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艺术界一直在进行着关于画廊生态系统是否面临生存危机的讨论。这已经成为画廊主、艺术家、收藏家和记者们共同的话题焦点。讨论从一场又一场的艺博会延伸到最近在柏林举办的《纽约时报》艺术领袖网络会议等活动。
艺博会本身就常常被视为在恶劣的环境下隐藏着的潜在的罪魁祸首——由于全球艺术经济的步伐不断加快，相应的，需要耗费更多的展览经费以保持其持续繁荣——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总负责人马克·斯皮格勒（Marc Spiegler）却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
作为在欧美和亚洲都设有前哨基地的“艺博会帝国”的全球总监，斯皮格勒在让展位和通道保持以市场模式为主导的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并确保有足够多的有前景的画廊来填充巴塞尔的板块与项目中，呈现与最新鲜，最令人向往的艺术。因为与这种生物链上下端的艺术经纪人们有着不断的互动，他对行业目前的机制也有着难得的看法。换句话说，问题很明显。然而，解决方案却难以捉摸。
但讨论今日画廊所面临的挑战本身就是有价值，因为它保持了对话的活力。本着这种精神，本届巴塞尔艺博会举办之前，artnet新闻主编Andrew Goldstein与斯皮格勒探讨了他对这种动荡的市场的看法。
Andrew Goldstein x 巴塞尔艺博会全球总监马克·斯皮格勒
马克·斯皮格勒，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全球总监。图片：由巴塞尔艺博会提供
采访者：Andrew Goldstein
受访者：巴塞尔艺博会全球总监马克·斯皮格勒
相信你已经从艺术圈各路人士那里听说了近来面临的各种挑战。人们对你表达了什么样的担忧么？
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的画廊模式——这种人们称之为“卡斯泰利模式”（the Castelli model，编者注：里奥·卡斯泰利是纽约著名的画廊主，曾经长达半个世纪推动了当代艺术的市场）：在这种模式下，你选择艺术家，然后与他们一起成长，在画廊空间内部进行大部分的销售工作 —— 如今这种模式已经不那么奏效了。艺术家，
尤其是成功的艺术家，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与许多画廊同时展开合作，而不是单单一个。除了纽约之外一些地区，甚至在纽约本地，画廊的发展步伐也不像过去那样，在画廊里也没有做生意。现在更多的销售在发生在博览会上，通过艺术中介或线上平台这样的媒介。
你看到的是五年内发生的事情？或是十年的跨度？
很多事情永远是真的。艺术经纪人Claes Nordenhake曾经说过，如果你是柏林的画廊，你将是一名旅行推销员，因为你不能坐在你的画廊里等待客户来找你。现在这种情况可能比以前更为真实，且无处不在。另一件事是，有更多的画廊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如今都在以高于以往的水平运作。
在画廊主们谈论业务量下降的同时，他们也表示，收藏家的复杂程度以及与收藏家互动的质量都已经下降。 每个人都比以前忙，每个人都比以前更加分心。 如果你从财富角度看看社会经济学，那么今天最高阶层的人们也比以前更积极于他们的生意。
没有哪个行业在全球化层面的竞争力比十年前要低。 当然，这场比赛并不仅限于画廊，拍卖行业也比以往更多地参与真正的当代艺术。
一个观众在和安尼施·卡普尔在香港艺术博览会上的作品《随即的三角境》互动。图片：安东尼·华莱士/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我想这种变化可能部分归因于过去十年左右艺术品市场的巨大增长。它曾经是一种小众精品产业，但现在市场需求的增加和全球化扩张极大地增加了这种风险，就好像一群划艇突然离开了湖泊，到了海洋。或者，就像是一个生长中的突变，身体突然变大，于是所有关节都被撕扯的疼痛。
这很有趣，因为我即将使用的隐喻涉及成长的痛苦。从相对和绝对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事物是非常重要的。绝对而言：有更多聪明，有文化的，渴望学习的人去收藏艺术品。但相对而言：主要由于经济原因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比例增高，因为很多人将艺术品视为潜在的金矿。虽然，很多人最终会意识到，他们认为的金矿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 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也没有足够的品味、足够的资源或足够的信息来良好地运作。
让人困惑的事情之一是，如果一个画廊成功了，事情会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因为当有你的艺术家开始被邀请参加许多双年展和博物馆展览时——博物馆和双年展严重依赖着参展艺术家的代理画廊为他们的展览买单。你的艺术家也希望你这样做。
