态度上的批评性超越。无疑，批评是人类文明得以伸展的内在力量，如阿那克西曼德的批评性新宇宙学说直接影响了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和哥白尼的思想，甚至预言了后来的牛顿力学。无疑，批评是人类知性走向成熟的途径，人类民主政治文明走向更加完善的境地更不可缺少批评，批评就是政治的真理。

　　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批评家，即有史以来第一位知识分子性的批评家，尽管他认为自己对知识知道的很少，不过，正是这种对自己“知道的很少”的知道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这，就是波普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理智的谦逊。苏格拉底后来被指控从思想上腐蚀青少年（指控者名叫墨勒图斯），并以此罪名被雅典的民主政体判处死刑。他拒绝躲避而慷慨赴死也是出于维护雅典城邦的民主与法律，或者说慷慨赴死就是苏格拉底的终极性批评，苏格拉底在行动上维护了批评的道德，这也是后来雅典城邦追悔莫及的原因。

　　苏格拉底“腐蚀青少年”的哲学思想与批判意识奠定了西方两千年来所有哲学基础，亦做出了批评的最高要求：批评是舍命行为，即真正的批评就是面对任何权力说“不”。苏格拉底对“善”（这里有别于柏拉图关于理念形式意义上的“善”，也有别于东方伦理的“善”，苏格拉底的“善”相当于公正原则的概念，其“价值”乃是对政治正义的诉求）与“价值”追求是他一贯秉持的批评核心，并将这一核心信念运用到对雅典城邦的道德和它的政治家们的评价上，这种基于个体原则上的价值判断贯穿于西方批判哲学全部历史过程，也是批评的基本原则。就批评内在普遍性价值实践而言，在伟大的批评家苏格拉底那里，批评的过程就是对那些权威化知识进行盘问的过程——批评在对权威知识的盘问中寻求知识自身的真理，以此批评成为对知识进行证伪的人类理性实践，批评通过寻求真正的知识并关照修正批评自身，于此以求批评的真理。

　　那么，什么是批评的真理?怎样获得批评的真理?苏格拉底的批评行动已经给出答案：批评的真理就是对权力的质询;并且“真理必须通过对话或者辩论方可获得”——“只要真理出现，它就是作为辩论的结果出现的。”（《苏格拉底》英 A·E泰勒 p84）那么，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否具备一个可靠的形态呢?或者说真理的面目到底是怎样的呢?等等诸如此类的关于真理的问题从几千年前起，至今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难题，一个基本的困扰。然而，正因这个基本的困扰使得批评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成为衡量一个合格知识分子的标杆，而批评哲学的发展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最先发展对真理理论进行探讨研究。游吟诗人色诺芬尼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文学批评家。公元前571年，色诺芬尼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与阿那克西曼德是同一地方人，前面谈及爱奥尼亚学派的传统就是批评，而爱奥尼亚当仁不让的成为批评产地。这些爱奥尼亚批评家的共同性格就是对权威进行怀疑批评，如色诺芬尼就对自己的老师，诗人荷马以及哲学家赫西奥德的神学观进行批评。

　　以上略谈了批评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现在我们有必要为批评下一个定义。通常情况下，我认为法国批评家拉蒙·费尔南德斯朴素的观点，其比较符合批评的一般性概念：批评乃是关于一种看法的看法（如阿那克西曼德对泰勒斯宇宙论的看法，或色诺芬尼对自己老师诗人荷马和哲学家赫西奥德德关于神的看法的看法）。扩展开来，亦可以说批评是在怀疑基础上对意识世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现象事件进行问题式讨论——对假定以及假定的结果进行再假定。就此可说，批评过程就是将某种确定性知识进行不确定的过程。

　　批评家费尔南德斯朴素说法道出了批评的功能：批评是基于猜想的，并以疑虑性观念为基本结构的语言阐释活动，因此批评者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批评指向与特定的批评实践领域，换言之，批评的特质是观念性的，它自始至终是哲学意义上的、是一种自主性的文化价值判断，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词与物》、《不正常的人》等哲学著作具有强烈的批评意识。福柯将批评的核心始终置于观念历史的领地，以此不断追问知识范型的历史。

