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美信
有关“水墨”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陷入“民族性”与“普世性”的问题，它是全球化语境所无法跨越的文化困境。在传统与现代、民粹与普世的文化矛盾，它所引发人们普遍的焦虑不安是自然不过的现象。为此，完全基于过去与现状作为判断依据，那结论肯定黯淡不堪。可以说，高度的文明意味着矛盾的格外复杂，人类在今后道路上始终面临着浮士德式选择矛盾，自然或上帝只给予我们现成的世界，却没有指出明确的道路，当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那只能接受无情的惩罚。换言之，我们的命运另一半在自己的手上，尽管我们还没犯下灭顶之灾的错误，但我们却在不断犯错中获得成长，其艰难与曲折在无不锤炼着我们的心智，同时使我们把握了自我毁灭的机关。对于一个醒聪而敏锐的当代艺术家而言，必然地感到民族性与普世性的重要意义，它关系到一国族存亡或全人类的历史前途。诚然，对于那些迟钝的人而言，这些不过是耸人听闻的夸夸之谈。假当一个人深处全球化时代之中，难以察觉到它的危机与机遇以及各种可能性，那他或她基本丧失了艺术家应有的敏感力。艺术赋予意识的经验作用在于一念之差。
一、艺术意识形态的矛盾根源
艺术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工具，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与娱乐活动，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起到干预性作用。有人之所以说，艺术已取代了宗教的历史地位，至少大众生活受到文艺作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其中包括商业文化对价值观念的误导作用也不可低估。因此，反媚俗成为西方当代先锋文艺及哲学重要批判对象。此外，文艺成了国家政治与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工具，不可否认西方人借用文艺传播其价值观念和人文思想，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通过艺术向全世界展输送其思想价值，它比以往武力、宗教更具征服人心的魅力。近年在第三世界兴起“反殖民”的民族文化运动，中国是这股力量的重要主干之一。无论怎样，在反对现代文明的 “霸权”必须具备以下两种可能性：一是通过提高自身文化创造力和思想观念的进步水平，并落实到社会制度与现实生活之中，它不仅可以抵消外来文化的“乘虚而入”，还可以向外输其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二是通过愚民政策的文化高压手段，阻止外来思想的自由流通，并利用历史仇恨激发民众的排外情绪，在文化上大力弘扬民族传统特色，以沙文主义自我优越感达到抵制一切外来价值观念。前者是长效的，后者缺失短命的；因为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已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它只能带来格外的愚昧落后，更经不可外来强大力量的考验，而且对外来先进工具与器物的引用，必然带进精神层面的副产品，反而造成不伦不类的精神层面的分裂，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一“不洋不土”、“旧死新缺”的文化困境，表现为价值的混乱、信用的真空、道德的沦丧、制度的松散、权力的腐败、知识的堕落、物欲的膨胀与人性扭曲。这一切均需要文化与思想得以解决，意味着每个文化人、艺术家都是时代精神的建设者。中国的历史前途和世界地位，只能通过思想解放和文化创造力才能确立。
那么，中国水墨艺术作为审美文化，其精神主体只限于老庄自然、历史怀旧和民族情绪，缺少当代文化思想应有的原创价值。换言之，中国传统艺术满足了现代文明下的怀旧情怀和历史慰藉，甚至成了意识形态作用的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作用。关键其本身的内在精神贫血，缺乏一种对现代生活与其价值观念的实际作用。当下中国水墨在理论上最响亮的不外是“文化对话”和“反西方文化霸权”，给全球化时代无法带来具有积极进步的精神文化。假当水墨艺术仅作为一种文化认同的民族符号，其有效性只能限于内部，难以形成跨文化对话的实质意义，其副作用则是引发民族情绪的对抗。置于民族主义语境下，文化所能生效的不是和解，而是各民族之间历史情绪和文化矛盾。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审美取向或价值观念，能够生效的不是其外在的形态特征，而是其内在的开放性和普世性。
