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湖
采访者：胡湖
受访者：叶永青
关于创作与解脱
记者：我记得以前采访您，您提到过一个素华的概念，而我看到这个展览上的一些作品，一下子色彩变得非常丰富，这个创作的转变是怎么完成的？
叶永青：其实我一直是同时做两组风格。我们在研究艺术家的创作时，经常会过多地强调人为的部分，比如这个艺术家他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他画什么怎么画，怎么来和这个社会来互动，但其实创作是有一个背景或者场所的，所有的精神都产生在特定的场所里，场所消失了精神就不能存在，而北京工作室的场所精神和大理工作室的场所精神和参照物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大理是一个给予多样性文化的地方，在这样的场所里面可能更适合产生这样的东西。
记者：您怎么看待艺术里的拙？
叶永青：我所谓的拙，其实后面联系着朴素，每一个人自然而然都是有一个学习能力，但在我看来艺术最好的、最有意思的境界还是跟“天真”这两个字有关系，但是这个天真不是那种幼稚，而是种对事物的感受力，拙不是刻意的东西，而是一种对很多事情的谦卑，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看待事物的心态。
记者：您对于混合媒介有什么看法？
叶永青：我很喜欢，我喜欢有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方式来做东西，也一直愿意尝试，虽然现在我的概念就是越简单越好，能够回到最简单的方式，哪怕是最儿童这种方式都可以。
记者：在艺术家“圈子”里，也会有中心和中心人物，我也看到有很多沉迷其中的当代艺术家，都活得很累或者说没有状态。您目前的状态是属于闲云野鹤级别的，难道没有多少需要应付的具体琐事吗？
叶永青：我的经验是，在我们刚进入所谓圈子和系统时，都是有一种兴趣，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和对一个事情的迷茫、痛苦从而“抱团”，作为面对现实压抑的一种抵抗和挣扎，但是后来他会慢慢的改变，变成一种利益的结盟，改变之后，圈子里便生长出保护性的茧和壳来，从而让圈子变成相对封闭和自我保护的。这时候我会试图从这样的茧里面挣脱出来，保持稍微具有感受性的东西，对这样作茧自缚的方式，我有一种警惕性，时代总是会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留下各种印记，但是大多数的圈子，或者你说的成功的人士，是自然的把这些印记当做标签，当做勋章挂在身上，我是尽最大努力挣脱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单身上路的人，这其实很舒服。
记者：有人说您是业界的活雷锋，帮人家做了很多推动性工作，为西南地区的艺术生态带去很多活力。
叶永青：我首先肯定不是一个活雷锋，我跟活雷锋扯不上什么关系。但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来找我，就像我说过的我总是在各种事情的旁边，一方面锻炼出一种能力来，就是我画画也好，工作也好，不怕身边热闹不怕吵，另外一方面，我确实对我们周围的环境，有一种敏感和一种在乎，我总是希望自己处在一个比较适合我自己，或者我认同的环境里，在身边不尽人意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想来调整和改变这样的环境，而在改变的时候，我能够对我身边的干柴在哪里火种在哪里特别有感觉，我知道反正这个地方有可能点堆火的，所以经常做煽风点火的那个，但是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自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记者：在当下的信息爆炸时代，艺术家除了获取信息更方便以外，如何屏蔽一些多余的信息？
叶永青：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因为你不感兴趣的东西自然你就不会去，人都有朝向，人本身就是偏见的，你这种偏见有时候你要突破的，有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看感兴趣的方向，因为你不是机器，只要万事只要过心就好，走心就好，过心就好，不用屏蔽。
关于时间与写作的关系
记者：你之前有做过展览，叫“时间的穿行者”，这次展览叫做“时间的小偷”，您好象比较喜欢用“时间”这个主题？
叶永青：时间是一个永远都在流失的东西，它经过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留下些的东西，而艺术家的本事，或者说责任，就是从这个时间里打捞出一小点的岁月，一小点原来经过的一些记忆或者影子，这就是创造，这些东西才是可以分享的，它可以抵抗时间。我觉得我是关心生命的艺术家，因为生命短暂、易损、易朽，它其实很脆弱，再强大的人，再强大的权力，一回到个人，都要面对时间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活，或者是艺术就生活在时间里面。
记者：但是好像你的创作并没有刻意去表达一种对时间的判断？
