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宣宏宇

　　“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引发了广泛的批评，能够听到这许多不同的声音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正在实现一种显著的进步。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的开放，我们比前几辈人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其二是有更多的艺术界人士有了关注政治的意识和行动。然而我们还不能太乐观。首先，中国当下的社会还没有实现公民政治，话语自由尚十分有限；其次，即便在一个“开放社会”（Karl Popper）中，也并非是没有问题存在，它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可供自由批评的制度保障。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们需要的不是欢呼，而是要继续致力于问题的揭示。另外，目前对“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批评大多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八卦层面上，而没有能够进一步展开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学术争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在于不少批评者自身仍然带有强烈的权力意识，因而也就在批评中不可避免存在那种为“艺术体制化”的支持者所反诘的不平衡心理，而批评话语也就难逃刘骁纯先生所断言的“粗糙”之嫌。尽管刘先生在博客上的简短表态傲慢而空洞，但也算是从一个侧面给批评提了个醒：批评如何以其锋芒毕露的尖锐性推动具有建构作用的行动？对此，我想或许应该借“中国当代艺术院”话题的契机从反思“批评”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做一番更加深入和具体的探讨，而不仅仅就事件本身进行一些简单的是非判断。

　　人类之产生是一种否定性力量的结果，构建于契约基础上的社会为大自然增添了一种同强力原则对抗的权利原则，人与人之间有了避免野蛮撕杀的可能。然而人类社会并没有在其发端处一次性地完成这种原则上的转变，前人类状态所通行的强力原则在制度的外衣下以权力的面貌出现，它以契约条款的方式破坏修订契约个体间的平等前提。因此它始终是个体权利的敌人，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则是不断与之斗争的过程。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一种通常的误解将个体权利受压制的现实归咎于具体的权力拥有者，于是，为着具体的个体权利的斗争往往最后在革命的胜利处蜕变为新的权力体系。这种状况通过中国的王朝更替在历史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原因何在？正如鲁迅先生经由阿Q所揭示的那样，强力原则仍然潜伏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弱势者的抱怨与牢骚通常都不是指向游戏规则而是指向那些执掌权力的具体的人，只要有机会，要么打垮那些压迫者取而代之，要么成为和他们的同伙，一起分享权力的战利品，满足原欲、光宗耀祖。其中充斥的是源于个人困境的仇恨而不是对那些导致人类苦难的法则的愤怒。

　　当然，历史表明人类的社会并非没有进步，那种人之为人的原初的否定性力量也同强力原则一起潜在于每个人的身上，只不过它们在大多时候沉睡着，而许多推动文明进程的行动（包括伟大的划时代事件和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创造）正是得益于这种力量的苏醒；历史同时告诉我们，只有当这种苏醒在更多的人身上发生时才有可能对社会制度中的强力原则有所克服。个体权利意识的苏醒不可能经由教化来实现，而只能在个人的具体经验中自觉地发生。但这也不是一个只能听天由命的自然过程，少数已经觉醒的人可以通过批评行动来促进其他人的自觉。而对于批评者来说它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潜伏在自己身上的权力意识，他必须首先使自己克服强力原则，然后才可能通过对现实问题的不断揭示来促进其他人的觉醒。这一过程必然地具有某种精英启蒙的意味，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经由宏大的叙事方式，而是经由具体的个体行动。因为批评要对社会现实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绝不可能依靠少数人领导其他个体权利意识尚未觉醒的人们发起一场运动来完成。尽管这样的运动有时候是必要的，并且它实际上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更多的人觉醒。但它或许只是为思想打开了一扇门，而后面的路还需要每一个自己去走，“85新潮美术运动”的价值与意义或许就在于此。今天仍然需要同样的理想激情，但却需要寻找另外一种更持续的构建方式去付诸行动，它不仅需要理论界、评论界继续发出批评的声音，更需要当代艺术自身以非文字逻辑的方式发挥批评作用。

　　艺术作品在现实传播中产生社会批评意义是古来有之的事情，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绘画还是后印象主义的个体精神表达都不仅仅革新了绘画的样式，而且也促进了新兴的思想潮流。但艺术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话语直接置疑既成的价值观念则是从杜尚将小便池扔进展馆开始。二十世纪初各种激进的艺术实验与西方传统艺术观的交锋是泾渭分明的，而正是这种是非巅倒的宏大叙事方式使西方现代艺术终究走不出革命的宿命，那些出于破坏美学的艺术形式很快在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复苏过程中成为新的样式典范。这样的范式不仅风行于西方世界，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中国80年代以来的艺术历史就深受其影响，并且同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一样在市场经济的推进中迅速地商业化。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相似的“普遍特征”事实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将中国当代艺术批判力的丧失简单地将之归罪于商业资本的运作，并从许多西方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著里寻找依据来宣扬源于传统玄学的出世的“艺术本质主义”。然而，如果稍假思索不难发现这其中存在着严重的语境错位。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高度法制化保障下的资本运转体系，它在不断历经马克思所预言的各种危机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更新，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能判断它是否已经克服了马克思断言的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显而易见的是它确实解决了许多实际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保持其活力恰恰得益那些一直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出的批判之声，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分析。公民政治让自由批评得以发挥出保护社会机体健康的预警作用。而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的资本主义特征，而在于相应的法制不健全，尤其是在法律的“执行-监督”层面。概括地说就是西方国家所面对的是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机制问题，而中国面临的却是双重问题：一方面是通过法治化的推进健全市场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同时警惕资本权力化的倾向。并且中国社会的权力化较西方更为复杂，它是消费主义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交织与共谋。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