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洁树

隈研吾在喜玛拉雅美术馆展出的建筑模型“SHARE HOUSE”前

　　采访者：朱洁树

　　受访者：隈研吾

　　隈研吾紧锁着眉头，在这位高瘦的日本建筑师面前，是“3·11地震”后的断垣残壁。这一令人痛心又发人深省的镜头在杨浦区五维创意园证大艺术空间不断循环播放。

　　这个夏天，“隈研吾2013中国展：隙间”在喜玛拉雅美术馆浦东和杨浦的两个场馆举行。如果说尚未完成的这部纪录片片段透露出建筑师面临的问题，那么与它一同展示的建筑模型可以算是隈研吾给出的答案。

　　“很多在水边的混凝土结构被水冲垮了，而海拔水平稍微高一点的木质结构反而可以幸存下来。”7月底，来到上海的隈研吾向记者：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地震现场的所见所闻。

　　这些见闻坚定了他探索新材料、发展木结构的决心，然而，他所思考的不仅是技术问题。

　　从上世纪末的日本金融危机、奥姆真理教事件，到本世纪初的“9·11事件”、“3·11地震”，建筑既是过去1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蓬勃动力，也承担了一次次的历史震颤。面对社会的种种顽疾，隈研吾希望从建筑的角度提供一种解决途径。

　　可贵的是，过去20年，隈研吾在持续建筑实践的同时，从未停止过对于建筑本身的思考和诘问，《十宅论》、《负建筑》、《反造型》等书记录了他的思考历程，而本次展览“隙间”同样是他思考的延续。

　　“20世纪为了追求强度和精度，建筑放弃了隙间，最终令其难以适合社会和生活的变化，变得脆弱、不自由。打造拥有隙间的建筑，就是为了令建筑重获自由。”隈研吾如是说。

　　记者：：本次展览并没有呈现在中国进行的项目，但有一些建筑是在中国得到的灵感。比如，我听说浅草观光中心就是仿照了中国古建筑的形式。你是否对中国传统建筑也颇有感触？

　　隈研吾：浅草文化观光中心像是一层层小木屋叠加而成的。过去亚洲的许多传统建筑都是三角形的屋顶，传统的三角屋顶可以使得室内尽可能挑高。这种传统建筑语汇在当代建筑中的重新演绎，也正好对应了浅草寺周边的环境。我从中国建筑中获得的灵感主要是其结构，其中一些在本次展览中也有所呈现。其结构中往往体现了东方的美学和哲学理念，我也从中获取了不少灵感。

　　记者：中国、日本的建筑有怎样的区别？

　　隈研吾：日本一直以来对于精致有所追求。而中国，由于这些年来经济发展非常快，在建筑领域也追求一些新的东西，不断探索新的合理性，因此非常有活力。我每次来中国，都会感受到自己受到了影响，像是充上了电一样，再回到日本时会感到精力充沛。

　　记者：你开始踏入建筑领域是在1980年代，经历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过程。现在中国同样处在经济增长、大兴土木的阶段，是否中国建筑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隈研吾：1980年代初日本的状态和现在的中国非常像。当时的日本人都必须要买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喜欢住在体面的高楼大厦里，感觉这样才能彰显身份。但是，若干年以后，当这股热潮过去，日本出现了一种新的更为丰富的生活理念。人们开始寻求新的连接、沟通、交流模式。我相信，若干年后，中国也会走向这样一个趋势。

　　如果把现在的中国和1980年代的日本做一个比较，确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大兴土木、拆旧修新，但也有一些不同。在1980年代初的日本，尊重地球环境、保留历史精髓这种意识还没有。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中国承担的历史使命比当年的日本更沉重。我现在在中国，包括在上海，做的一些项目，也非常重视环境、历史。[NextPage]

　　记者：你写过一本书叫做《负建筑》，英文翻译是Defeated Architecture（失败的建筑）。对于当时建筑一味追求高、大，追求视觉效果的倾向做出了反思。

　　隈研吾：关于“负建筑”的理解可能根据不同的翻译而有所不同。所谓取胜的建筑，是在一个区域中高于其他建筑，或者说在整体建筑风格方面非常抢眼的建筑。从外观来说，它可能比其他的更胜一筹。所谓失败的建筑，是指从高度、抢眼度来讲，略逊于其他的建筑。然而，所谓失败的建筑其实未必是真正失败的。也许它追求其他方面的丰富，比如更加独特、有个性，它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赢得更多内涵。