基于民族主义特定语境下，文化的民族性与普世性、价值的多元性与一元性是不可调和的。历史与现实并非如此，二元对立论本身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思想观念。在自然秩序下，人类的诞生与其终结都是普遍的，文明不过是其过程中的时间表现，使得在不同时间、环境条件下产生的不同文化，这一切都是非本质的形态表象。文明与文明、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与历史关系，其中包括竞争与互利、杀戮与关爱等不稳定的复杂形态。因此，民族性包含了人与世界的客观普遍性。换言之，世界性存在人的普遍性，人的生理本能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便足以说明了文明的普遍共性，即在一个有货币与一个没有货币的两种社会来看，他们所追求幸福目的是毫无区别的。[NextPage]
文化形态是文化内在质量的反映，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态特征或主体倾向也必然决定了其质量程度，即任何一种原始文明都可能进入现代文明，但历史却不是如此绝对的，许多民族与其文明在历史进程中走向消亡，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却是客观相对的。但是，有一点是绝对的，能够幸存至今的民族与其文明必然具有历史合理性，只是这种合理性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文明仍可能在不适中被淘汰掉，这也是全球化所引发各民族普遍的文化焦虑，不限于中国人有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美国学者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它代表了西方学者的文化焦虑和危机意识。历史达尔文主义无疑加剧了人类普遍忧患意义，各国族都在担心自己能否持久存在下去，并致力于文化存亡的博弈之中。假当历史基于既定格局的敌我关系，那表明人类前途是极为暗淡的，因为即使弱小国族也掌握了同归于尽的有效手段。这人类科技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故而，人类在思考自身命运以及前途时，已不能不顾及其他人国族的命运，这就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引发国族矛盾新变化。判断未来基于过去历史为逻辑基准，必定毫无前途的。这是人类各族必须全面反思各自文明的历史新契机，那就是他们站在同一甲板上必须共同思考沉船的问题。最糟糕的结果一个也活不下来，可能只有部分人活下来，不错的情况是大家都能活下来。基于历史惯性的传统思维是“部分人活下来”，各国各族目前的文化思考都没有摆脱原有思维的束缚，表明人类还没有完全陷入绝境，还存在“我活你亡”侥幸可能性。但从生态、环境、能源、气候、生化武器的发展局势来看，这种侥幸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这一世界性危机给各国民族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新问题。
作为二元论的语义矛盾：民族性与普世性是一种对称性的矛盾概念，即承认民族性合法存在便同时确认了普世性的合法存在。反之，否认普世性文化存在就否决了民族性文化的合法性。这就是思考这个议题所带来的复杂性，或者说，它已是一种人为塑造的文化矛盾，从人需要区别你、我、他始起，它便决定了人类思维模式的客观局限性。这一切，人类需要某种形式来确定自身的存在确切性，它所围绕的核心就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但是，文明发展使得这种形式变成一种存在主体的意识形态，所以在梳理民族性与普世性的命题，很难从一个纯粹立场出发，恰恰依照它的表象作为判断依据。因为，在定义民族性文化的形态规范，完全搁置了人的自然性、客在性，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文化属性，利益、政治、语言、宗教、习俗、价值、审美成了核心根本问题。基于环境与血统恰是非主要的部分。这就不难看出，一个学科的语义的产生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如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产生，它们均是跨学科的文化比较范畴，即这些学科本身是排斥人的自然普遍性。