叶永青：对，我觉得时间于我，不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的参照，一个基本。就像我是一个画家，经常用画笔来表达，但画笔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延伸，一种思考的延伸、想法的延伸，但这种思考和延伸还会长出另外触角来就是写作，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体的，我从来不想把某一种艺术的类型完全和这些东西分割开来，我觉得他就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些生活状态共同构成你在时间面前的一个观点、态度和心意。
记者：您刚刚正好提到写作，我不知道写作的部分占了你多少的表达，对于我们来说写作是一种工作，对您而言，写作也好，创作也好，更多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叶永青：就是一种习惯，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其实最感兴趣的方式是怎么样把绘画变成一种写作式的绘画。这次展览的一百一十张作品，其实是一种写作性的绘画，它的手法和方式，更接近一种书写性、歌唱性的绘画，我喜欢这样的方式。写作也是这样。我们通过这些事情打发时间和抵抗孤独，因为时间常常让人恐惧，经常你在一个地方枯坐时，那种孤独感和空虚就开始来临。
如果我还在北京或者是我还回到伦敦，在一个非常周密同时又比较单一的艺术系统，工作的时候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职业化的都是一种工作，回到大理，让我有一个机会，让自己以业余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不是那种完全把这个事情当成一种工作的状态，这样界限就有点模糊的话，我觉得其实给我带来一种新的感受。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只要一工作起来好象就没趣了，只要你把它当做工作，它一下子就索然无味，变成了某种竞争，很功利性很急切，从政治到经济甚至到文化和艺术，只要是一个工作它就了然无趣，但是所有事情一不作为工作，或者是你有这样一个放松的心态时，一切东西又开始妙趣横生，所有的人物都可爱，都变得有意思。对我来说我有幸能在这两者状态之间游离，回到北京就回到工作的状态，到大理我才可以在诗歌身边、在音乐身边、在大自然身边。
关于艺术教育的探讨
记者：您现在在北京和大理两个场所的时间比重如何？
叶永青：现在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大理，差不多一年有四个多月将近小半年的时间都在大理，然后其他时间在北京和欧洲。
记者：这些是有计划性的？
叶永青：现在慢慢的就有点规律了，好多事情都是提前安排的，像这个月我还会回到大理，我还要当老师，我给学校贡献了一门新课，叫“乡村田野调查”，让学校把学生发到大理来我带学生们在大理上课，其实我也是通过这几年的时间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乡村——这个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都要离开和抛弃的地方。回到乡村不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口号，它是一点一点的，每天通过自己过日子这种方式，一点点去看这些东西，我希望我和这些同学都能够从原来的专业中走出来，开一扇窗子，去看看深山野庙，奇人异士，看看新农村的变化，也看看民间艺术乡村，还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各方面的知识，那么这个课就不是一个简单写生和画风景的课，学生给我最后后来的作业实际上编杂志，他们每个人要做一个自媒体，做一本叫“大理周记”的东西。
记者：是每个学生都各自做一本吗？
叶永青：对，每人要做一本，但这个是一本电子书，这个课程大概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除了一些表格是要完成的，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他们自己发挥，形式不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虽然稍显粗浅，但是起码是一个开始。因为大量的学生包括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他们其实都从来没有去认真打量过自己的家乡，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叫“寻根”的东西，而真正可能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大概还包括吃吃喝喝和高兴的晒太阳，我觉得晒太阳是有利于摆脱抑郁症，文化有时候就是一种抑郁症。让他们接近大自然，接近这些阳光，吃到一顿好的有机食品，是对抑郁症的一个解脱。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