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家峰
1916年5月30日，傍晚，在决定一战海上命运的日德兰海战中，危急关头，英国的贝蒂中将望着己方起火的战舰说出了这样一句名言——“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bloody ships today.”(“我们这些该死的船今天出了些毛病”。有意思的是，之后的英国史学家都对贝蒂说这句话时沉着淡定的语气大加钦佩，当然，他是胜利者。)同样的，今天，当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充斥着我们的感官的时候，即使是再乐观的艺术领域从业者都不得不承认，在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我们的当代艺术似乎也“出了点毛病”。
命题双解
这次《当代美术家》杂志策划了这个“金融风暴下的当代艺术逆转”的选题，我觉得有两个说法很值得深究：首先，是“当代艺术”的逆转，“当代艺术”的主语固然是由杂志既有的关注领域与视角所决定的，但是在大家都在寻求抱团过冬的时候，为何“当代艺术”的窘境尤为明显?用“逆转”的注脚来解释当代艺术也隐含着一种潜在的判断，即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在经历了2005——2007年的“烈火烹油，繁花似锦”之后，在这一年来日益显著的“寒潮”冲击下，的确是面临着对旧有趋势与格局的大震荡。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惨淡的预期，也不乏“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犟项宣言，当然也有人在台上与台下的不同场合里调换着这两种不同的论调。无论是将这次金融领域引发的震荡视为“危”还是“机”，几乎所有人都将这场危机视为引发近年来当代艺术快速扩张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导火索。因此，当名列前茅的当代艺术作品价格出现集体跳水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的相关公开媒体上看到卡珊德拉式的预言，好像当代艺术的“伤寒”症已经病入膏肓。
其次，此次讨论的话题是金融风暴下的当代“艺术逆转”，而不是艺术市场的“翻盘”。在经历了2008年初纽约亚洲当代艺术拍卖的“倒春寒”，二季度亚太地区艺术拍卖的“绝地反击”，直至年末的全球市场疲态尽显之后，当艺术市场的拐点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唱衰”当代艺术市场的声音不绝于耳时，我们此次话题的目标却直指当代艺术本身的逆转。这显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热点的切换，流行板块的位移，或者是艺术市场的整体性回落，而是对整个当代艺术体系(包括生产和流通体系)的全面判断。当然我们不排除这样的话题设置有着对于问题包容性的考量，但是当金融危机的末端效应竟然已经透过市场辐射到艺术生产本身的方法论探讨与价值判断的问题时，这种本体论式的全称判断也许就不再是危言耸听。何况逆转是个中性词，其导向的好与不好全凭之前的状态所决定。因此，这里的逆转其实早就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自然是之前“欣欣向荣”的艺术市场的由盛转衰，这是对现状的追认;其二则是对之前市场主导的日趋一元的艺术风向及其所带来的自我复制、盲目跟风、图像泛滥、意义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的扭转，这则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也许有人会问，这种逆转就不能是针对业已下跌的艺术市场而言的吗?对此，我很想说是，但是也许无数中国股民会用自己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你：莫把反转当反弹……
桃源不再
曾几何时，艺术市场，尤其是当代艺术市场是整个金融、资本运营格局中的最后一片桃花源，是资本市场上新的神话。当我们今天再去回顾本轮当代艺术市场的生长时，可以归纳出的原因大致有三条：首先，在国内资本的投资格局中，艺术品是继楼市、股市之后为数不多的投资品种中的不二选择，下一个“必然”的热点。其次，在艺术市场内部，由于之前几轮传统书画、民国油画等板块价格螺旋上升的铺垫，当代艺术在当时逐渐成为价值洼地，投资者对其价格的上扬充满预期。第三，国际市场上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上涨是本土艺术市场繁荣的直接诱因。这三者中，第三条对于当代艺术市场的影响尤为明显。
因此，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与国际市场的接轨问题。而在诸多的经济活动中，除了银行金融体系以外，艺术领域应该算是较为活跃的。而在中国，这两块恰恰是一度相对封闭的，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当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子系统进入其母系统之后，一旦发生变化，其所收的影响也是较小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市场(包括艺术)在亚洲国家中能够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躲过一劫与此不无关系。
然而，伴随着艺术品交易的便捷与国际市场上中国当代艺术的升温，近三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艺术品价值洼地的填充，而且还伴随着对于本土市场的充分开发。艺术商人与经营机构不再满足于充当一个向外贩售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角色，而是越来越多地立足于本土收藏、消费群体的自我消化。而国际市场所给出的良好预期又使得这一群体不仅在数量上逐渐增长，而且在消费欲望上空前膨胀。这种欲望驱使着中国的艺术资本开始逐渐杀回国际。80年代，日本人满世界地收购欧洲的经典艺术，90年代，美国人满世界地制造世界的(纽约的)顶级艺术，进入21世纪，终于轮到中国人开始满世界回购升值了的中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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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日本奇迹，曾经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当梵高的杰作成为日章旗上新的装点时，除了对于财大气粗的日本人的感慨，也许人们不太会注意两个细节。首先，从单纯的艺术投资取向来看，日本的民族心理中存在着外人难以理解的“脱亚入欧”的情结。一直以亚洲开化的先行者与西方文明的好学生自居的日本人，对于收购欧洲经典艺术，尤其是对其造成很大影响的印象派、后印象派艺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次，日本财团的艺术收购存在着两个策略上的考量：从主观上说，伴随着7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升温，以及侵略者记忆的逐渐远去，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在整个1980年代正逐步上升，经济实力世界第二的日本开始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以及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文化领导权，并且开始谋求像欧洲那样达到日本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并积极筹措发行亚元。