你也有一个问题，即你的展览中最畅销的艺术家经常被公然，或者更为微妙地，被比你更大、更好融资的画廊所接触。也许你计划中的畅销艺术家也开始参与拍卖，这意味着你需要能够提供财务支持，以确保您的艺术家不会被买入，但这会对他们的市场造成严重破坏。
你在特别谈论中型市场的画廊，对吗？
这适用于任何人，但是如果你处于市场中部，你会受到各个方面的打击。你受到艺术家在作品创作开销上的打击，你受到美术馆和双年展在展览费用上的打击，你受到大型画廊在争夺你的最佳合作艺术家资源上的打击，你还受到拍卖行在参与到二级市场中的打击。对比十年前，作为中型画廊没有任何一个方面比过去更简单。
有多少个在中型画廊有能力进化成那些不受市场大环境波动影响的蓝筹画廊？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顶级画廊总是只有那么几个——高古轩、卓纳画廊、豪瑟沃斯画廊和佩斯画廊——几乎没有真正的挑战者从他们之中一跃而起。这就像我们在硅谷看到的那样，那里有正如科技记者法尔哈德·曼若所谓的 “五恶人”，包括Google， Facebook， Apple，Amazon和Microsoft。它们在市场顶端占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和现金，使得新来公司在这个角斗场中无法获得机遇。
我不知道我是否同意你说的，因为在艺术圈里会发生一种自然的复兴——很难见到一级市场的画廊能延续到下一代。还有，这里总有单纯以哲学与知识理论为根据的艺术家和收藏家，不参与到与大型画廊的合作中。
我不认为艺术市场有变成霸权的风险。但是许多，或者所有，以老旧的方式运营的画廊需要去认真地重新考虑。有些人像穆弗·莱雷一样，提倡不再需要艺博会了。而又有些人喜欢在画廊以外做很多项目，比如斯特凡尼娅·博尔托拉米，尽管她也做艺术博览会。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有关运营画廊困难的开放讨论。几周之前，大卫·卓纳建议大型画廊应该为小型画廊提供一些资助（详见下面相关阅读）。我参与了在米兰博科尼大学的谈论。四个来自全球各地的画廊在这次围绕关于画廊运营难的讨论中公开发表讲话。安德鲁·克雷普斯说，如果他开画廊20年并且非常成功，那他的生活会比刚开始时容易得多，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几乎可以按照一个模版来运营画廊。你会这样想，“如果你在十字路口走完了12个站点，然后你就到了礼拜堂。”然而人们意识到要想让画廊在商业生存下来，就要不断纳入新的核心收藏家，因为人们来来去去，兴趣随之减退，财富也随之更迭。
如果你很清楚你想与哪类收藏家合作，知道如何发展他们，努力地把那些离你最近的收藏家调动起来，然后你就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运营一定规格的画廊。因为，当上升到某一节点时，一个画廊能凭借12为真正相信你的画廊业务的收藏家的支持而生存。
让我们弄清楚：要想成为一名艺术商人，你不仅要有一双慧眼，还要有策略的做任何事。现金流总将是个问题 – 一个是因为获得小额贷款非常难，另一个是预付费用非常多，还有就是许多收藏家有几个月都不付款的习惯。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是收藏家总是期望当他们买画时，画廊可以提供无息贷款给他们，这实在是太疯狂了。
其中一个人们谈论的问题是，日益重要的艺博会，是否对艺术市场的生态系统有不可预期、有害无益的影响？
显然，依我的职位来看，我说的一切都可能被看作是高度主观的言论。首先，没有任何人强迫画廊参与艺博会，而且越来越多的画廊正在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其参与的艺博会。要我说，好的艺博会为画廊现有的收藏家与画廊之间的互动创造了一个很紧密的瞬间。同时，艺博会又给画廊一个在藏家群体中增添新人的机会。
如果一个画廊每年参加六次艺博会，每一场艺博会结交一个新的收藏家，并且这个收藏家积极地参与画廊的项目，那么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惊人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画廊参加的艺博会不带给他们什么，那自然就是灾难性的。因为一个艺博会不仅仅是一场为画廊举办为期六天的展示会——某种程度上讲，一场艺博会基本能消耗一个画廊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当人们问到艺博会对画廊是好是坏，我的回答是：“那取决于参加的是哪个艺博会。”以及画廊在博览会中如何运作。当一些年轻的画廊红极一时时，我建议它们，“不要过多参加艺博会。”因为他们被邀请出席天底下所有的艺术博览会，但是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在内部打好结构性的基础——你不会愿意在一年内只为参加六个不同的年轻艺术家板块，就耗尽了你自己和你全部的艺术家。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过画廊的成长轨迹在参与完一场艺术博览会后被完全改变了，尤其是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因为他们被迫想出新的策略以应对地球另一端的全新市场。如果成功了，他们突然在这个产生着最多的财富地区拥有了一个新的收藏家关系网。
