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洪镁

　　受访者：刘庆元

　　2015年11月底，艺术家刘庆元景观艺术作品《旋转》正式落户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用极具刘庆元特征的木刻图示和流变的光影见证机场的来往与离合，也成为宝安机场在与艺术结合之路上的又一个坐标。刘庆元在作品《旋转》完成后，对记者的记者说，“此时此刻，我只谈我自己”，刘庆元在机场中的“自我”，是他的作品之于机场建筑和环境的意义，是他的思考之于来往人潮的意义，正如他的作品在平静的机场中跳跃着的光芒，既独立又融合，既跳脱又嵌入。

　　“刘庆元热衷于在他的‘符号兵工厂’内改装各种宣传性武器，通过一系列的技术革新，木刻画变成了透光片、招贴画变成了灯箱、灯箱变成了景观。最后，刘庆元终于创造出了一种符号斗争的新形式。现在他剩下的工作，不是游行、也不是张贴，而是接通灯箱的电源并按下开关，然后他退隐到作品的旁边，是为了让符号的斗争进行到底。”冯原对刘庆元木刻的评价也许并不适合作品《旋转》的场域，却是极其切合木刻及其衍生作品之于刘庆元的意义。

　　记者：《旋转》的总体方案是怎样的？

　　刘庆元：首先这是深圳机场三年艺术计划的其中之一，这是第二个艺术项目，第一个是周力老师已完成的装置作品“尘埃——蜕变”。

　　在《旋转》这件作品中，我把自己创作的60个图像元素通过投影灯的形式，选择在机场航站楼出口交汇处和部分通道上进行旋转投射。我工作的基本思路是“越是局限越要开展”。在机场项目进行之初我提交过几个不同的方案，最终选择了用灯光投射作为媒介语言，机场负责部门后来接受了用灯光的构想。因为从机场航站楼反馈的信息了解到，飞机落地后乘客从飞机下来到出口处，会有一段距离，途经的空间比较空旷单调，周遭的光景也比较黯淡；然后你会在巨大的管道中行走一段时间，直到你看到了明亮的广告，那种逐渐回归城市日常生活轨道的感觉是很温暖的。我去现场也有这样的感受，当然我一直也对任何形式的广告感兴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公开还是躲闪，在我看来，它们都是“表情和符号”的一种。所以借用“广告美学”的提议和机场项目负责部门达成了共识。我觉得“人人都是艺术的衍生品，人人都是物的生产者”，日常生活随时都在搭建/改变日常景观，观看者也可以成为广告的一部分，广告作为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它传递出信息给受众、受众对广告的反应和不反应，所呈现出来的人与社会的日常粘连，对自身和周遭的判断和思考其实是有激发作用的，如果说电视是你的老师，广告也可以成为你的助教，在这个读图化、碎片化和表情符号化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广告的制造者，只是受得了和受不了的问题。

　　而在场地的选择上，我选择了航站楼的十字路口作为主要展示区。我喜欢任何地段的十字路口，深圳机场航站楼的十字路口刚好有4面弧形墙幕布，像峡谷。这里是进行灯光投射最合适的地方。可能站在艺术家的角度，更希望四周一片漆黑，但是流动性的公共空间也让我更期待作品带来的变化。

　　材料方面所使用的Logo灯，一般用于企业形象、婚庆、广告投射到地上或户外以及室内揭幕。我以前也用灯箱进行过创作，对霓虹灯这类东西一直有继续做一些尝试的想法，所以也在尚未接触过这个项目时就对不同的灯进行过比较，我觉得它有点儿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手动连环幻灯片，通过不停地旋转就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的动画。

　　记者：选择的60个图像元素是您为这个项目创作的视觉符号吗？

　　刘庆元：60个图像元素有一些是我新创作的图式，有一些是之前创作的。60个灯基本上就是60个表情符号，60个logo，也有人说像一套微表情系统。但是我希望它不仅仅是微表情系统，而是能够让表情符号之间可以通过人机交互技术使之互相移位和转换，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文化批评家冯原老师曾经说我的木刻是“一个人的视觉符号兵工厂，木刻生产的工作目标，不是游行、也不只是张贴，而是接通灯箱的电源并按下开关，然后退隐到作品的旁边，让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斗争进行到底”。

　　记者：对这60个符号的选择您有有怎样的要求？

　　刘庆元：我的要求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个口号是伴随儿时记忆而来的。我把它理解为，语境和情绪是一个矛盾体，就像事物的一体两面，我们总是看到过，说不出，倒想起来了，这种状态不是个人生成而是时代给与的。机场是一个地域之间的临界点、连结点，它表面上承担了交通功能，但是也是很多可能温情或残酷的情感寄托，这些丰富的情绪与它们所对应的生活画面和机场的景观融为了一体。生活是自己的，景观却是大家的，那些情感或者生活的片段在景观中成为大家观察的一部分。

