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愚
当代艺术展在上海,但当代艺术在一个僻远的小地方:松江创异工坊。
与雍容华贵的当代艺术展相比,躲在大上海三十公里开外的这场展览,更像一个寓言。讽刺资本主义的人,进入不了资本核心私地,即使这样,其展出还得借助资本的恩赐:某富二代提供了四千多平米的空间。不到六十万的自筹资本支撑起这么一个场面,四十多位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家,在此讽喻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和提示,整个展览,阐释的是艺术家的革命躁动。
刺向中国现实的利剑有无数把,最直接的当属艺术家飞苹果的录像装置《德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几台电视机持续播放打扮成学者模样男人的演讲:我们要坚持德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理论!铿锵有力,斩钉截铁,令人不由捧腹。不远处,吴山专的作品《色彩进入剥削》似乎在为其做注解。高大的墙面上,不同颜色的纱布绷在马赛克式的木框上,组成醒目的“剥削”字样。这或许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异常激烈的定性。
如果这是主题词,下面就是饶有趣味的分类批判。
对整个物化社会的揭示,是MADEIN的一个大制作。用塑料泡沫板搭建的豪宅里,填充其间的也是塑料泡沫,灯光旋转着扫遍内壁,给人以迷幻般的感觉。屋外数米处有一个标牌,上书“这里只有生意,没有生活”。房子四周的地面上,金属链勾勒出一幅幅心形图案,里面写有爱情之类甜蜜的话语。房子另一侧,长长的细管连接着一根燃烧的香烟,烟灰缸里盛满了烟屁股。无聊,空虚,被物质包裹的没有人性的生活。观众或许能品出一丝物质盛宴后面的凄凉。
送给资产阶级的十二粒白色药丸,躺在展柜里诡秘发光。艺术家汪建伟的作品《二甲双胍》别有洞天。作者用金属铜制作出硕大的药丸,被资产阶级化了的人们,需要服用这些治疗富贵病的药物。那是他们的解毒剂,唯一能救他们的精神圣丹。
对财富的欲念,体现在艺术家余极的作品《最后的美元》里。墙上挂满装有一百美元面值假钞的盒子,正面是精神头十足的奥巴马头像,背面则是头戴格瓦拉式帽子的奥巴马的狗狗。藏在盒子里的美元发出阵阵幽光,令人眩晕神迷。那是一切皆为可能的钥匙,是人们生活的目标所在。通过视频播放的整个印制过程,观众得以了解作者的艰辛:费尽周折,才在重庆一个地下印刷厂里完成了一千张百元美钞的印制。看着窸窣攒动的美元,不由得你热血贲张。
在中国,美元往往是某种身份的表征,当听到身边有人用嗲声说“那件东西才多少dollar”时,你就会明白你和她之间的距离,美元是你和资产阶级之间最真实的障碍物。十万美元基本上可以代表一个普通中国人一生的价值。在他们和轻飘飘的假钞之间,似乎隐含着这种不太美妙的关系。
掌控老百姓命运的筛子,握在有钱人手里。艺术家章清以车祸后的轿车引擎盖做载体,用烤漆喷上大小不一的骰子图样,大而妖冶的筛子凝视着人们:我们不经意的震颤,就能毁灭你们卑微的生命。这件名为《一切皆有可能》的作品,或许是艺术家对现实做出最迅捷反应的一个例证。疾驰的车子碰到肉体瞬间所发出的震颤,因过于频繁已经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篮球明星和女模特的“车震”——汽车做爱,才似乎更能解释命运的本意。普通人被车压死了,发出嗤的一声,仅仅引来半声叹息;帅气又有力气的男明星与企图搏上位的女模特之间,发出剧烈而有节奏的震颤,那往往是新一轮身价的飙升艺术。漂浮在这个社会最上层的红男绿女,已经用他们花样翻新的身体交合,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宗的行为艺术。
醉酒后一本正经的证件照,或许是艺术家邵一对酒驾的戏虐。标准的证件照格式,一张张通红的脸,这些吃醉酒以后各色人等的免冠照片,令人恐惧,他们那饱满得要溢出来的蛮劲,预示着厄运的到来。他们也是这个富裕社会的脸孔,因过度充血而变形。也只有在酒后才能焕发如斯的精神头儿。
更多的艺术家把怒火指向房地产商人。中国著名的五人小组——政纯办,切豆腐一般切开了一间空屋的墙面,五把斧子扎进白墙,寒光四溅。他们砍的对象除了房地产商,还有面无表情的体制,白色是佯装无辜的体制的绝妙象征,也与某种食物的颜色相似,故以“豆腐”名之。
还有一个微型别墅社区。艺术家小章用有机玻璃搭建了一个袖珍迷你社区。透明的别墅,透明的湖泊,一切都真实得诱人心动,你多么想把自己一家人藏进那别墅里去。但它仿佛又是一个骨灰寄存处,一个骇人的墓园——对应的是“楼脆脆”和“纳帕溪谷别墅壁炉砸死女童”的现实。在官商一体的制度环境下,不少房子已成为夺人命的凶器。
对权力的讽喻,在艺术家石青的建筑作品《非正式政治场所》作品里。他用木材搭建了一个大空间,半似教堂半似礼堂又有点桑拿房的意味。一个暧昧的冠冕堂皇的建筑,呈现的正是权力的神秘与威严。腐败的权力,黑暗的权力,他们在空间里转换得游刃有余。在外人面前,貌似神秘的权力,在这个体系里从来都是赤裸裸的。本色条纹给予我们原生态的想象,官场从来都是如此。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这样一个白房子,每个人都做过权力的春秋大梦。