所而易见的问题是，像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这样的博览会，将如何满足这种核心系统中大小画廊之间的反作用？
首先，巴塞尔艺博会每年有大约500家画廊驻入，因此这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画廊群体。他们全都在一个大厅里展出，最大的展位也只比最小的大两倍而已。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大型画廊的建筑面积足足有小型画廊的50倍那么多。
在这种意义上，巴塞尔艺博会本质上是一个更平等的展示平台。每个人使用同样的展墙和灯光，每个画廊也能接触其他画廊的收藏家。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做得更多。我们在博览会委员会上讨论的最大话题之一就是：如何确保我们的博览会既广泛，又有趣，还能成为一个集合最高水准的艺术品与画廊的代表？
就像大卫·卓纳所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认虽然作为非常成功的画廊，他们仍然体谅小型画廊存在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同样受到马克·格里姆彻（Marc Glimcher）、达德·罗帕克（Thaddaeus Ropac），以及来自豪瑟沃斯画廊的马克·帕约特的支持。你知道，你不会见到Uber在商业运作中试图驱赶Lyft或其他共享出租车公司。
参观者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玛丽·布恩画廊的展厅浏览。图片：Joe Raedle/盖蒂图片社
所以，明显的问题是，巴塞尔艺博会将做出什么样的行动来回应这个呼吁？
人们有很多关于艺博会如何平衡艺术市场整合的观点，我们也在考虑这些观点。事实上，我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因为我们唯一能控制的是在博览会上直接向画廊以每平方英尺展位面积收取的租金。一个中型画廊在我们博览会上一年展示三次，要付大约15万到20万的展厅租金，然而这只能代表他们为博览会花费的一小部分。他们还要支付艺术创作、运输、员工、住宿、画廊晚宴等其他费用。
长期来看，解决的策略还要变得更宽泛，因此我们在内部讨论的一部分就是关于艺博会的运行机制如何去平衡艺术市场中的团结问题。但是更大更重要的讨论是有关艺博会如何长期帮助画廊以运营得更成功。
其中有一件我们在内部做的事，就是系统性地确保我们的社交媒体和公关团队给予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画廊以支持。意思就是，我们支持那些没有很大媒体部门、没有热销艺术家以及第一次参加巴塞尔艺博会的画廊。我们系统性地跟踪超过30位贵宾访问画廊展厅的数据，确保他们看全所有的展位，并在理想情况下，带入一些新的藏家顾客。
今年在巴塞尔，我们新开创了一个专门面向那些常光顾中型画廊的中级收藏家的贵宾周末活动。我们想保证为那些在工作日里忙于事业的收藏家（律师、医生、公证人、小企业家）能在周末体验到贵宾待遇。因为我们意识到了那些中级收藏家对画廊的重要性，就像那些中级画廊对艺术博览会的重要性一样。
如果目标是减轻画廊的经济压力，那么斯威夫特式的倡议将会免除对没有实体的画廊的收费。这会成为减轻画廊经济压力的方法之一，因为许多画廊就可以不再付实体空间的房租，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艺博会和其他销售渠道中。
难道原始的“斯威夫特式倡议“不是通过喂养富人的孩子从而帮助穷人么？这听上去很有效率，我和大部分人支持这个倡议的人有同样的感受，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并会酿造长期悲剧的解决办法。我们强烈相信除非在艺术市场上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博览会始终会局限于展示传统画廊代理的艺术家。一方面，我们认为让一间有一份完整的艺术家名单，雇佣员工，并且每年做六到八个展的画廊，与一间唯一的支出是参加艺术博览会的费用的画廊是不公平的。这就像让注射激素的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一样。
一位来到艺博会的藏家可能做不到那么客观，因为他们可能在现场看到过多的华丽的呈现。
在艺术博览会上并不能感受到藏家带来的影响。藏家产生的影响通常是在他们在家乡和当他们旅行的时候——那些地方画廊数量更少。在我的思维中，如果我们改变了许多规则，画廊则会考虑关门大吉。这样看来，如果现在画廊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客流量，那么我们的解决办法不应该是关闭画廊，而是增加人们回到画廊参观的数量。
