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嘉禄
采访者：沈嘉禄
受访者：刘益谦
令刘益谦感到不解的是：我一个中国人，出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花了5000多万从海外购回一件国宝级文物，上海博物馆作为官方文物机构，对此事没有任何评价或鼓励，还在不恰当的时机，把结论性的观点通过大众媒体发布，这是为什么？
记者：刘先生在媒体发表的声明大家都看到了，这些文字与观点表明了你的积极态度，但这是你真实的想法吗？
刘益谦：请你相信我的真诚。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学术团队能够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员的学术力量，并且代表上海博物馆这样备受世人瞩目的博物馆的官方组织，如此关注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为。不仅先在大众媒体发表粗放的研究结论，激发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还对媒体表示将有详尽的学术文章在数天内公布，引起相关人士的期待。对我这样一个从事中国书画收藏20余年的藏家来说，真可说是受宠若惊了。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由于受文物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是不能随意对艺术市场的交易和艺术品发表有针对性的评判的。
记者：上博研究员单国霖先生不是龙美术馆的学术顾问团的成员吗？他在与其他几位专家对此件拍品进行真实性鉴定时，就没有向你透露过半点信息吗？
刘益谦：没有透露过任何信息。我要强调的是，单先生是我们龙美术馆的学术顾问团成员，我与他以及钟银兰先生认识都比较早，我对他们的人品与学术水平向来十分尊敬。但是顾问团成员只对美术馆的学术负责，我个人的收藏品，或者我准备竞拍某件拍品前，从来没有向他们咨询过具体的关于真伪或优劣的意见。这是我一贯的态度，也顾虑给这两位研究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也因此，当他们以官方名义对《功甫帖》的真伪发出强大的集体声音时，我颇感突然相当惊讶。我也曾琢磨过这起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但另一个更理智的声音提醒我：要尽量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
比方说，我认为他们的意见不仅可以使我个人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且对整个艺术市场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们主动对一件民间藏品进行学术研究，或许意味着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机构将为艺术品市场保驾护航、指引方向。这样一来，广大收藏家就不必有赝品伪作的担忧了，艺术市场也可望越来越纯净。
记者：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宋书画艺术品传流至今很少，省市级博物馆如果有的话也堪称镇馆之宝了。在你收藏的古代书画艺术品中，像《写生珍禽图》、《功甫帖》这样高年份的藏品多吗？
刘益谦：经过20多年的苦苦寻访，这个历史时期的书画还是有几件的。我准备在龙美术馆(西岸馆)明年3月份开馆时，专门做一次宋元书画珍品展。这个想法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拍脑袋的，可以说是我的夙愿。也因此，当我从苏富比的拍卖图录封面上看到《功甫帖》时，感觉就是它为我而来，是缘分到了，就与我相约而至。《功甫帖》我也请专家一起看过，它的来龙去脉也是清晰无误的，此前有张葱玉、徐邦达等前辈泰斗级专家对此作品的一致肯定。据张葱玉先生在《张葱玉日记·书稿》里回忆，建国前就有人向他表达了出让意愿，索价两万大洋，而当时《平复帖》在交易时也不过四万大洋。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称它“神采飞扬”、“神品”。如果这两位饱学之士存有疑问，会这么说吗？
记者：你能肯定张葱玉与徐邦达两位先生亲眼见过的这件珍品就是苏富比上拍的这件吗？
刘益谦：纽约苏富比是有着很高资质的老牌拍卖行，他们对这样一件拍品肯定是十分慎重的。再说在拍卖会上，从30万美元起拍，一直叫到800多万美元，其间竞叫声此起彼落，场内与我竞争的就有五六位收藏家，他们都是行家，决不可能在云遮雾罩的形势下举牌子。
记者：据悉，上海市政府对你的回购行为还是支持的。
刘益谦：是的，市领导是相当重视的，《功甫帖》进关时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作为海外回流文物经由外高桥文化贸易基地艺术品报税仓库进入上海，经由保税仓库出入境并借展。
记者：众所周知，上海博物馆自建馆以来一直鼓励民间收藏家的捐赠行为，在如今展出的重要文物中，也有不少是近年来海内外人士的无私捐赠。
刘益谦：其实在龙美术馆举办过的几场古代书画展览中，我都对海内外文博专家莅临指导充满期待。今天，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也让我大开眼界，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这是很不慎重的。或许以上海博物馆这样强大的学术实力，可能从未展出过伪作，也从未花巨资购入赝品，但对龙美术馆这样成立仅一年的美术馆而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而对上海博物馆在《功甫帖》上所投入的劳师动众的学术力量，我仍然只有感谢。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