艺术理论的出现，它是由艺术家出身的人们所形成学术流派，他们最初强烈地捍卫艺术的纯粹性，反对一切强加艺术之上的文化意识形态，包括反对艺术诠释。这一派的理论来自唯美主义的精神伦理，恰是艺术非纯粹性最突出的时代。文明发展恰恰朝着相反方向迈进，那就是艺术以及一切文化越来越缺少纯粹性，包括民粹主义在内都是不合时宜的狭隘思想，文化本身具有的全息功能和互渗关系。换言之，艺术对人类整体文化以及生活的介入越来越大，审美艺术在今天所以变成了民族认同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是它在全球化整合状态必然扮演的文化角色，正如它在正教合一时代扮演了道德秩序作用一样。今天的艺术在丧失它的原始纯粹性之后，转而变成一种多样功能的文化经验，审美不再是一种个人体验的精神表现，艺术作品不再是一种纯粹审美体验的交流介体，还可以成为一种情感传染、思想交流、文化竞争、商业行为的复杂活动。同样，它在政治与文化的领域作用也是多向的，特别当艺术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文化前沿，它们正负作用都不可避免，只能在碰撞与融合之中不断整合，最终决定那些拒绝参与的、被动迎战的、保守自闭的文化的彻底死亡。当艺术家面临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思考，首先必须证明他们艺术的内在活力和文化作为。
二、作为民族身份的水墨
首先来考察一下文化比较这一时髦学科。它的出发点就是认同与区分的不同文化形态及其功能，但结果却只有不同文明的差异性，而没有发现一种功能与目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可以说，历史研究与文化比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民族区分和文化认同的目的性，因为人类在区分“我、他、你”时，这个判别的知识手段，成了后来的目的，可见人类在建立知识系统过程就一直存在狭隘性，只能通过不断整合来修正这个思维、认识、判断的知识系统。
艺术作为文明史的相在物，其本质就是人自身存在的精神意识的反映。但它的界域复杂程度，完全超出了我们对它的理解，人的困境不光是客在的宇宙世界和终结彼岸，包括艺术自身也如此。特别在艺术发展到今天，其主体已被彻底颠覆或释放，唯一可把握的它作为人类的精神实体，作为社会文化的艺术已进行一个包罗万象的精神世界，这是从艺术从原始审美功能中解放出来的必然结果。[NextPage]
出于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世界与民族的文化矛盾，中国水墨艺术自然承担了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工具作用。之所以，有关水墨理论始终没有超出技术的内部系统，沿袭了“阴阳五行”、“五色六法”、“意、形、象、神”的古典概念在不断重述；而外部却侧重于“民族根性”、“历史传统”“文化身份”“反西化”和“反殖民”，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民族情绪和复古倾向，并作为批判现代文明的怀旧文化。因此，关于水墨的学术讨论，其思想性离开的怀旧情结、民族情绪和历史仇恨，无多文化建设的实际意义，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梳理。
很显然，水墨作为民族传统的文化身份，有着必然的历史合理性，只是基于全球化历史语境是极为被动的，而且它能不能长久生效更是问题。当中国文明遭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冲击，造成的震荡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前，中国文明从未面临如此强大而差异的文明。但是，中华帝国文化主义与其优越意识并未因此出现萎靡。相反的是民族意识全面觉醒，来自政治与道德均形成一种持续的文化抗争力，类似水墨、京剧、中医、习俗、饮食、服装都成了民族精神武器。其中艺术审美、政治制度、道德伦理都成了有机精神集合体。这种文化保卫战表现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全面文化战争，也必然得引发中国文化内部矛盾的全面爆发，从“五四”至今都一一如此。
可以说：水墨在当前是民族精神与历史慰藉的道德艺术。此外，中国艺术很大程度上秉承了“维旧”文化传统，与其相应有的价值、伦理、制度、宗教也如此。中国人坚信古人在道德、智慧都是后人所无法超越的，这种祖先崇拜的宗教理念贯穿了整个儒家伦思想系统，老庄思想对传统艺术绝对作用，使它转化为一种东方智慧和民族审美。之所以， “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已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化信条，至于它的对错否则被彻底忽视或搁置，在美术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甚至出现了“最世界的就是最民族”的反向说法，但都凸显了“民族”在当前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主调地位，它表明当代中国文化上面临本土与外来、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实际冲突。正是这一特定的文化语境下，造成一种明显错误的思想观念转变一种流行的庸俗“真理”。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从大历史来看是必然不过的，由于它们之间在全球化殖民时代才全面展开，此前世界文明版块已在地域范围内进行了整合。