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方舒
去上海美术馆看“达利作品展”，才到人民公园，就能远远望见高耸着的活动宣传牌—橘红的背景色上印有达利的黑白近照，最夺人眼球的还是他那两撮精心修剪过的小胡子，坚硬而咄咄逼人地向上翘起，从远处望去，这两根达利自称“能感受宇宙震动的天线”和美术馆的尖顶一起，渐渐融入天空中柔软的阴云和雨气里。
而“坚硬与柔软”，正是达利作品中对比的秘诀。不管是其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软绵绵的机械钟表，还是外表坚硬内部柔软的面包、蚂蚁，都成为达利表达情欲、幻想和观念所借助的符号。
达利依靠这些超现实主义的隐喻和意象，构筑出自己的潜意识空间，在这次来沪展出的350 件原作中，这些元素反复出现，在雕塑作品里尤为明显。雕塑给予达利新的语言和几何维度，使画家在创作时摒弃了色彩，转向形式和质感。当他把柔软的泥和蜡塑造成为一个坚固有形的物体，并染成青铜色之后，这种由软到硬的过渡使得艺术家将自己所迷恋的那些“内软外硬”的意象实体化，同时也完成了自己想象的外化。
用符号描述潜意识的人
达利的展出是在美术馆的一楼，展厅的布置因他张扬的作品而显得极其华丽，四周墙上挂满了色调艳丽的画作，其中一面墙上挂着的是首次与世人见面的巨型油画《着了魔》，在这幅5×5 米的画纸上，一只只怪诞的眼睛惊恐地张望四周，营造出一种来自希区柯克《爱德华大夫》中惊悚梦境。展厅的中央放着娇艳欲滴的梅维斯唇形沙发、勒达矮桌、台灯和玻璃制品。而在这些绚烂之外，则用沉重与耀眼兼备的青铜雕塑压场，从闻名于世的《记忆的永恒》、《时间的舞蹈》，到《空间维纳斯》、《头戴玫瑰花的女人》、《人形橱柜》，“软化时钟”、“蚂蚁”、“抽屉”、“拐杖”等等来自达利童年记忆和潜意识的符号在这些青铜色的三维空间内恣意徜徉，让人惊叹也让人困惑。因为看展览的人很多，大家甚至在排着队看雕塑品旁边的解说。
《时间的舞蹈》放在第二展厅的入口，让人们一进来就能看到这件最为世人熟知的达利作品。一只软绵绵的钟表挂在树杈上，慢慢融化、流淌，继而向下滴成一个人形。展厅黄色的灯光如同柔光镜一样，让青铜雕塑原本坚硬的质地和轮廓显得圆润而流畅。亲眼看到一个实体而非画面中平面的钟表如同绸缎甚至抹布一样被挂在树杈上时，也许才能真正体会到时间流逝与被消解的过程，如达利所说“钟表注定消亡或者根本不存在”，而“在空间里流动”的时间最终软化为人形，也许是在表达人与时间的结合以及对时间的主观体验。
如果进门后先往左转进入第一展厅，首先看到的则是《空间维纳斯》。与其他作品比起来，这件雕像安静而端庄，美神维纳斯的身体被分成两截，颈部垂下一只软化表，两段“身体”错开的截面上放着一只鸡蛋，而一只蚂蚁正在其腹部爬行。在达利的世界里，蚂蚁象征着恐惧、焦虑和死亡，而在这里则和软化表一样，寓意肉体的短暂。而维纳斯身体中间的鸡蛋，具有达利所喜欢的外部坚硬内部柔软的特征，象征着生命的希望。
当你快被蚂蚁、软化表等等柔软、扭曲的线条搞晕时，一件棱角分明的雕塑呈现在眼前—《人形橱柜》。这是一个半躺着的人形雕塑，他的一只手支撑着身体，一只手向外伸，做出拒绝的手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脸被埋在长发里，而上身由很多半拉开或者关闭的抽屉组成，这些抽屉是空的，似乎暗示人们这里可以用来储放关于超现实世界的想象。
扑朔迷离的精神分裂者
不管是软化钟表、蚂蚁、抽屉，还是面包、拐杖，这些在达利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图像已经被达利的潜意识和童年记忆赋予了意义。因为其作品常常包含这些象征性的表达、潜在的情感欲望，甚至开放的性主题，所以被很多人用来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放在一起探讨。
在马德里学生时代就阅读《梦的解析》的达利，曾表示过对弗洛伊德的认同，他说：“这本书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并且我也有一种自我解释的实际毛病，不仅要解释我的梦，而且还要解释在我身体上发生的最初看十分偶然的一切事情。”
也许达利的画正是他“自我解释病”的产物—在画中解释自己的梦境、解释自己偶然出现的想象或是压抑已久的性欲。但是，达利仅仅是在展现梦和欲么？除了是一个梦境的描述者，他还是什么？一个谜？一个妄想者？还是一个分裂症患者？
