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吉方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后现代主义主义文化崛起的过程中，文化审美作为当代审美表达机制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日益突现。文化审美贯穿了现代审美意识的现实品格和人文品格，它的生成与表达能够使当代美学吸纳新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从而在整体视野的调整与转换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探索综合发展之途。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审美现代性 文化审美 审美超越
 
    在西方美学“泰斗”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深深地追问“美是什么”之后，西方美学便从此走上了一条关于“意义”与“本质”的艰难探索之路。作为对后来者的馈赠，柏拉图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对美学意义本体的一往情深缔造了一种美学研究的最初格局，那就是“从爱琴海出发”的“思辨之舟”。[1]这种形而上的哲学方法逐渐渗透到了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并最终在本体层面上形成一种逻辑性的思维建构。在英国学者波普尔将这种建构思维命名为“本质主义”的时候，这种旨在事物的真正本性上做文章，对作为个别的事物背后的实在和本质垂青有加的思维模式其实已在西方古典美学的研究历程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使古典美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关于美的定义之学”。[2]

    实践证明，柏拉图以后的许多后来者并没有因为他的那句“美是难的”而退却，而是像柏拉图当初承续他的先前者未竟的事业一样对美的意义与本质一如既

    往地投以热情。毫无疑问，这种追问与探索对审美理论研究与拓展的启示是巨大的。因为对美本身问题的思索也往往决定着美学领域其他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将会一代又一代被人们所探讨，被人们所阐释”。[3]在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人们也曾在这种逻辑建构的过程中收益良多，因为正像梯利所说的那样，“要圆满地解答人生、人类认识、人类行为和人类制度等意义的问题，有赖于解答一般的实在的意义问题。”[4]所以就在一代一代人苦苦思索“美”究竟为何物的过程中，其实人们是在像康定斯基所说的精神生活中把自身引向了一条探究自我本性理想之境的文化征途。美学本身具有的人文品格也由此生发开来。

    在整个二十世纪进程中具有拉枯摧朽般气势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发生之前，由柏拉图所开创的本体论美学事业一直是十分火爆的，而与美学本体论有着唇齿相依般的亲合关系的美学思辨思维也一直在美学研究领域十分“畅销”。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语言学转向”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边缘支解，一直支撑着美学本体论的“意义”与“本质”的言语逻辑遭到了无情的拆解，特别是在利奥塔高声宣告“宏大叙事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从柏拉图时代延续而下的古典美学正面临着遭受全面“解构”的危机。这对古典美学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反本质主义已经全面启动了对本体论美学的挑战，当一直被传统美学视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源和价值支点的“意义本体”被“分析哲学”以一种类似游戏的手法否定之后，古典哲学美学无疑将承受曲高和寡的尴尬。

    “反本质主义”正是以这种“破坏者”的角色出现在近代美学发展史上的。在它的视野中，柏拉图所说的“美”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的对象，而“反本质主义”恰恰认为凡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对象都是无意义的，因此像所谓美的“意义”与“本质”之类的争论只能导致肤浅的不切实际的结论。因为“在描述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子和描述我们所想到它们是什么样子之间，并不象我们一开始认为的那样，有一条鸿沟。” [5]由此，在“反本质主义”的意识簇动下，分析美学开始在美学研究中崛起。

    但事情往往正是在矫枉中出现了再度的偏颇。当分析美学所信奉的“通过分析来阐释世界”的观念取消了“意义”与“本质”的追问之后，人们不禁重又陷入了迷茫。按分析美学的看法，美乃至艺术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美的现象总是与一定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当美与美的现象与我们生活的现实有了深刻勾连的时候，对那种“目的”的分析与观察尤其显得重要。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种目的，靠观察和分析美的事物，是领会不到的，不论我们的观察和分析多么周密也没有用，因为它主要存在于意识中，而且只有通过意识才能体现于事物中。” [6]因此，分析美学的困境又显得十分突出。