相对而言，中国文明基于地理屏障保护之下，受到强大外来文明冲击相对较晚，但其不适性也暴露无遗。中国文明何去何从？中国文明是被西方文明彻底同化中消亡、或作为未来世界主导文化、还是融合中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我有”混合杂交的世界文明。目前中国文化面临现代与传统、民族与世界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陷入一种“不死即活，不活即死”极端状态。至少民族主义是持着这种孤注一掷的心态。即便如此，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和物质生活则没有任何排斥，只是在价值、道德、制度、审美等文化层面竭力排斥现代化，因为它戴着强烈的“西方符号”。一些中国学者甚至不承认文化的普适性，认为它是西方文化强权主义。
任何一种文明，全然在不适应矛盾中获得进步发展，否则意味着它的彻底消亡。当它处于完全适应的稳定状态，历史不再有长足进步，打破这种呆滞往往历史偶然现象。一种文化与其他相遇必然出现优劣质量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发展的时差，凡是不再适应历史发展的东西必将淘汰，即使它一度达到世界文明的顶峰也不例外。
三、反思文化平等论及其多元主义
真理是残酷无情的。人生来有规避实事真相的权利，绝不是犬儒主义所认为“真即善至美”那么简单。真相不是对所有都有利的，它的出现如同死神来临一样令人恐惧。类似主张文化平等论及其多元主义，其实质都在规避了历史的无情惩罚，因为一切文化始终具有内在质量时差，否则它就丧失了现实价值意义。
关于民族性与普世性的思考，不可避免的陷入文化的意识形态之中，忽视内在质量差异的价值判断。其实，普世性文化是没有特殊形态可言，那些最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往往在封闭的隔绝环境才能形成，正如交往繁密状态中形成文化，与那些长期被隔绝的孤岛上原始文化，两者均都适应其自身的社会土壤，一旦它们的环境屏障不复存在，并处于敞开状态下，后者必然走向消亡。[NextPage]
在现有世界文明格局下，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都不可一种纯粹的价值观念，它是历史情绪和民族矛盾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现象，其本身没有真理性、道德性可言。因为，民族主义反对普世主义，以及普世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它们都基于自身话语出发，没有真理与公正可言。其次，主张多元主义的民族文化平等论，并反对普世主义持有文化一元的价值标准，那就是优胜劣汰的质量论，认为这种进化论是一种强盗的历史逻辑。这些毕竟是一种纯粹意识形态之争，至少世界上没有一种民族主义愚蠢到忽视自身文化竞争力，相反的是，民族主义极为在乎优胜劣汰的思想精神，坚信历史是一种“你死我活”关系，历史仇恨和民族身份都是它们主要精神武器和提高凝聚力的文化手段。可以说，极端民族主义的排斥性，其本质就是一元论思想。
大凡民族主义或民粹思想，在它释放出“多元主义”文化诉求，证明了其处于弱势危机状态。因为，强大民族主义在文化上均表现“一元主义”，可见民族主义在思想内质上不限于“多元”与“一元”。因此，中国文化民族在寻求“多元主义”和反对“普世主义”，其内在的文化矛盾便一览无余。这种文化思想的吊诡性反映了文明普遍存在的自相矛盾。历史实事证明，一种民族的内在强大必然释放出文化自信，所以往往强调普世性的文化诉求。中国历史上的强大中央王权，绝对是一种“大一统”天下文化观念，并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自信力和狂妄性，视化外的国族为没有野蛮民族。在遭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打击下，不仅陷入了种灭国亡的边缘，连原有文化自信也一扫而光；那种抽象得大不可及的天下观也随之荡然无存，转而撕心裂肺地主张“多元并存”。
世界的本质是整一的有机体，即事物所遵循客观因果规律是绝对非多元的，但它们表现形式、体积形态、质量关系则是多样的。普世主义价值在本质上必定是一元的，它显然基于文化质量关系，必然地出现文化优劣的价值判断，因为文化兴亡是由其质量关系所决定。然而，多元论则强调文化外在形态以及经验意识层面，认为事物形态差异不是绝对的质量差异。假定形式没有内容的质变关系，它便失去任何的意义。质量是决定形式演变的绝对法则。在艺术方面也如此，有怎样的思想实质就决定了有怎样艺术形态，民间俗文化与士人雅文化的区别也如此，包括其内容与功能也如此。民主、多元、平等造成一种片面思想，那就是认为民族文化差异不存在时间纬度、质量关系。民族主义强调文化多元性、回避文化质量优劣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慰表现。同样，普世主义价值也存在内在矛盾，它回避了经验意识与文化形态的多样生态，更有利于文化质量与历史前进的整合作用。