达利出生前三年，他7 岁的亲生哥哥因为脑膜炎死了，达利出生后，他的父母亲把哥哥的名字给了他：萨尔瓦多。从小带着死去哥哥的名字长大，因而达利一直处于“被丢弃的状态”和“确立自我的过程”同时并存的矛盾中；除此以外，达利的生活中还充满了很多冲突，包括作为无神论者的父亲和虔诚天主教徒的母亲对其宗教信仰带来的不同影响，使其一生与天主教的关系复杂而纠葛等等。
的确，在欣赏达利的作品时，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的冲突感。除了那些反复出现的软硬对比的符号以外，他的绘画中也存在这种分裂意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我们能看到，达利所用的线条、图形和色彩都是暴力而血腥的，而整个画面的背后又呈现出一种趋于完美的“乌托邦”情结。最典型的如这次参展的《征服宇宙》系列，表面上看去，画中充满了零乱、鲜艳、怪诞的太空时钟、宇宙蝴蝶等图案，而如果在画前多停留一下，就会感受到一种对于太空的梦呓般的憧憬。
对立是超现实主义的主题，正如安德烈·布勒东在1924 年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说：“超现实主义是一个真实与幻想、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当人们提起达利时，大都会想到他的“疯”，想到他登峰造极的“自我炒作”，想到他的名言：“我同人类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是疯子，我与疯子唯一的区别在于我没疯”。真正的疯子是不知道自己已经“疯了”的，达利的“疯”显然是在他的理性控制范围内。他身上这些种种扑朔迷离的矛盾与对比，或许正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20 世纪先锋艺术的界标
这次达利作品从8 月1 日开展，第一周就接待了1.2 万人，是今年上海美术馆参观人数最多的展出。其实，达利在中国的走红并非始自今日，上世纪80年代国门重开之后，中国的新潮
美术家就对包括达利在内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有过热烈的迷恋和推崇。
从那以后，达利在中国艺术界，甚至工艺、设计领域的影响一直没有减退，每次有关他的展出都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系副教授吴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达利备受关注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下中国艺术界，除了真正的学院派（尤其是大学老师），或者是那些已经确定了社会地位、不需要再通过创新吸引公众注意的人，其他只要是搞艺术、搞绘画的，无一例外，都在追求一种‘先锋’的东西，而达利，无疑是先锋艺术的界标。”
他说，提到先锋艺术，20 世纪首推杜尚和达利，而他们的先锋创作又不完全一样。杜尚的先锋更多带有玩世的色彩，提供一些不痛不痒、用以嘲讽和调侃的东西。而达利不一样，达利做的是原创艺术，他的作品源自内在的灵感、分裂性幻想和妄想症。
当讨论到很多人认为达利的创作有自我炒作的成分并且受弗洛伊德影响很大时，吴琼认为：“达利的自我炒作实际上是分裂症患者的自我表述，是一种天生喜欢出风头的性格，达利身上仿佛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炒作色彩。而他那些在世人看来疯狂的举动，其实不必过分信以为真，有时候不过是他在圈子里搞搞恶作剧，捉弄一下他的同伴罢了。
说到弗洛伊德，其实在达利看来，弗洛伊德不过是‘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而已。而真正对达利产生很大影响的，是研究精神分裂的拉康，他们俩有过互动，关系比达利和弗洛伊德的关系更密切。达利也曾说‘人类意识的真正革命从拉康开始’，这些在达利的自传里都有表述。”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