　　就此而言，批评活动是一种基于个体理性意识在知性层面的自由性的公共性实践，因其言论的公共性，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色彩，或者说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上的政治实践，并且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无以谈论批评，因为所有的自由都基于政治上的自由而存在展现人自身的价值，而批评或对批评的探讨的目的就是建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在人类政治历史进程中，所有民主政体均是建立在批评之基础上的，而独裁专制政体是不需要批评的，同样，一种专制特性的艺术体制也是拒绝批评的，专制体制中的“批评真理”只有一个，即党派权力话语。文化专制制度下的艺术批评除去逃避、献媚、吹捧、粉饰以外无其他。也因此，在一个专制文化国家，更需要一种犀利的针对权力的艺术政治学批评，而只有这样的批评才可以给予当前文化艺术生态一个良好的语境，并扫除未来文化艺术道路上的障碍。

　　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批评家，即有史以来第一位知识分子性的批评家，尽管他认为自己对知识知道的很少，不过，正是这种对自己“知道的很少”的知道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这，就是波普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理智的谦逊。苏格拉底后来被指控从思想上腐蚀青少年（指控者名叫墨勒图斯），并以此罪名被雅典的民主政体判处死刑。他拒绝躲避而慷慨赴死也是出于维护雅典城邦的民主与法律，或者说慷慨赴死就是苏格拉底的终极性批评，苏格拉底在行动上维护了批评的道德，这也是后来雅典城邦追悔莫及的原因。

　　苏格拉底“腐蚀青少年”的哲学思想与批判意识奠定了西方两千年来所有哲学基础，亦做出了批评的最高要求：批评是赌命行为，即真正的批评就是面对任何权力说“不”。苏格拉底对“善”（这里有别于柏拉图关于理念形式意义上的“善”，也有别于东方伦理的“善”，苏格拉底的“善”相当于公正原则的概念，其“价值”乃是对政治正义的诉求）与“价值”追求是他一贯秉持的批评核心，并将这一核心信念运用到对雅典城邦的道德和它的政治家们的评价上，这种基于个体原则上的价值判断贯穿于西方批判哲学全部历史过程，也是批评的基本原则。

　　毫无疑问，批评是人类知性实践的一部分，是基于批判哲学及文化思辨基础上的对存在的揭示，同时，批评在揭示过程中，批评本身也成为被揭示的存在（正如苏格拉底的内省批评：时刻警醒自身的无知）。正如卡尔·波普尔指出那样：没有理性批评，服务于对真理的寻求的批评，就没有知识。按波普尔的说法，批评属于世界3，即批评是心灵的产物。比如说，现代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探讨现代人类心灵自由的批评性哲学。

　　两百年来，西方现代哲学始终围绕“什么是启蒙”问题不断拓展其自身的边界，并以此回转回答自身：什么是现代哲学?——从黑格尔始，中间经过尼采、马克斯·韦伯，然后再到霍克海默以及哈贝马斯等。可以说，现代哲学的使命就是从追问什么是启蒙，并以此试图回答什么是现代哲学再至追问什么是人的现代性命题。启蒙这个历史性命题在所有历史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因为其关涉到社会制度与人的存在状况的基本问题，同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及不断地讨论本身就包含批评价值重构。就人类思想历史进程看，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之于批判维度对理性的自由和公开运用开始趋于成熟状态，这种成熟状态就是人的自由获得的前提。那么，什么是人的不成熟状态?或者说人如何成熟?对此，1784年11月，德国一家刊物，《柏林月刊》上登载了康德一篇文章：《什么是启蒙》，康德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回答，康德例举了三个例子说明： 当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知性，当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当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康德例举的三个例子其实就是对人的不成熟状态的概括批评。对此，福柯在自己《什么是启蒙》（评论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文章，题目是对康德文章题目的借用，这或许是福柯的“录制”风格吧）文章中评价说：他（康德）所说的“不成熟”，指的是我们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却接受了他**威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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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在艺术文化领域的任务是价值建构，抑或是再现一种被抑制的价值，当然前提是首先对权威进行质疑批判。在更大的范围内，批评是一种独立性精神阐释活动，是历史文化证伪过程中的价值论述，并在文本中确证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维度，同时，也是对当前思想文化生态的考察梳理和理论塑造。因此，在批评实践中，对时代文化，社会政治变动的敏感和历史洞察力直接决定一个批评家在阐释活动中的价值建构和批评本文之形象，而强调保持艺术批评的“差异性”以及“间离”法则是批评的文化反转功能的基本前提。