    这其中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实现“人，诗意地栖居”的审美理想，并不单单是像费肖尔所主张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论的变革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美学的那个老问题并非是到了今天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的。如果真像分析美学信奉的那样，对概念的语言分析就能窥见到事物所有的奥秘，那么作为这种“奥秘”的蕴涵所在的“艺术”和“美”岂不只是一种语言空壳？但问题恰恰是由于文学、艺术、美因为这种“蕴涵”而显出价值。这样看来，无论对美学研究作怎样的调整，我们都无法真正绕过柏拉图的命题。因为取消了“意义”与“本质”的“美”也就无所谓“美”与“不美”了，同样取消了“意义”与“本质”的“美学”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无聊辩论。因为“美学”原本就是“意义之学”。“意义”之于“美学”，就像康定斯基所说的“什么”之于“艺术”，这个“什么”是“艺术所独具的本质”，[7]而“意义”则是“美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反本质主义”的失当之处正是在此。“反本质主义”向“意义”与“本质”开战，但又时刻不脱离“意义”与“本质”，它不但偏离了话题，而且将话题扯得更远。因此，那股声势浩大的“反本质主义”思潮虽然想要在美学研究的观念层面和意识层面的调整上有所作为，但最终因为它对美学观念和美学意识触动的简单化处理而使这种理想不符初衷。因为，解决美学的困境，其根本并不是形而上地研究还是形而下地研究，而是应该在对一定现实中人们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深刻把握中，促使美学的整体视野自动地发生转换。这正是当代美学所急需解决的，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向人们的精神观念和审美意识现实全面挺进的过程中，美学更应该适应现代审美意识的转型与突变，努力强化自己的现实品格和人文品格，在整体视野的自觉调整与转换中实现意义的超越。

    在某种程度上，美学上现代审美意识的转换是一个文化现象。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的相对独立和自律，它在美学上的表征就是“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以及审美——表现结构”[11]的三分天下。在现代社会进程中，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在一向视为美学事业的精神武库的贵族式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遭到了无情的拆解，审美领域也不断地从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从而导致了审美开始摆脱古典主义的理性形态逐渐向现实感性领域拓展空间。在西方漫长的文化演进中，一直有着尊崇理性的传统。丹尼尔·贝尔曾指出：“西方意识里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意志、理智与本能间的冲突，这些都是人的驱动力。不管其特征是什么，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12]理性与思辨似乎从西方哲学美学的发端就保持着一种亲合，他们都代表了人类文化创造和人类生命活动中美学意义上的形而上思索，同时在美学逻辑体系中也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标志阻挠着美学向现实审美的任何投射，从而使美学久久徘徊于理论王国与象牙之塔，审美意识也由于被庞大的理论体系与哲学思辨的形而上观念所包围而依附于理性传统和启蒙观念。这样一种观念在现代主义运动中遭到了全面反叛的挑战。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是“昂扬精神的胜利”，[13]它以一种现代反叛的姿态打乱了在西方统治了两千多年的理性至上的秩序，同时也摧毁了启蒙主义的种种设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曾经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启蒙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东西、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外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14]现代主义所激烈反对的就是启蒙精神“为了效力于现存制度而疯狂欺骗群众”[15]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启蒙主义导致了理性话语绝对扩张的理性主义绝对化，当人们执着地希望用理性扫除粗鲁野蛮的文化狂热而保持对一切事物的合理性之时，理性权威的绝对化却又导致了人在欲望原则和理性原则的双重压力下的现代人性的分裂和创伤。统治西方世界精神领域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理性传统和启蒙观念仍然没有使社会个体摆脱个体生存的“现代性迷误”。一方面“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享有如此充分的自由可以避免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约束，个人可以任意决定他个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未来。”而另一方面，“启蒙时代以后的人们却又陷入了各种危机的包围，他迷失了方向，迷惘于人生和价值的意义；不知道未来的归向。”[16]所以，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文化运动（或称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社会学问题。全面的现代化运动和现代主义的激烈反叛在制造了庞大的社会物质大厦和文化景观之余，更使人们普遍地进入了一种自我生存根基整体性崩溃的无根无依的漂泊和分裂状态。因为“人们一旦与过去切断联系，就绝难摆脱从将来本身产生出来的最终空虚感。”“醉狂终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冷的早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17]在这样一个激情涌动的历史时期，现代文化扩张的负面价值排斥了自由的主体，造成了“人与人的异化日益加剧，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丧失了理解事物和相互沟通的基础。”[18]因此，美学现代意识的构建课题才伴随着现代主义的文化扩张以及人类自主精神的觉醒而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为正像席勒说的那样：“当人的内在分裂还没有停止的时候，任何改革都是不合时的，建筑其上的任何希望也都是空想。”[19]

    如果说现代审美意识的转换是从古典形态的理性型态向现代主义的感性型态的转换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必将面临一种新的转换。作为一种历史时期的标识，“后现代主义”表示了一种世纪末的风格，它是一种被文学比喻和叙述的联想模式渗透而成的社会、政治理论。从美学上，“后现代主义”延续了现代主义的悠久传统，但同时又在社会范围内渲染了独特的理智骚动和自我质疑的审美意识。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多克认为：“‘后现代主义’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现代性’，也就是后工业时期，一个信息、电脑、大众媒体、大众传播的时代。” [8]在这个时代中，文化就像美国学者杰姆逊说的那样，“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 [9]而此时此刻，“大叙事有点像超验的状态，以至于我们知觉的构造难以直接看到她们。”[10]文化的扩张和渗透促使人们的审美需求多元化和平面化，更使人们的审美意识日益向广泛性和整体性发展，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之后，人们的审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美学的意义实现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审美的意识和行为方式才突入到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之中。