　　记者：事实上《旋转》还是您的木刻创作形式的延续。

　　刘庆元：对。我很喜欢一句话——“此时此刻，我只谈我自己”。木刻作为限定性艺术，空间越小，灵魂越大，这是我喜欢的的状态。表情与符号是我关注的问题，有时候我就是某个表情和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众多表情符号的一员，它们总是在不同的语境之间互相穿插、移位和反转。它们是瞬间即逝和捉摸不定的，这让我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反复思考其中的秘密，就像一名欲言又止的侦察员。这个侦察员有刻木刻的怪癖，他习惯通过这种方式来透支自己的时间，并以此和其他领域发生交集。他总是通过木刻这种个人写作的方式尝试跟其他领域发生交集，他现在是我。

　　在我看来，刻木刻是保持一种日常写作习惯，在劳作中学习劳作，在使用中学习使用。木刻有几种限定让我特别着迷，首先，它无需承载技法革命，甚至用一个螺丝刀或者电锯都可以完成；其次，它尺寸不大，条件要求不高，随时可以刻；最重要的是，它并不时髦和流行，这让你更专注和清醒。这样的限定让我保持了一种平衡——无休无止地去创作/写作，为自己写作而不是为展览创作；它也让我保持了与人交流的平衡，变成一种我和不同领域的交流方式。我的木刻就像是字词元素，而作品呈现形式就像是一个句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组合和转换，《旋转》大抵也是如此。

　　记者：您曾经将置身这件作品的感觉形容为“一个人的机场”，这种感觉类似于落寞吗？

　　刘庆元：这和落寞是不同的。在任何一个空间里，一个人和更多人总是同是存在的。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你看不到就永远看不到，况且，看见和看到还不一样。让自己变成这个景观的唯一观众，机场就是剧场，这些旋转的logo就是演员，永不落幕的、自作多情的、循环重复的演员。在这个人造景观中，路人和图像互为景观的一部分。相对机场的其他区域来说，我更喜欢把这里形容为黑暗中的一点光，并不是说它更亮，而是它的生命的气息、它的运动像是机场之中偶然闯入的温情。这件作品完成后，最欣喜的是机场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机场这个庞大的幽闭空间机构里工作，这里日夜通明，感受不到白天和黑夜，他们只能通过窗户看外边的蓝天白云，但是当他/她走过这片景观，这一片空间就成为他一个人的舞台。

　　记者：作品《旋转》从设计到安装完成，大概用了多久时间？

　　刘庆元：从今年3、4月开始设计直到11约下旬完成安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事实上，施工环节是非常快的，前期的方案调整、反复思考花费了很长时间，我都记不清楚为了选定作品展示区域在机场走了多少遍。在机场临时告诉我需要两个晚上完成安装调试的时候，我很镇定，毕竟前期考虑得非常细致，准备得也比较充分，所以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在安装过程上。

　　记者：在做这件作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束缚？

　　刘庆元：在周力老师向我介绍机场项目的时候，我回应她说这个项目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和美术馆不一样的是，作品实施要考虑现场语境、条件的协调；特别是公共安全、消防、人流、展品安全和维护等都会是务必考虑的前提。我们在一个严密的、精细的但是同时又需要温暖的系统里进行创作，作品既要有所指涉，成为背景的一部分，在观看/阅读的时候又要产生多义理解的可能性，它带来的挑战非常大。机场24小时灯火通明，包括自然光线的游走，这可能会是一个困扰艺术家构想的先决条件。毕竟机场不是画廊不是美术馆，在创作的时候，如何给自己设定一个安全区域并且在安全区域内让自己的作品和公众发生关系，成为公共景观的一部分，这是艺术家在公共空间创作时，需要将自己转换为剧场工作者去考虑的问题，为他人搭建舞台，看大家表演。同时，在机场创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你的作品一旦变成了主体，你的缺失也成为了主体的一部分，在这里，你能否包容这个过程同时激发你对日常创作中的进一步思考，才是重要的。

　　记者：在机场呈现艺术品这样的方式，您是怎么看的？

　　刘庆元：对于机场来说，一个公共机构首次尝试以艺术的形式与旅客产生视觉上、情感上的关联，已经是非常有意义的开端。深圳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城市，它敢冒险、有包容性和执行力，众多的设计创意人才为这座移民城市提供了年轻的活力和能量储备，我的青春期就是和深圳一起成长的，我了解这座城。另外，艺术家能够在思想保持独立自由的前提下，把个人能量转化为社会能量，从自转到公转，大家能够共同的介入到城市文化建设与价值生产当中，也是一种开放性的体现。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在以后的机场三年艺术计划中还可以看到更多艺术家的作品在深圳机场出现。

　　记者：谢谢刘老师！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