而日本在文化领域的资本输出是与这个步骤相一致的。日本财团成为国际艺术市场上的标王，对于其制订国际艺术市场的日本标准，形成日本声音是非常有利的。这种影响力甚至在经济实力的消退以后仍然可以发挥效力。(事实上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作为亚洲铁矿石“团购”的议价者，由于本国钢铁生产能力的下降，在06、07年与澳洲必合必拓等公司谈判铁矿石采购协定时，与澳方达成提价默契，使得宝钢等中国铁矿石进口企业蒙受大量损失。)其次，作为一个全球经济秩序中的挑战者，日本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受到了其“养父”美国的百般掣肘，在国际原材料与资源产地的收购与开发中往往遭遇大量的禁区，而这种经济力量之外的牵制显然是本土上还有外国驻军的日本所难以抗拒的。因此，日资的溢出流向本国地产与艺术、奢侈品的流动也就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无奈与必然。
以此为参照，近年来的中国资本的艺术收购也有相似的地方。从主观上而言，中国的国际艺术品收购往往带有很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结，这表现为一种“争气”式的对于中国艺术品的收购，这以收购圆明园生肖铜像的一系列事件最为典型。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购，也难免有着类似的因素。而从客观上说，作为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新学生，中国资本在投资渠道上也面临着相对单一的窘境。这其中固然有政治因素，也有着本土资源投资成本的低廉以及自身机制发展不健全导致的投资手段的单一。于是买完了中国房产开始买美国房产，买完了中国股票开始上纽约证交所试水，买完了中国艺术……对不起，等我买完中国艺术再说吧。由此，在整个国际资本涌向中国的大背景下，当代艺术的价位自然水涨船高。在寒风劲吹的今天回顾价格飙升的过去固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正是这种以国际体系为参照，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归依，带有群众运动意味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发展，使得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此薄弱。“国际”舞台，真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期许几多
在本土当代艺术生态中的国际概念，是我们整个当代艺术建构的参照物，是话语体系中挥之不去的他者。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构筑进程中，它既是观念与思想的引领者，又是本土的当代艺术用于观照自我的“假想敌”。曾几何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一度凸现，它肇基于文化思想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而集中于第一批走出海外的当代艺术家身上。当面对国际舞台时，早年的本土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一种被“选择”与被“代表”的愠怒，平心而论，对于后者的不忿又大于前者。直至2003年以来，以“F4”为代表的新一代艺术明星逐渐浮出水面，逐渐取代了之前的海外艺术的“四大金刚”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同时，也成为了国际舞台上第一批著名的“本土”中国当代艺术家。而这一趋势恰恰是与国际市场上中国当代艺术的红火相衔接的。于是，国际会展中的“学术明星”为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新贵”所置换，其结果则是国际化观念与国际(西方)趣味的进一步融合。而这种融合后的“成功”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则滋生了一大批以想象力贫乏的挪用与转借为手段，以营利为目的的跟风之作，这种现象的泛滥也就成了这一轮艺术市场波动中人们呼唤艺术创作转向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明确了上述的因果关系滞后，当我们在谈论金融风暴下艺术何为的问题时，或者说以积极的态度来解读当代艺术的“逆转”时，其实至少是包含了这样几层期许。例如，市场寒冬下的优胜劣汰能否洗掉一批以营利为目的的跟风之作，从而改变当下千人一面的现象?又比如，国际藏家与市场的疲软能否有助于本土收藏的发展，并确立一个合理的当代艺术价位?更深层次地说，市场热潮过去后，艺术家能否潜下心来做艺术，真正发掘中国本土的文化生态与艺术话语，从而构建一种脱离了国际视角的“凝视”目光的真正的中国当代?
上述问题相信曾萦绕在不少人的心头，或者说这些大多是上一轮发展浪潮所遗留的问题。这次的金融风暴事实上是以一种粗暴的手段将这一切问题的两边都冻结了下来。所谓的优胜劣汰，版图重组，其本质是以一种直接的形式将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者中弱者清理出局，留下强者继续厮杀。因此，如果说有转机，事实上是留下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让我们去修补在快速的发展中所遗漏的机制漏洞，从交易中的两级市场平衡，到艺术传播的展示、评论的整个过程的更新。当然了，在这之前，最根本的问题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所说的：如何让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第一个复苏过来……拉动内需，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近日，艺术北京基金开始全面启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召集国内大型企业注资成立的这个基金将资助本土生存的画廊(国内画廊以及在国内注册的外资画廊)开展活动。这显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当当代艺术开始以更直接的，关乎生存的模式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管理者谋求双赢的时候，当代艺术自身的价值体系又如何建构呢?当海外的避风港亦不复存在时，当代艺术中前卫性的一翼又将何去何从?如果说，更多的艺术家开始将目光复归脚下，这究竟意味着一个国际(依赖)时代的终结，还是仅仅是本轮国际趣味的收场?当我们从这些问题出发，返躬自省的时候，从群体的角度上看，其实是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80年代的艺术激情，90年代的国际向往以及21世纪前10年的市场领跑之后，下一个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