　　20世纪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一些“上镜”的建筑获得了成功。最上镜的建筑往往是那种能从周边环境中强烈清晰凸显出来的造型体。这就是20世纪建筑的发展规律。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在都市周边的廉价土地上建起一栋栋超大型建筑，这类建筑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在丰富了内部环境的同时，却让外部的都市环境更加恶化。

　　我希望在高高在上、洋洋自得的建筑之余，找到一种更适合的建筑形式。或许是小型的建筑物，但它应该更开放。

　　记者：你不讲究建筑的“上镜”。那么你在中国进行建筑实践、游访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哪些建筑是值得现场感受的？

　　隈研吾：中国的传统建筑，不是说它本身有多大魅力，而是说其中营造出的氛围，或者是空间感，给人一种感动。像苏州的园林、北京的故宫，还有北京的四合院，进去之后感觉其实挺空旷的，但它营造出的氛围却让人感到非常平和。

　　记者：“3·11地震”之后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感受？在展览中有没有体现？

　　隈研吾：通过这次灾难，更令人感受到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法左右的。正因为如此，反过来当我们重新审视“失败的建筑”时，可以试着去尊重自然，而非一定要战胜自然。通过这种方式，去创造出属于我们人类的真正的强悍。

　　地震之后，我去了灾区。很多在水边的混凝土结构被水冲垮了，而海拔水平稍微高一点的木质结构反而可以幸存下来。因此，我想，如果我们改变建筑初衷的视角，可能会孕生出一些新的属于人类的强势和坚固。比如具体在什么地方，使用什么材料，怎么去用，都可以进一步地思考。

　　记者：你有一种说法是要“超越混凝土”。在你的建筑实践中也比较喜欢木头。木头是东亚的传统建材，但是维护起来不是很容易，现在用得比较少。你考虑过它的维护、坚固问题吗？

　　隈研吾：在20世纪，混凝土因为其坚固、容易做造型等优势获得了广泛的使用。但它并非完美无缺。混凝土并非天然材料，很容易和周围环境分割开来。它尽管坚固，却缺少变化的自由，也缺少隙间……

　　随着新技术的进展，木头的易燃性、容易腐烂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相信，木造建筑接下来肯定会从亚洲重新复苏、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惊喜。

　　记者：你最早的一部作品《十宅论》以戏谑的方式设想了根据日本公众欲望而塑造出的10种住宅类型。此次展览中的“SHARE HOUSE”（共享住宅）是不是你对于公众欲望的一种倡导？

　　隈研吾：在写《十宅论》时，人们注重发展私有空间。同时，另外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集中式住宅非常兴盛。我当时考虑，在这种私人住宅和集中式住宅中间应该有一种存在，它就是“SHARE HOUSE”。

　　个人空间和分享空间是相对的概念。SHARE的理念倡导在享有独立空间的同时，又与其他人相互联系，是这样一种融合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孕生出更多家庭、社会结构的可能性。我希望这种结构可以对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今天，新的建筑需要对社会的发展给出新的答案。这次展览希望以“SHARE HOUSE”作为契机，如果能给中国建筑界或其他领域的有识之士一些启发，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记者：“SHARE HOUSE”的提出是针对日本的社会趋势而言的？

　　隈研吾：日本老龄化趋势非常严重。此前，在高速发展的时候，日本受到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强调个人。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私密空间。慢慢地，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在日本多了很多这类SHARE的场所。最典型的是老人院等福祉设施。每个老人既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也有一个大家共同参与的场所。这种趋势在日本非常受关注。

　　这种福利院、老人院，主要是针对原本的家庭破裂的人员，将他们重新组织在一起。

　　记者：所以你的建筑是想治疗社会的疾病、应对社会的问题？

　　隈研吾：确实是这样。比如现在中国都是独生子，以后可能也会面临老龄化等人口问题。那么SHARE这种理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积极层面的影响。

　　记者：这个建筑现在还只是一个概念吗？

　　隈研吾：尽管这个类似的模式在日本还没有，但它不仅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它完全可以实现。它可以直接在一个大的空间中植入进去。

　　并且，你看到，我们现在运用的都是很廉价的木材，但是通过这种拼接方式，它的坚固性完全没有问题。它想体现一种完全可以自我拼装、拆卸的建筑方式，希望凸显这样一个特点。

　　记者：这样，它就会像树木一样自然生长了。

　　隈研吾：是这样的。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