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大箴
这次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完全一样。当今社会，艺术观念更新，多元化格局形成，市场拓展……艺术家可选择的题材、可运用的语言风格更加多样，人们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兴趣淡漠了。不像五六十年代，艺术家只有画重大历史或现实题材，才能奠定其在艺术界的地位。那些年代的历史画，即使不是国家组织也有出路，现在不一样了，没有国家投资组织艺术家创作，就很难有好作品出现。
艺术地再现历史的情景，必须有基本的造型和构思能力。如今，不少艺术家的写实能力薄弱了，原来很有成就的一些写实艺术家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对写实语言不再精益求精，造型能力也退步了。几十年不提倡画历史画了，现在重新提倡，对艺术家的创作能力是个检验。实际上，在这次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有不少体会和收获。比如中央美术学院的胡伟，原来是一位有很强造型能力和创作能力的艺术家，曾在“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1985年）上以国画《李大钊·瞿秋白· 萧红》获一等奖。后来他到日本学习和研究绘画质材和工具的课题，回国后办了很多质材方面的展览，是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如何用质材工具来表现现实生活和历史，表现自己的人生感受，这次创作启发了他。开始画的时候，胡伟过多地重视质材的处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所忽视，看了大家的作品后，他意识到质材语言要服务于人物形象。加强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发挥质材的优势，使得他的创作《陈独秀与〈新青年〉》显示出不同于一般的写实人物画的面貌，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历史题材不一定运用具象写实语言，但是具象写实语言非常重要。不过不要把具象写实语言想得太窄，更不是要大家都画古典写实的画。墨西哥壁画运动中的作品主要是表现性写实风格，运用变形和象征性语言，反映了墨西哥的革命历史，成为现代世界艺术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次画家张培成以“五卅惨案”为题材，画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的情景，绘画风格是广义上的具象，但是他用了很多夸张、变形的手法，人物不是振臂高呼、情绪激昂，而是有些木讷、呆板，这不应看作是人物形象的丑化，而是用荒诞的意味表示受迫害者对强权的一种冷眼的愤怒与抗议，也是有力量的。因为画风与众不同，这幅画在本次的历史画创作中还是值得注意的。这里我不是说它艺术上多么完美，只是想以此说明艺术风格多样性的重要。艺术语言的多样与丰富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显示了艺术家的思维自由、活跃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一个民族思维开放的程度。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衣服穿得越来越多样是件大好事？这不仅仅说明中国人有钱，还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活跃了，社会文化氛围活泼生动了，观念不死板、单一了。在鼓励艺术风格、流派多样这方面，我们仍然做得不够。往往稍越雷池一步，就被认为是歪门邪道。其实风格单一，让人们感觉都是一个样式，会使我们的视觉疲劳和观念麻木。
组织画家创作重大历史题材难度很大，这次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不能说100多件都很优秀，但是都有相当的水平，50%比较好，25%是杰作，和五六十年代的创作拉开了距离。取得成就和创作的组织工作密切相关，在艺术委员会的参与下，艺术家们发挥了集体智慧的优势，大家从作品的立意、构思到最后完成多个阶段，广泛地交换意见。画画纯粹是个人的事情，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很重要。但是，涉及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艺术家听取一些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益的，不过需要艺术家有分析地吸收别人的意见。
詹建俊和叶南合作的三联画《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是这次历史画创作中一件很突出的佳作，画面结构整体感强，颇有气势，人物形象有激情，色调有感染力，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氛围。许江等人创作的油画作品《1937.12.南京》、杨参军创作的《戊戌六君子祭》的气氛营造得很好，艺术语言有表现力，他们发挥了具象表现风格的优势。靳尚谊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全山石和翁诞宪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何红舟和黄发祥合作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孙为民的《乡村小学·1980》、陈坚的《共和国的将帅们》、章仁缘等人创作的《蔡元培与光复会》、谷钢的《大庆人》、孙韬的《圆明园劫难》等作品，显示了作者们很强的写实造型技巧和画面组织能力。俞晓夫的《鲁迅在上海》、陈树东和李翔合作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吴云华的《跨过鸭绿江》、陈宜明的《青春记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绘画风格各不相同，但都以画面较强的历史感而使人们感到亲切。
郑艺创作的《历史的审判》构图别出心裁，颇有新意。庄严的审判场面和人民法官的权威阵势，使人们感到伸张正义的兴奋。审判席上“四人帮”及其同伙形象和心理状态的刻画，不简单化、不刻意丑化，有一定的深度。为了展现人物形象，作者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大胆改变细节的真实（被审判的人物都面向观众），这在艺术创作中是允许的。
梁明诚的雕塑作品《1945·重庆》塑造了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形象。蒋介石身着军装，威武而得意，毛主席平和、儒雅而胸有成竹。两位历史人物博弈在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要历史时刻。作者没有丑化蒋介石，但将他咄咄逼人的形象刻画得出彩。李象群创作的《毛泽东在延安》，人物形象传神，语言有韵味。在多人物的雕塑作品中，比较突出的有孙家钵等人创作的《七君子》、王洪亮创作的《红军长征的将领们》、陈科创作的《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等。雕塑艺术不擅于表现重要历史事件、刻画众多人物场面，但并非不可能。陈妍音创作的《反内战的呐喊》和杨奇瑞创作的《众志成城——1998·抗洪》，在处理大块面构图和细节的关系上，在形式美的追求上，都做出了值得赞扬的探索。
中国画的优秀作品表明，20世纪中国画吸收了西画的造型，在改进人物画的表现力方面取得了成就。唐勇力的工笔画《新中国诞生》下了很大功夫，画面有气势，人物富有表现力，而且有中国画的格调和趣味，很耐看。张国琳等人集体创作的工笔画《生死印——1978·安徽凤阳》，相当有艺术分量。赵奇创作的《溥仪出宫·民国十三年》、袁武创作的《东北抗联》构思缜密而语言精炼。王有政、杨光利合作的《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刘大为、苗再新创作的《会师井冈—— 井冈山革命斗争》、韩硕创作的《南昌起义》和陈钰铭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韩书力的《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杨力舟和王迎春合作的《太行烽火》、施大畏和施晓颉合作的《永生——1941年1月14日皖南》、谢志高创作的《大地回春——土地改革》、冯远等人创作的《武昌起义》、李延声创作的《虎门销烟图》、王明明和蔡玉水合作的《刑场上的婚礼》等，都各有特色，显示出中国画人物画风格面貌多样。
我们对中国画的老传统和“五四”以来的新传统都要尊重，“五四”以来中国画人物画的成就与对西画写生和写实技巧的吸收不无关系。有一段时间以恢复传统为名来否定20世纪的人物画吸收西画的成就，这并不客观。至于吸收西画的技法之后，国画如何发挥笔墨的优势，如何更具民族气派，需要我们探究。民族传统的艺术，必然在历史的场景里，根据现实的需求，自身发生变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什么中国画要吸收西画的一些观念和技巧？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一个时期先辈们过分批评文人画是历史的失误，但他们吸收西画的技法改善中国画人物画的功劳也不能抹煞。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