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loe Wyma

　　采访者：Chloe Wyma

　　受访者：戴安娜·萨特尔

　　在被洪水淹没过的西切尔西，纽约的艺术基础设施已经化为一摊废墟，戴安娜·萨特尔（Diana Thater）的录像装置《切尔诺贝利》提醒我们，人为的环境灾难将让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这部多通道影片目前正在 David Zwirner 画廊展出，艺术家和 ARTINFO 就作品进行了一次对话。

　　记者：你的装置对人为自然灾难的思考和当下的事件正好相关，因此被拿出来展出。你觉得在飓风桑迪的语境下，这件作品是否产生了新的意义？

　　戴安娜·萨特尔我觉得把一场飓风和核灾难置于同等语境是没必要或者说不合适的。两者完全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不过，共鸣的确是有的。破坏，或者说人为的破坏，你在普里皮亚季能看到，在一场被所有人——包括所有科学家——一致认为是源于气候变化的大灾难中，也可以看到，它们都是某种人祸。我觉得切尔诺贝利的瓦砾和切尔西的瓦砾是存在共通的地方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David [Zwirner] 会想在这时候把作品拿出来展。就是因为两者在视觉上的共通。不过，我说了，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记者：在切尔诺贝利拍片、并在那里生活了六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戴安娜·萨特尔：兴奋和恐惧是并存的。那里很多地方看上去像个集中营。成堆的儿童鞋；有眼镜，家人的照片，衣柜里还挂着衣服。有一种后人类的感觉。看到一张床上放着叠好的被子，让我觉得既迷人又怪诞。房子里能看到动物，一些你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动物。所以是一种着迷和恐惧并存的状态。

　　记者：画廊空间也装修成了普里皮亚季的废弃电影院的样子。那一带的野生动物的画面，被剪辑到影院本身的画面中去。能不能谈一谈影院作为一种画框性的装置，在作品里有什么用意？

　　戴安娜·萨特尔：那座电影院是普里皮亚季的中心。这个[建于1970–72年]城市什么都有：文化部、电影院、店面房。一切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第一次看到电影院的时候，我心想，这正是我需要做的事情。我要拍切尔诺贝利，我要把它放在电影院里放映。这样你就能看到一座毁坏的建筑内部的样子，同时又可以看到一部电影。所以我没有用银幕，而是使用了影院的墙壁。这件装置是普里皮亚季电影院的复制品，或者说模型。所以你在电影院里，在一座电影院里，看放映出来的画面。这样做让我感觉很对，从很多层面能感到共鸣。

　　记者：另一方面，这个录像装置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重生的可能性以及自然的美丽，而这种美是包含着悲观的。所有的动物和野生动植物都受到了辐射。这是一个有毒的地方。

　　戴安娜·萨特尔：是的，一个有毒地带。它们吃的一切东西都是有毒的。这是死亡之地。然而这些对此一无所知的动物，是迁徙到这里来的，因为这里没有人，因此就没有威胁。它们面临的唯一威胁，是它们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的，就是辐射。当我看到它们，顿时就感到很振奋——看到自然的愿望，看到动物存活的愿望——同时又觉得很悲凉。看到这些小生命迷失在一个巨大的悲剧景观里。它们也是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受害者。乌克兰政府说动物的繁衍生息表明这个地区已经适合居住了，但这不是事实。这些动物在受折磨。现在那里的动物越来越少了。

　　记者：这次飓风后在切尔西装展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戴安娜·萨特尔：没有，因为画廊的恢复工作做得非常棒，速度很快。一开始我想把展直接装在一个受损的房间里。我想让那些水渍就那么留着，我觉得那样更能显出一种共鸣来，但是他们已经把墙壁刮掉重新修缮了。我没遇到什么真正的挑战。那些是给他们的挑战，画廊要为了一场展览进行修整。

　　记者：你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戴安娜·萨特尔：我正在做一组静物。除了人类和自然界的灾难性关系，在工作室里的静物作品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做了一些大型的花墙。这是一个系列。我还准备用彩色的金龟子做一件作品。谁知道是因为什么。我现在就是对昆虫很感兴趣。我不知道是怎么产生这个念头的，我在用紫色调的彩色金龟子做作品。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