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前，为了参加世博会，深圳在上海建起了一栋白色的房子，里面最大的展品是一堵长达43米、高7米的色彩斑斓的墙。如果你向右歪一歪脖子，可以看到一张著名的微微笑着的女人的脸——不错，那就是蒙娜丽莎。

　　但她不是。虽然表情和笑容酷似，双手以全世界熟悉的方式交叠在一起，这幅大画上美丽的女人却有另一个名字。人们叫她大芬丽莎。至少在世博会期间，大芬丽莎是深圳新的象征。她由999张小油画组成，画好这些画，花了507名画师的一天时间。他们都是深圳布吉镇大芬村的画师，占这个村全部画师总数的6%。

　　在否决了深圳先后送交的13个方案之后，国际展览局认可了大芬丽莎。很显然，大芬丽莎是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象征。在这个世界格局里，数量众多的中国劳动力临摹西方的创造物（从经济制度到蒙娜丽莎），为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增加了自己的财富，也改变了世界。大芬村位于深圳龙岗区布吉镇，方头方脑的七层楼房一栋挨着一栋，上面整整齐齐地贴着10厘米长、6厘米宽的瓷砖。这种式样拘谨呆板的楼房，遍布深圳和珠三角各乡镇，成了过去30年中当地农民洗脚上岸的最好证明。这里是农村，但是再也没有农民了。大芬村原有的300多名农民，多数情况下成了房东。这一点都不奇怪。深圳和珠三角是欣欣向荣的全球制造业基地，厂房占据了田地，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从外地涌入这里，把房子租给他们，就成了大多数本地农民的现实选择。

　　但大芬村并不出产鞋子、成衣、电子元件或任何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商品。这里有800家画廊，8000多名画师——其中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每年向全世界卖出成千上万张书画。这些书画绝大多数临摹自画册、明信片和照片。蒙娜丽莎是大芬村临摹得最多的一张画——这也是大芬丽莎的由来——技巧熟练，价格却很便宜，有的只要几十块钱一张，很适合用来装饰墙面。来自大芬村的油画占领了65%的全球市场，这门生意每年为大芬村创造出5个亿的产值。

　　和深圳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巨头的规模——30万工人，产值数千亿元——相比，大芬村的经济成就似乎不值得一提。如果说大芬村和此地其他村庄有什么不同，那里是我看过的第一家有美术馆的村庄。

　　大芬美术馆是一栋后现代的深灰色建筑。我第一次去大芬村时，里面正在举行画展，展出原创的油画。这些画同样出自那些在大芬村租房卖画的画家之手。中午休息时间，大芬村的孩子在美术馆前翻上爬下，不时发出尖利的笑声。

　　这种笑声把大芬村和深圳其他制造业重地区别开来。那些厂房林立的地区很难感受到如此温情而富有生活气息的场面。以十几公里之外的龙华镇为例，那里集中着知名IT企业及代工厂等庞然大物，整个镇子像一个坐落在郊区的特大技工学校。那时候，在门禁森严的厂区，工人们正忙着在职工宿舍楼的三楼部位张起一张白色的大网，另一些人则忙着封闭宿舍的阳台；屋顶天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屏障。这些都是防止跳楼的措施。大芬村的安静和龙华的杂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芬丽莎在上海世博会上成为深圳的象征，看上去是很多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进入2011年，深圳的确需要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以前的发展方式。

　　之所以想起这些，是因为最近有一条新闻说，深圳的城管打算清理大芬村的墙面油画，以便让大芬村乃至深圳有“更好的形象”。的确，在大芬村，租不起房子的画师只能在村里租下一堵墙，在那里向客户展示自己的作品。年轻人在这样的墙脚下等待机会，而年长的画师虽然脸上带有一丝落寞，却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举世闻名的高速发展相比，大芬村的墙脚下也许是深圳生活节奏最缓慢的地方——但这丝毫无损于大芬村或深圳的形象：低成本，环境友好，利用一切的机会展示自己，自由而有序，我想不出深圳或者大芬村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形象”。

　　在2010年的一场劳工生存状况讨论中，经济学者谢国忠在文章中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迫使工厂在劳动力密集的地方选址，并提供人性化的工作条件”，他说，“拒绝改变的沿海当地政府将是最大的输家。为了保证收入，政府希望与工厂站在一边，但最终他们将失去工厂!”

　　如果仅为了自己心目中“更好的形象”，城市管理者准备放弃一种经济和文化上的宝贵传统，那么可能失去的，又何止是工厂?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