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上飞
批评失语了吗？如果断定批评已经失语，那么人们肯定会问：批评为何失语？自2007年始关于批评的批评和关于批评已经失语的判断可谓震耳欲聋。随此而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批评会一直失语下去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会。
2007年到2008年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空前火爆、泡沫弥漫天际的日子，很多人所谓批评失语的言论便是始于此时。很显然，这不是巧合，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火爆和泡沫膨胀与批评的失语互为因果。并且，中国艺术品市场泡沫伴随全球金融风暴的爆发所发出的一声巨响让大多数人从批评失语的哀叹和失落中拔身出来。这是大多数人（大多数艺术家、商人、馆长、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历史学家以及普通公民）的看法。他们认为，是艺术品市场（金钱）剥夺了批评（学术）的话语权。但是，多数人的看法未必合理。
批评不是某类人的特权，也不是怎么都可以。作为精神的批评与作为职业的批评隐藏着悖论。当人们力求将批评职业化、学科化时，批评有沦为特权的危险；当人们认为批评应当成为普通公民的基本素养时，批评很难摆脱消解的命运。肯定的是，批评最终必然（也应该）消解。但问题是，中国当下文化现状还没到消解批评（学术）的时刻。
批评根本上针对特权与霸权（深层次的人的思维系统里的霸权与偏颇倾向），然而当批评自身沦落为特权或霸权阶层时，无异于自杀。批评之所以在当下中国丧失了话语权——濒临失语状态，根本上是因为批评、批评家自杀的原故。在当下中国，多数批评、批评家已丧失了自身得以成为批评、批评家的特性——挑战权威、怀疑等的精神特性。
批评为何失语？原因已显而易见，一方面原因是艺术品市场（金钱）的剧烈诱惑与冲击，另一方面原因是批评、批评家自杀。毋庸置疑，后一方面原因是根本原因。批评家主体意识的消解更多意义上是因为批评家理想信念的崩溃，而非艺术品市场（金钱）的诱惑与冲击。
“举牌风潮”后的复归平静
艺术品市场所导致的问题只能由艺术品市场自身的崩溃来显露。因此，全球金融危机成为近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状况的最佳试金石。如果不爆发全球金融危机——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物极必反”、“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中国艺术品市场、艺术有太多泡沫。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来了，并且正在蔓延。这促使当下中国人反省，如果艺术品市场（金钱）的诱惑和冲击消失了，那么批评（学术）、批评家（知识分子）会不会复活、雄起。所以说，倘若2007年到2008年人们习惯于（必须）谈批评的失语和坠落的话，那么在2009年艺术品市场（金钱）的诱惑与冲击逐渐退去的关键时刻，人们应该（也必须）谈批评（学术）的复活、雄起。当然，有了平台，有了复归平静的环境，批评（学术）的雄起要靠批评家（知识分子）的雄起。
一位前辈批评家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方——“举牌”，以此戏说当下中国艺术生态。最有举牌能力的人是商人（包括收藏家、画廊老板等），商人举牌天经地义，因为他们要通过举牌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但是，2007年到2008年中国商人的大脑出现了智障，他们认为商人只应该具备举牌能力。在这种自大意识、唯我意识的主导下，中国商人先用举牌举出了“卡通风”——这意味着举死了艺术，然后用举牌举死了批评（学术）、批评家（知识分子），最后因为只顾举牌也举死了自己。“举牌风潮”之后，一切复归平静，商人经商，批评家批评，艺术家创作，各就各位。换言之，批评家批评，艺术家挨批，批与被批形成良好互动。
艺术生态圈由艺术家、商人、馆长、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历史学家以及普通公民所共同构成，其生存法则就似自然界。拿一片草原为例。狼与羊原本共同生活在草原上，狼以羊为食，羊也因狼的追杀变得健硕。由于狼猎杀羊，于是牧羊人将狼统统赶走。但是，草原没狼了，羊又变得肥硕——没有奔跑能力而生病，以致大批病死。最后牧羊人还是得把狼请回来，于是草原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并不是说批评家就是狼，艺术家是羊，但是其关系一样，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
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毒害的批评家对资本、市场的态度无非有两种：赞扬与反对。要么赞扬——为资本与市场高唱赞歌，要么反对——诘难资本与市场。但是，中国艺术已全面走向市场。赞扬和反对在这一事实面前变得毫无意义。相反，只有在现代管理学理论背景下，对资本之于艺术的必要性或艺术之于艺术市场的必要性的确证才是有意义的。
新价值的追求与建立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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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对于中国艺术和艺术品市场至为关键。一方面，中国艺术和艺术品市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下显露出自我调整、突破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人们对艺术品市场（金钱）的崇拜与迷恋遭遇当头棒喝，这使得艺术品市场（金钱）的驾驭者得以反省自己的行径；第三方面，2009年中国经济、文化、艺术等的发展状况促使年轻艺术家、年轻批评家等业内人士尽快提出更有价值的学术构架，这种学术构架能解决被全球金融危机抖露出来的文化的致命问题。
在上一代人那里，人们用“合谋”一词（“合谋”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为“共同策划（进行某种活动）”，没有贬斥之意）描述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关系。而在老一代人与新一代人——前辈与后辈之间矛盾日益激化、代沟愈发明显的当下，年轻批评家与年轻艺术家必须“合谋”——结成联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足够强的力量朝存在话语霸权的专制主义文化系统发难、开炮。
当然，艺术家对批评家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这其中自然包括善意的批评和提醒，同样包括中伤和毫无道理的埋怨。就批评家的职责——即批评家应该如何从事批评而言，艺术家（或许是所有人）对批评家的期望值过高。他们认为批评家应该具备判断他们创作的能力，批评家应该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话语平台。然而，这恰好显露出艺术家的问题：对批评、批评家充满想像。事实上，批评家只是一个个体，这个个体与艺术家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是思想者、思想家。他们都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感知、思考、总结、驾驭艺术乃至文化的个体。简言之，艺术家追求艺术，而批评家探究艺术，艺术家应该视批评家为诤友。
作为21世纪的年轻人，其必须对自己的前辈、老一代人的工作做出客观评估，这已经成为发现、创造新价值的前提。有人认为，年轻人、年轻群体、新一代人、后辈有一个“前辈”。这种看法就老一代人、前辈和新一代人、后辈的血缘关系来讲完全正确。但就艺术、文化本身的传承讲，年轻人的艺术创作没有一个恒定的统一的“前辈”。具体来讲，“卡通风”时尚追随者和其它更多的坚守艺术精神的艺术家在血缘关系上是一个“前辈”，但是，他们在艺术、文化诉求上并没有一个相同的“前辈”，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前辈”，他们都有各自的师承。而可以肯定的是，“卡通风”是“玩世现实主义”（“泼皮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的后代。而“我们”（这里的“我们”指远离“卡通风”时尚的有为艺术家）不是“玩世现实主义”（“泼皮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的后代。
也就是说，在2009年，结盟后的年轻批评家和年轻艺术家可以集体对“玩世现实主义”（“泼皮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卡通风”等一脉相承的无聊视觉样式说“不”。在这一关键时刻，当下人对新价值的追求与建立势在必得。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