    文化审美的意识转换切合了当代的文化现实和审美现实，更是后现代社会的精神建构和理想建构的需要。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现代工业的大规模扩张已经影响到了文化/知识建构的主要领域，个体的自我本性又被挤压到了最边缘，人类的自我与生存的问题又浮现于历史和文化之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面临着多种文化悖论。在一个相类似的逻辑起点上，18世纪末期，德国伟大诗人席勒曾经慨叹的“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所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20]仍然存在，因为在当代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职员，……，不管是在企业、职业或党派中，还是在争取或获得群众中领导，追求情人宠爱的过程中，个人对自己的命运都带有逆来顺受、无能为力的特点。”[21]历史情势的紧张决定美学不仅要努力吸收当代的有益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灌注新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指向，而且要有在对一定现实中纷繁的琐碎的审美文化现象的挖掘和整理中具备再一次走向美学本体关怀的超越品格和视野。这就要求我们不单单是关注一定社会中的审美文化现象，更应该探索在那些具体的审美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的审美意识的演变和进化。在此，文化审美意识具有的现实品格和人文品能够使美学作为一种审美机制和疗救手段参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建构过程。

    文化审美提倡一种体现生命自由的文化意义上审美行为，一种体现了思性智慧和诗性体验的审美发生方式。这种“诗”与“思”完美缔结的审美模式不仅代表了当代美学研究格局的一种新的调整与转换，而且本身是对人类个体生存目标的提升和对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营造，是一种当代审美的现代性要求和现代性努力。文化审美对美学研究格局的调整将使美学视野投向中西方各自由独特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现代化历史而衍生出来的不同的色相的审美文化图景，从而超越以往的各自谈论美学问题的不同方式，走向一种综合的意义超越之路。而在现实的情境中，文化审美的意识则一如既往地对人们现实的审美文化生活投入美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关注人类的自主精神和自由理想。为此，文化审美代表了一种当代美学的入思方式和表现形态。它的意义在于它既以一种“思”性的价值取向，对具体的文化文本进行阅读和分析，又以一种“诗”化的认同趣味，努力把文本理解成一种审美活动和生命活动，以使自己的理解不被停留在单一的文本之中。“思”性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文化审美的入思过程对那些经典文本及其蕴涵的观念和价值予以一如既往的关注；而“诗”化的认同趣味则决定了文化审美的美学形态的研究视野和领域努力向文本之外运动，经受社会和个体心理网络的转换，接受社会符号对个体欲望的塑造和生产。“思”性价值和“诗”化认同的缔结，要求当代美学研究既不能停留在理论先设之上的简单批判和拒斥，也不能满足于以纯粹思辨的形式一味构造封闭自足的体系，而要努力以一种关怀意识，努力吸收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从活生生的、变化与发展着的审美活动出发，使美学理论的概括和文化观念的塑造基于特定文化情境中的审美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引导美的规律、生活的规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审美过程中“思”性价值的保留和“诗”化取向的弘扬，能够为美学走向生活、生活上升为审美，提供一种角色转换的路向，从而实现美学努力与人类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同一。所以，文化审美不仅是美学研究的一种现实的需要，更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19世纪德国诗人思想家海涅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从席勒的以审美救助现代人性分裂与创伤的孜孜以求，到斯宾塞主张的以轻松和娱乐的活动来添补闲暇时间的审美构想，再到尼采哲学理想中的对以审美的形而上学和艺术的形而上学来肯定世界救助人生的情有独衷以及马尔库塞倡导以“新感性”来治愈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分裂，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进程中，使美学努力实现介入社会改造人生的对现实的“形而上”观照一直是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也正是当代美学的神圣使命。在当代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美学标识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留存方式，它所展现的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生活图景和生存方式的现实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审美作为当代美学的展现形态和思考方式，才能促使美学能突破自身体系的封闭状态，走向自觉融合不同文化内涵和理论向度的完善境界。因此，文化审美不仅是当代特殊历史情境中美学主潮和文化现状的当代吁请，更是美学研究的逻辑延伸。
 
    注释

    [1] [2]徐岱《美学新概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288.285.

    [3]叶朗《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

    [4]梯利《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9.

    [5]布洛克《美学新解》（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

    [6]帕克《美学原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

    [7]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0.

    [8]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42.

    [9]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62.

    [10]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幻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8.

    [11]哈贝马斯《论现代性》(A).见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

    [12][13][1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92.164.97.97.

    [14][15][21]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0.37.144.

    [16]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自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4.

    [18]王杰《审美幻象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9.

    [19]转引自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82.

    [20]席勒《美育书简》（M）.见马奇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07.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