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舒涵
采访者：梁舒涵
受访者：华莱士
华莱士：1991年，红门画廊开业，五年之后又出现了四合苑画廊、香格纳画廊，然后又有了“艺术文件仓库”（CAAW）。2001年798艺术区建立，但直到2004年“非典”之后才真正兴起。直到现在，我们很幸运，经历了这些，而且也有所成长。
确切地说，北京的第一个外资画廊是由澳大利亚人布莱恩·华莱士（Brian Wallace）创办的。他早在1984年就来到了中国，先学习汉语，又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艺术史。1991年，他创办的红门画廊落户明代东便门的角楼中。那时，当代艺术在中国还属于萌芽状态，各种“艺术区”也尚未出现。22年之后，红门画廊的周年纪念系列巡展以及群展“中国：中国人——视觉解读在华生活”（China：Chinese–a visual explanation of life in China）相继在澳大利亚举行。记者对华莱士进行了采访，谈及红门画廊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展览计划及其稳健步伐背后的一些思考。
记者：23年了，你有何感想？
华莱士（Brian Wallace）：回头看，我在北京做展览已经25个年头了，因此也可以说是看着这个事业一步步走来的，从艺术家们自发组织展览开始。那时，没有画廊，也没有其他赞助。1991年，红门画廊开业，五年之后又出现了四合苑画廊、香格纳画廊，然后又有了“艺术文件仓库”（CAAW）。2001年798艺术区建立，但直到2004年“非典”之后才真正兴起。直到现在，我们很幸运，经历了这些，而且也有所成长。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跟我合作了20年、15年，或者23年的艺术家们仍然在与我们合作。我们也见证了他们在不同地方，不同阶段的成长过程。而且他们仍然在进行着自己的创作。
记者：也就是说，回头来看，这让你心满意足了？
华：我们克服了各种挑战、困难，我当然很高兴。我回想起这些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参与者，也得到了认可，这让我非常欣慰。此外，我们也在与不断出现的艺术家合作，有很多年轻艺术家也在陆续加入红门画廊。
记者：从80年代末你就开始一些策展项目了，比如在古观象台等地，请问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
华：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中国艺术家朋友，我总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然后我们就想：“展览在哪里？”人们对展览一无所知，但我家里人都组织能力强，我也受了些影响;于是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做展览。观象台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地方，而且距离艺术的阵地很近，也就是艺术家和使馆的人——观象台就在使馆区对面。不过那时展出的作品就是风景画，也没有什么太出格的东西。记得有一个艺术家叫大弓，在他的油画中探讨的是不同的关系问题，包括政治关系、性关系等……我们当时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是何等幸运，因为当时万寿寺、孔庙和智化寺虽然有点儿破败，但都空着，我们可以随便用。
记者：你总是能避免卷入时尚浪潮，也许是因为你的空间不在798？怎么说呢，你似乎并没有被那些风风火火的东西牵着走。
华：对，比较稳。我很高兴地看到大部分艺术家都进步了。他们并没有千篇一律或一味跟风。有些艺术家是昙花一现，而有些又回来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是他们主动联系我们，其中甚至也包括那些中年艺术家。我们去年推出的一些艺术家，虽然也认识了很久，但却并没有什么合作。比如梁长胜，我们为他举办了很有意思的一些展览，现在我们希望进入下一个阶段。过去三四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展览，邀请了特约策展人，也有一些艺术家过来做小型群展。我们要看这些艺术家在这些展览之后的情况，然后从中选择一些进行合作，如果他们也愿意的话。
记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华：是的，不是头脑一热的决定。我觉得他们也希望如此，因为他们也希望得到持续的关注。
记者：你这里最近的一个展览是“视觉解读在华生活”，作为一个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的人，这些生活的视角与你个人有何联系？
华：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非常自由，表现环境，是我每天都能看到的东西。还有的艺术家表现的是美的东西，这种美是你需要去找寻，而不是你今天一眼望去就能获得的。生活在北京，生活在中国有着多重含义。我嘛，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学会了适应，对于我们周围的环境，因为我在这里有过学习的经历，所以能够更快地理解和吸收。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很个人的一些事情，在这里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
记者：这次展览上艺术家的年龄段是？
华：25—60多岁的都有。
记者：据你观察，两代人的艺术观察有何格外的不同？
华：在过去一两年的展览中，我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代际变化。这些上了年纪的艺术家是八十年代的时候走出校门的那一批人，他们见识多，对于事物的看法和年轻人很不一样。对我来说，要在年轻一代身上找到这份成熟稳健是很难的。只是在近几年，我才开始发现一些很有想法、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能够认真严肃地进行评价的青年艺术家，而且他们也是很好的艺术实践者。
记者：能够做出评价，即是你所理解的成熟。
华：对，不仅仅是关于这个消费社会，或者他们长大了，一切都给他们预备好了，包括教育、旅行，尽管他们只有25岁。他们的空间很大。没吃过苦，没经历过事儿，很难对事物形成强烈的态度，或者能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进行一番思考。但这里有的艺术家也很成熟。年轻的一代并不一定看年龄。有的人三十四了，但入艺术这一行还很浅，还有的人，才二十来岁却大为不同，如果用年龄意义上的“代”来形容两者之间的差别却很小。
记者：你觉得这个位置对红门画廊有何意义（东棉花胡同），不在主要的艺术区是个好事吗？