　　当代艺术批评作为当下文化实践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作为文化艺术公共领域中开放性阐释话语，它必然与公共价值诉求以及对当下社会文化政治之及时性问题进行辨析相互为一体，而公共价值的建立乃是一种政治范畴内的实践，因此当代批评其性质总是政治的，其政治立场首先是基于个体态度的价值表述，因为个体价值的显现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原理，亦即现代政治之建构基础是基于社会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介入和自由批评——尽管这种自由性有其明确的边界或者行动原则。在此基础上，一种具有真正文化价值的批评只能是在个体精神之独立性原则框架中才能被建构起来，或者说只能在这样的意识范畴内，批评家们才有可能进行批评。在当前中国文化以及政治语境中，对批评独立精神的诉求建设、巩固坚持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文化未来价值呈现的基本前提。

　　其实，就艺术生产以及艺术批评历史过程而言，文化线性主义贯穿其中，非结构主义观点认为，每一个“先进的”生产模式都包含着比它更早的生产模式，早期的生产模式必须被“先进的”生产模式在其发展中所压制。早期的生产模式沉淀在现存的生产模式之中，而现存的生产模式无论在何种历史性变迁中都将或多或少成为将来生产模式参照，或者是未来生产模式的某种变形。

　　总的说来，基于一种视觉美学指标传承，从传统艺术批评转向现代艺术批评相对容易一些。而当代艺术批评的目的恰恰与传统艺术批评和现代艺术批评相去甚远，即当代艺术批评的总体意旨是对艺术制造整体化、价值取向唯一化、以及艺术“形式体制化”倾向的拆解和否决，另一面，当代艺术批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鼓励艺术的前沿性探索，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当代艺术批评提倡艺术的实验精神，维护当代艺术意识上的前卫性，无论这种前卫性体现于艺术形式以及观念上的探索，抑或是基于观念性基础上的对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问题的批判等，当然，我认为当代艺术的前卫性如今不再仅仅局限于一种新形式创造，其意义更在于将艺术实践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场域。事实上，纵观全球当代艺术，艺术家们的创作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早已经逾越简单的文化形式审美层面，强调以观念方式主动介入社会领域，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艺术家波伊斯总体艺术实践理论中的“扩展的艺术理念”延伸出来的“社会雕塑”等。随艺术实践方向的转化，批评转向也不可避免。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当下性体现特质是从既定形式分析进入观念阐述，观念前提成为当代艺术批评之基本语境。

　　当艺术批评不再以纯粹审美美学为精神旨归;不再是语言美学形式化语用学显现，而是以“在场性存在”为阐释对象时刻，一种新批评必将来临，新批评必会重新树立一种历史担当，找回自身之处所。当然，这里“在场性存在”批评观并不必然连接和包含一般性批评经验，即那种稳定的批评习惯，相反的是，新批评应该对这一稳定模式进行怀疑反思。如果艺术实践是艺术家基于一种特定境遇中存在困惑意识层面上的自反价值观之总和体验，那么，批评就是对这一体验的理论升华。艺术批评逾越语言美学边界后，那么，新批评必然走向更为宽广的思索领域，也必然会重塑批评的思想灵魂——一种文化怀疑主义精神，新批评价值的建构是在反思层面上的一种历史性判断，而所有的价值判断总是基于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现场景观。而对原有价值重新评估正是一种新批评意识萌发，以及源自对批评自身阐释结构、方位进行重新调整愿望。在一个艺术价值混乱时代，批评历史担当正如尼采所言：“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

　　2011年2月6日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