忆旧是对抗资产阶级的方式之一。艺术家黄奎的作品《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美》,收集了一批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用品,并对其中的一些物品进行“写生”。那些披上岁月灰尘的物品,在画家笔下生出温情的光辉,唤醒强烈的生命记忆。贫瘠年代的物品,似乎还散发着人们的体温。这些物品里,最奢侈的要算那架海鸥牌照相机了,记忆时间映像的已经成为今日映像。
与马克思有关的作品有两个。
[NextPage]一个是阳江组的足球场。马克思的著作被写在白纸上,铺到足球场,在一场场激烈的运动后,变成了碎片。这是否在说,在一系列风云激荡的革命实践之后,马克思思想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另一个是老金锋的《为农民学者刘石增服务》。这件装置互动作品在长条桌上展开,玻璃下面压的是刘石增四十余年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手稿和参考书,上面摆放着印刷品《资本论》,这是金锋出资为刘石增印制的,完全模仿中国当局为马克思出版的《资本论》的规格。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头像换成了刘石增,在《资本论》书名下面印有两行小字:直接法体系 刘石增著。四百多本刘氏《资本论》,一字排开,仿佛一道思想长城,厚达六百多页的书籍,几乎无人啃得动。刘石增在黑板上预先列出了自己研究马克思生产与消费直接法的路径。围坐在四周的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和大学生,在倾听完刘的演讲后,他们相继提问。媒体的摄像头一直盯着刘石增。在这一刻,他从谦卑的农民学者,一变而为马克思主义的战士。“我是马克思的学生”,自卑而傲慢。他自豪地说,自己完成了马克思交给恩格斯的任务。生产是最直接的消费,消费是最直接的生产。他通过摘引马克思的《资本论》,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推演。讥笑和讽刺在他身上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他是一个自信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他能娴熟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回答任何诘难。他在自序里称,自己的著作会对人类发展产生巨大作用,也能解决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有人戏称他为“刘克斯”,他先是嗔怪,继之一乐,数次后欣欣然受之。只不过,打在扉页的“金锋过手”的四个大字,容易给人以游戏的荒诞感。好在刘克斯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期望能正式出版自己的专著,“至少要印两万册!”
一贫如洗的农民学者,坚信马克思主义能拯救人类,他圣徒一般的生活,本身就是投向资产阶级的核弹。
最能体现这个展览旨意的或许是艺术家陈晓云的作品《无题》。一根水泥柱上面蹲伏着一块大理石石碑,上面流金阴刻一组中英文语录:不管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不是社会主义;不管谁是资产阶级,我们都不是无产阶级!决绝的判断,表达了艺术家最有力量的质问。
被“发展”牵引着的中国,持续制造自己特有的废墟。在废墟面前,艺术家是自卑的,因为那是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品。中国的社会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创造这样伟大的艺术。
当代艺术家的出路在于“杀人放火受招安”。从令人耳目一新的先锋到庸俗无聊仅有一步之遥。早期的造反派已经刀枪入库,甘于做资本和官府的玲珑小犬。这些被资产阶级化了的投机商人,酒足饭饱歌舞,香车美女招摇,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招牌菜,指示着功成名就的金光大道。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的活力来自于其无法界定的状态,这个庞大的混杂体孕育着强大的能量。把中国视作一个市场和机会,或许不能算是一个错误,但不愿对其进行本质判断的人,迟早会被自己意识不到的能量所毁灭。在聪明人眼里,这些艺术家只是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天真的孩子,他竟然梦想让皇帝知道自己光身子的事实。
惊涛骇浪中的皇帝,更乐意被城中心优雅的作品所围拢,至于松江城郊结合部的某个工坊里所发生的“暴动”,就让它悄悄地结束吧。
真正的当代艺术家是难于被资本和权力收买的。他们或许扮演不了先知的角色,但职能与媒体瞭望者相近,他们以艺术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海底里的暗礁,并点明社会存在的病症。人们或许不太习惯于他们这种恶作剧式的艺术,他们在把观念转化为艺术方面也存在诸多欠缺,但异端的价值就在于此。对他们而言,需要注意的或许是,永远不要被资产阶级化了。那就让我们记住这次“暴动”指挥者的名字吧,他们是:杨振中、徐震、刘建华、施勇、老金锋、秦思源、金锋、石青、黄奎、飞苹果。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