华：很久之前，我们是唯一的画廊。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设立了艺术家驻地计划，租用了不同的地方，2003年我们在北皋有了第一个驻地空间。数年前，有一天我的助手给我打来电话，说：“布莱恩，你来这个叫大山子的地方看看，看看这里的空间，也许可以找一个用来做驻地计划”。我当时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我说：“算了算了，我不需要空间了。”就这样，我没有加入第一波进驻798的那些人。回头看，当时真应该租一个地方！不过，2006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在798开了个分支。三年之后，到了2008年底，经济危机快来的时候，租金涨了起来。每次问管委会，都说租金又涨了。最后我们撤了。不过我们还有这个角楼可以继续加强。所以，曾经有三年时间，我们也是798的活跃分子，曾经的那个漂亮的白色空间、锯齿形的屋顶、破旧的地板，我们在那里举办过很棒的展览。不过，金融危机来了，再这样下去也不切合实际。798当然毫无疑问是当代艺术的催化剂，而且仍然如此，当然现在的草场地也是这样。
记者：你现在经常去798和草场地吗？
华：嗯，不经常。最近去过几次，发现变化可真不小。
记者：有时候置身其外也很好。
华：很多人来（角门的空间）都跟我说：“布莱恩，别去798，别回去！”人们在那儿找不到好展览，于是我们就拿一本《TimeOut》杂志，在上面给他们找找，要不然会让你找的晕头转向。但在我们这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798以前是不错，宋庄艺术区又是另一种情况，是对北京的一大贡献吧。此外，还有艺博会。在过去的八、九年，尽管有危机、有停滞不前，也有化险为夷，这些年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记者：你们2001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国际艺术家驻地计划，为什么要发起这个计划，也是为了当第一吗？
华：我们还真的是第一个。但在此之前，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叫“AsiaLink”的艺术基金会也有这类项目。他们每年送一位艺术家来北京，后来也送艺术家到亚洲的其他国家。不过他们的做法是给艺术家揣上钱，来这儿住旅店，然后自己找工作室。艺术家在这里待上三个月进行创作，期满走人。我自己有画廊，于是就想“为什么要年复一年这么折腾？”就这样，我们自己找公寓，和位于朝阳公园附近的北京画院合作，我们在团结湖那里找了一间小工作室和公寓。那时候，外国人要住到指定地点，我自己也住在外国人聚居区附近，所以我为他们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并广而告之，这样也吸引了其他艺术家。所以驻地计划就是这么来的。
记者：你的画廊有没有什么坚持不变的原则？
华：那就是对于我感兴趣的艺术家：他们对于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具有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对此能够进行严肃而全面的思考。这一点是不变的。有时候我看上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作品，不认识艺术家是谁，后来一打听，他们都属于同一代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到。这种倾向也是我一贯坚持的东西。
记者：有没有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人或事？
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碰到一些经验丰富的人，有些去世了，他们非常无私地告诉我：“我们当时是这么做的，而你不应该那么做”，当时我们对这些都不清楚，我们是从零开始，我当时也只做过几个展览。
记者：你说你家里人组织能力强，你曾经有没有想到拥有一家画廊，或者变成一个策展人，或扮演其他角色？
华：我当时也不知道会成为现在这样，只是偶然进入了这个行业。但开始做画廊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方面的经验，然后逐渐拓展，比如策展、组织展览等等。我不是一个作家或理论家，但是有其他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已经从事很长时间了，还有些东西来得缓慢，但也正在建立。有人也在批评，说对一件作品往往缺乏客观的批评。
记者：但对你来说，你最初的目标不就是做画廊吗？
华：对，而且还要形成画廊的气候。因为观众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我们也希望看到其他人也来开画廊，但等了很久。戴汉志（HansvanDijk）在中央美院老校区附近开过一个小空间，很早的时候就和艾未未合作。他总是有很多的事要做，总是在各个艺术空间中穿梭，对于艺术界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他们都很大度无私。那时候大家是互相帮助，也没有什么偏见或跟谁发牢骚。
记者：对于这么多的困难坎坷你都应付过来了，有什么秘密吗？
华：雷·休斯（RayHughes，澳洲艺商）的建议很有帮助，他做这行很久了，经历过很多事情。在红门画廊开始之前，他跟我说“减少开销、坚持下去”。我们撤离798的时候，又想起了这句话，我们把展览活动缩小了一些，但实际上却还在进行，而不是减少成季度展之类的形式。我们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
记者：今年中国成了焦点，例如军械库展览的“聚焦”等。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华：简单地说呢，这意味着当代中国艺术引起了更多的议论，但人们其实还是在学习阶段。人们对艺术的繁荣大谈一番，的确，繁荣确实存在，但这种繁荣仍然是一个初期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年前的军械库艺术展或古巴的一个双年展也对中国和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关注来了又去，你讨论的多，吸引的观众就多，尽管有可能是为了其他的目的。
记者：你们也参加西方的艺博会吗？
华：不，现在不参加。按照理想状态，我们在美国、香港和欧洲都参加一下。不过，新的艺博会层出不穷，我我们希望沉淀几年再看。
记者：在你的事业生涯中，你最恪守的东西是什么？
华：是红门和艺术家们！我们同在一条船上，很少有意见分歧。老天保佑这个位置独特的角楼。我们也曾考虑过其他可能性，比如把驻地计划的空间扩大两倍，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做。我们想的是支持艺术家，甚至跟红门合作的一些艺术家也是穷困潦倒，我还给几个交着房租。最近我还碰到一个给中国艺术家做记录的出版计划，我很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这样的事情。
记者：你觉得今年有什么让你兴奋的事情？
华：我很期待香港巴塞尔艺博会，虽然我们没有参加，只是去看看。这是又一个里程碑。另一个让人兴奋的事是，我现在委托一位艺术家为我自己创作了。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收藏，但是却从没有委托艺术家进行创作。这位艺术家的为人和作品都非常吸引我，但他自己无力完成作品，所以我会以委托的方式支持他。我也有一些旅行的计划，但与艺术无关。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