如中国古代的“阴阳论”、“五行”论，比同期还是处于蒙昧状态的欧洲大陆民族无疑是一大进步，可《易》这套朴素哲学观念和知识系统，相比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科显得无比简陋朴素，在发展时差上表现落后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中国古代知识、思想只能作为史学范畴的部分组成，即观念发生学与知识考古学，对古人的思想知识进行一种窥探性分析，从中得知我们过去是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判断我们自己的。总之，它不再实用于当代世界的现代知识体系。如果连这个基本事实都不予以承认，一切学理就无从谈起了。艺术作为文化主干的子系统，它是关于人本历史与审美文化的社会科学，必然与整个现代知识系统形成统一的、同步、相应的参照关系，尤其现代社会科学、历史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思维心理学及周边生物神经学和其他现代科学工具。当然，现代科学比以往学术思想的先进不等于是它可以穷尽一切的完美性。
无论思想还是艺术，文化多元主张只限于形态与经验层面，其目的无非提供充裕选择空间，这种复杂多元形态反映了人类自身局限，只能通过优择法作为筛选的手段策略。这些都是历史进化所形成的文化本能经验，多元经验策略是非目的性，它丝毫不影响人类追求更加高效的统一目的。一种丰富多元的形态下的事物必然存在优劣，而且优劣在进化与演绎中是不稳定的，除了那些被彻底淘汰已死事物丧失了优化可能性。可以说，人类文明史上能够存活的经验与思想、艺术与文化都是曾经是最优秀的，既定的优势和曾经有效的东西均可能被彻底淘汰，正如那些曾经伟大的艺术和神圣先知均成为历史尘埃，它们归宿的是博物馆与教堂地穴。
历史总是在不断纠正中前进，没有一种思想与经验能够接近上帝或大自然的完美法则，一切文明是人自身的设计构想，它因自身局限而局限。当全人类都勇敢的真实面对死亡，他们无疑是最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和自然界动物，人的文明化存在是对死亡与矛盾进行挣扎，其最终命运是失败的，关键在于赋予过程无限可能性。多元主义庸俗化如同制造人类不死的假象一样，将结局转换为过程；因为多元主义的根本错误是把丰富经验形态当作实践目的的可能性。换言之，这种庸俗化的错误观念符合文明社会的博弈中的作弊潜规则，当人类均处于同等质量的智力水平，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恐怕一切均陷入虚无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可怕情景中。神谕变成人人都可以领会的通俗读本，神圣权威便彻底死亡。[NextPage]
尽管艺术创作主张“形式不拒风格，内容包罗万象”，根源上它是经验性的精神产物，而非现实世界的生活原则。多元开放的艺术主张，仍然不能超越艺术本质的统一原理。多元主义作为一种经验性手段策略是可取的，但决不是均等在理的地平线。因此，作为一名艺术家，在多元的艺术形态下必须确立自身一元的个体存在，绝不能轻信泛滥的多元主义乌托邦。无价值意味和无实践可能的艺术本身就是无用垃圾。当代中产阶级对自我感受的体验象似吸毒一般迷恋，那就是他们坚信自己的情感判断代表全部独立的自我，对自身的经验意识持着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妄，正如一种被渲染而灌输的流行时尚。对于人类而言：在思维过程中可以多元而立体，尽情地展现智力想象，但实践决不可能是漫无中心的散沙状态。
四、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
尽管“民族”概念实质源自血统与地域的文化族群，而我们今天所关注的重身是民族和民族主义对地缘政治以及作为文化认同的民族主义形态。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 民族文化的原始形态，是从血统胞族发展出民族国家。由于历史的发展与整合，维系血统家族在部族公社时代便全面解体，转而出现了部族与部族的同盟关系的国家雏形，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泛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利益共和国。但是，一些民族在血统上被同化，他们的原有文化被保存或消亡；甚至一些消亡民族的文化被其他民族所继承或发扬光大。随着全球化的国际交往与流动移民，依照传统的民族文化作为国家基础已难以成为唯一合法模式。早在黄河文化的扩张，便出现了地域文明的大整合，只是它没有达到今天这么超种族、跨地域的全球化程度。