那大卫·卓纳关于向大型画廊征收高额的税额从而向小型画廊征收小额的倡议呢？你将其作为潜在变化认真考虑吗？
让我们弄清楚。大卫·卓纳并没有在他的倡议中提到一个确切的百分比，而且他也只不过是四个自愿实施这个倡议的画廊中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并不能真正考虑这种方式。问题是，有多少成功的画廊愿意向艺博会支付更多费用？又愿意支付多少钱呢？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展览广场。图片：米歇尔坦图斯/盖蒂图片社
那么你是如何定义一个成功的画廊的？
现实中，大量拥有著名艺术家的画廊也在财政边缘挣扎。所以我们应该把画廊愿意花多少钱的问题放在一边，看一看谁应该付钱，谁应该获利的问题。
因为有许多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画廊，也像年轻的画廊一样，为我们刚刚讨论的所有原因挣扎，他们只不过有更多发展较好的艺术家在手而已。当一个画廊如马丁·克劳斯特费尔德画廊或安德莉亚·罗森画廊那样停业了，许多艺术家的事业也进入了不稳定的消极时期。于是问题变为，难道扶持中型画廊不像帮助小型画廊一样重要么？
事实上，与那些有能力向其他画廊提供帮助的画廊相比，有更多画廊需要同伴的帮助。因为请记住：像大卫·卓纳、伊万·沃思或马克·格里姆彻那样的顶尖画廊主的生活也不容易——他们在商业上只不过面临的是不同类型的挣扎而已。
在最近一个论坛上被问到关于画廊的上升大趋势时，拉里·高古轩说“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系统存在什么问题。”看上去在这个圈子里不同的层级则有着不同的出发点。米歇尔·亚格斯，著名的“经纪人中的经纪人”，也曾直言不讳地谈起过他对这个市场结构和特别是艺博会经济的批判。你怎么看待他提出的艺博会参展画廊要支付与其展位销售额成比例的费用的议题？
让我再说一遍，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如何定义公平的交易？有一个短语用在这里合适不过：道德危机。这个系统并不是错误的，而仅仅是不能强制履行。以同种方式，人们总是寻求合适的纳税方式付款。如果人们在艺博会结束后，完成一笔交易能获得某种奖励，那他们就会这么做。
你将不得不将画廊费用计算到艺术博览会的交易额中，例如，“这是画廊报告给博览会上的交易额，这是艺术博览会组织者运行这个博览会的必要费用。那么，那个销售赢利了十倍的画廊主，就要以同比例承担他在博览会总费用。”于是，那个支付了最高价格的画廊将开始问其他人是否报低了他们的销售额。
另一个方法，是将艺术博览会费用计算到去年你所获得全部利润中。在一些国家，比如你的收入越高，你支付超速发单的金额也越高。但是这也是不太好处理的，如果一年中展出了两名非常知名的画家，你将赚取许多钱。然而，当你在次年展出影像艺术家分文未挣时，你还要为博览会展位支出很高的费用。
另一件事是这样做会给博览会带来不良影响。我们必须要付房租、展墙、机票、员工。你如何保证这些艺术博览会能赚钱？我们全年为博览会的运作而投入资金，却仅仅在一年三次的博览会艺术展示中赢利。
如何对比像高古轩那样的画廊在巴塞尔艺博会上赚取的费用，与所有画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赚取的费用？
我们不得不维持一个允许画廊在他们的博览会展览中做生意的商业运行模式。对我们来说，彻底地缩减开支将会令我们的业务陷入危险，那对任何人都不好。诚实地来讲，我们在能让画廊成功的那些有潜力的的方面大量投资。但是我们不能帮他们组织他们的生意，我们也不能为他们出售艺术品。这个问题有着庞大复杂的背景，并且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体中。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捷径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考虑更复杂的处理方法的原因。
对于很多画廊来说，去亚洲参与一场艺术博览会是很有风险的。我能想象大卫·卓纳为什么在柏林会议上提出所谓的“公平税收”的原因——其中的想法是，大型画廊在艺博会上支付多一点费用，这样小型画廊就有能力参加进来——有一个广泛的认可是博览会能够鼓励人们购买艺术品，也能促使人们观看、体验和学习艺术。尽管在变化多端的市场中所有的因素都抵制着大型画廊，但是顶尖画廊们还在试图确保小型画廊的参与，从而帮助艺术的整体生态环境。
仿佛艺术博览会变成了一种互联网的模拟。人们以互联网的方式获取信息，同时期望获得一种网络中立性结果，从而使不仅仅是大型画廊可以传播他们的艺术品。大卫·卓纳和佩斯画廊对“公平税收”观点的支持，完全是现场即兴的言论。这或许提示了他们相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威胁，也是对他们的威胁。他们都愿意让新鲜的血液注入到这个系统中来，从而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受到其中的滋养。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