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思敏 徐冰

　　采访者：贾思敏

　　受访者：徐冰

　　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自1993年以作品《天书》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东方之路”单元之后，时隔22年，徐冰再次受邀参加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展览。这22年里，当代艺术本身及其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贾思敏：您是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的参展艺术家之一。主题馆和国家馆有何区别？中国艺术家参加主题馆展览似乎不太多？

　　徐冰：第一次中国大陆艺术家被邀请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展是在1993年。这之后陆陆续续也有一些中国艺术家进入主题展，但是今年有4个人，算是人数比较多的。而且这几个艺术家都不错。

　　国家馆的展览和主题展不一样。主题展是由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划人，根据他的思想和他要说的事情，他认为的艺术界最敏感的部分而设定的。其实每届威尼斯双年展最受关注的都是主题展。根据这个主题展，各个国家馆再提相对的主题。国家馆的参展艺术家不是总策展人选的，而是每个国家推荐的，当然也要经过主办方的同意。

1993年，徐冰（左四）与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们在威尼斯。

　　贾思敏：今年威双的主题是“全世界的未来”，您怎么理解这个题目？

　　徐冰：奥奎在国际的策展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他出身于非洲一个很小的国家，是个黑人。最早他在纽约办一本社会政治杂志，他的很多朋友都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的黑人教授。他们也对种族问题、移民问题特别关注。

　　后来他介入艺术界，策划过“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光州双年展”等。他每次策划展览都很受关注，也确实很有特点，比较深入。卡塞尔文献展是特别欧洲、特别西方中心的，2002年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由他这样一个黑人策展人来策划，成为了一件很轰动的事。

本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奥奎·恩威佐

　　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叫“全世界的未来”。我觉得他的策展理念里“全世界”的“全”字加得特别好。他的阐述是从70多年前的哲学家本雅明开始的。本雅明谈论过艺术家保罗·克利的一张画，画名叫《新天使》。其实这张画是本雅明自己的收藏，所以本雅明特别讲到它。这张画画面是一个天使，翅膀张开了，正被一股特别强劲的风吹走。但它一直往回看，看着他离开的那个废墟，可是风又特别强劲，他不得不被推着往前走。这种强劲的风其实就是“进步”。从这里开始，奥奎关注的是人类现今的战争、碎片化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今年威尼斯双年展提前了一个月，会展览7个月。本来每年只展6个月。我自己分析，也可能是和米兰世博会赶到一起。在整个7个多月的过程中，每天都有关于《资本论》的讨论。

　　贾思敏：奥奎和您是怎么认识的？

　　徐冰：十几年以前我做了一个关于9·11的作品《无处惹尘埃》。当时这个作品在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展览，获得了“Artes Mundi”威尔士国际当代艺术奖。奥奎是那一届的评委会主席。在这之前，他也了解我的创作。这次见面，他很兴奋，他说，我真的找到了我想要的作品。他说，真的很祝贺你，二十多年以来你的作品一直在往前走，而且是在和现实世界发生关系。[NextPage]

徐冰作品《何处惹尘埃》，尘埃落定，地面上显示出两行禅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的作品不太注重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本身。我觉得艺术风格、流派是没有价值的。在风格、流派之间比较来比较去，是无法推进艺术的。因为所有的流派和风格都是既定的、现成的语言和说话的方式，而艺术家要说的东西一定是这个时代才值得说的和过去没有说过的。所以所有的形式语言对我来说都是无效的。你可以借鉴，或者你可以参照，但不能直接用他们的话来说你要说的。

徐冰作品《天书》

　　贾思敏：您上一次参加主题展是1993年参加“东方之路”单元，20多年过去了，创作和观念上有什么改变？

　　徐冰：我最基本的艺术概念就是要面对时代的现场。艺术创作的思维动力，其实来自于现实所产生的能量。重要的是怎么样把现实的能量转换到艺术创造和拓展艺术理念上去。

　　比如说，20多年以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作品是《天书》。《天书》是那个时代产生的作品，它出自和那个时代现场的语境。它和当时中国文革结束之后的文化现场息息相关，同时也和上个世纪末国际上的哲学最核心的命题：语言学里关于误读、传递的概念密切关联。它是那个时代、那个现场的一个结果。要是把《天书》放到现在，虽然它还一直被讨论，却已经没有了生成的必要性。

徐冰作品《凤凰》

　　而《凤凰》这个作品，也不可能在《天书》那个时候出现。那时候中国和全球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2008年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回到大陆担任央美副院长，我一直还在纽约生活、在切尔西艺术区活动，一定不会有《凤凰》产生。因为那个地方已不能够给我更多的动力和启示。

　　一个时代的转折总是产生能量，而中国是一个总是产生巨大能量的地方。比如说1949年以后、刚刚建国的时候能量太巨大了。文革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只是这个能量没有用对地方。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又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幸好这个能量基本用对了地方，所以才有中国的今天。作为个人来说，人生经历的转折，比如出国、回国，比如我曾经做了一段时间副院长，它属于教育和行政的工作。但是我现在辞退了这个工作。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阶段和转折。这些东西其实都会给我带来新的思想动力。这个动力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对我极有帮助的。行政工作虽然不太适合我做，但真正让我接了地气，让我了解这个国家怎么回事儿。艺术家必须有思维的能量，这很重要。

　　徐冰：“行政工作虽然不太适合我做，但真正让我接了地气，让我了解这个国家怎么回事儿。”

　　贾思敏：20年前我们还在学习西方的当代艺术，20多年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和西方当代艺术是否还存在差距？

　　徐冰：很难说差距。当然，当代艺术这种形式、这个框架确实是西方人创造的。我们开始得晚，如果这么说，可能我们有差距。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领域西方人开始得也很晚。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年轻的领域。所以，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很多问题，其实也是全球当代艺术中的问题。这个领域的问题很多，因为它不成熟，它还在探索。但是有一点，中国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具有实验性，而对真正具有实验性的艺术家，这是一个难得的工作和生活之地。

　　贾思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和期待是否有所改变？

　　徐冰：有所改变，但缺少一个准确的判断。这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和社会就是非常难判断的。由于缺少这么一个总体的价值判断，对当代艺术就无从判断了。因为中国当代艺术是包在这个之中的。

　　但是西方人也觉得这个地方的当代艺术不容忽视，就像这个国家不容忽视一样。由于过去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确实对西方之外的文化缺少了解。我想他们在加紧地补课，不是对中国当代艺术补课，而是对中国的问题补课。他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对这个文化和这个国家不了解，再不了解就晚了。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