自商朝到清朝，中国人自古持有一种没有地理和空间限制的抽象“天下”观念，对统治权之外的民族为“四方”。皇帝以天命“授受”为合法依据，这种权力建立在道德合法性基础之上，意味着来自天授的王权可以管理天下，而天下则是四方万民。如《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在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和国家意识的冲击，中国人并没有严格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已历经了一个普世性整合过程，黄河流域原本是多部落地区，他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均不相同，由于农耕民族在人口与殖民的迅速发展，使它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内部矛盾不断升级导致分化，殖民扩张成了农耕民族解决土地与人口矛盾唯一出来，这是黄河文明释放出强大的辐射量能的根源，这一扩张过程也使自身日益丧失民族纯粹性的关键原因，意味着与其他民族的混合交融。最重要的是它先进的农耕文化和礼仪文明，表现出一种开放而强大的文化自信心。
直到第一次泛世界殖民时代的来临，中国文明面临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对本土原有文化过程构成致命的打击，这种刺激是中国文明此前所没有遭遇过的厄运。所谓的华裔民族在文化上优越意识第一次遭到重大冲撞。加之西方殖民者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义以及利益排他性，这刺激中国人觉醒的根本要素，原有的那种模糊的“家天下”变成一种清晰国家民族Nation观念。清初的反清复明运动中，并没有明确的民族观念，仅仅政治与道德上维护明室的道统地位和朱姓江山，而且这种思想一个重要精神理念就是来自儒家乱伦的道德忠诚。换言之，没有西方殖民主义与现代国家主义的历史作用，中国人是不会产生一个人民为国家主体、文化为民族主体的观念。
历史又有趣的证明，中国就是殖**动获得最大利益的民族之一，那就是玉米与土豆给缺乏这个冒险精神的古老民族带来农业与人口的兴旺。英国使节乔治·马戛尔尼于1793年到中国，要求跟清朝缔结平等贸易条约，乾隆帝表示中国“地大物博”，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单方面向民众表示，这是皇帝恩赐各国。英国与法国不满清朝不变革其外交姿势，于是一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在那个条约内，列明英法是“自主国家”，赋予与中国有同等地位。这个结果，对中国人原有“天朝上国”与“普天之下”观念造成极大打击。
在世界列强的瓜分下，中国不再坚持普天大同的“天下”观念，转向进行一种民族文化的自守运动，兴起内外有别“中、土”与“西、洋”文化意识形态观念。这种世界观的调整，相应其历史形势，无疑是及时有效。可它的历史被动性与保守狭隘性也暴露无遗，给嗣后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一定不健康的意识局限，与世界交往丧了一种平和心态。一方面对西方物器文明的羡慕不已，对其制度、价值与审美则绝对排斥态度，包括中国现代化发展也基本限于一个科技工具层面，对于进步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持极端不屑，特别当权者把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作为民族固有的政治特色，从而加大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裂痕。
民族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涉及广泛领域，从实际的利益关系到文化冲突，其中宗教、价值、审美、政治均无一例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世界文化的普适性都是实际存在的，它们之间不免存在错综复杂，可置于处于统一时空秩序下，即使各民族文化存在形态的差异，但其内质则没有根本区别，尤其在价值领域应当普遍存在共性。
民族文化作为一个生活史的传承积淀，它包含了某些自然环境的因素，譬如气候对服饰与审美的影响是不可改变的，包括人们对色彩的偏好。可见审美经验具有普遍的客观基础。因此，分布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必然有着不同形态的民族文化。人类过去不仅相存于同一历史时空秩序内，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地区与气候环境，并出现了不同种族、文明的形态，这不等同的文明具有目的性差异。当人种之间进行相互交配与繁衍，表明他们的生理差异也是基于外在形体的，他们的生命存在目的性也是一致的。民族文化的差异客观使然，正是文化形态的外在差异，它恰恰是一种发展水平的时差。一种不符合其他民族所共享的文化必定缺乏持久生命力，更不具有普适性潜质。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