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黎
采访者：马黎
受访者：叶庆文
若问起老杭州，杭州城里，哪些雕像让他们印象深刻，有两尊，必在这个名单里。
一尊，是浙江大学的毛泽东雕像，另一尊，则是六公园里的志愿军雕像。
老街逝去，高楼迭起，这些城市雕塑，依旧静静地伫立在老地方，见证杭州半个多世纪的人世变迁。
而在叶庆文手里，诞生的人像雕塑，远远不止这两座。
他曾主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碑《攻打敌营》大型浮雕的创作，从西陲之畔到东海之滨，祖冲之、顾炎武、文天祥、骆宾王、鲁迅、常书鸿等等大型纪念像，在他的一把雕刻刀下，以人们最熟悉的姿态，印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550多件。”问起一共制作了多少雕塑作品，叶庆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声音洪亮。
88岁高龄，他却一人住在临平，煮面、打扫、锻炼，孩子们常来，他还“不高兴”，“他们过来麻烦，我要一个人集中精神做点事情。”
这点事情，还是离不开雕塑。
1947年，叶庆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师承刘开渠（中国现代雕塑事业奠基人）、程曼叔（著名美术教育家），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他将西方严谨的现实主义传统，传给了几代人。
在他一百平方米的房间里，门旁、床边、书架上、沙发旁、电冰箱上、电视机上，只要是能搁东西的地方，都被叶老师的雕塑作品占据了。
光是毛泽东像，挥手的、背手的、垂手的，就有5座。
客厅里，小女儿、大女儿、夫人，还有自己的肖像，排了一排。
这是记者看过的，最特别的全家福。
“他们都是我的模特。”他拿出一本旧旧的速写本，房东小巧、民兵队长、渔老大、妇女队长……这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老人积累下来的人物速写，“生活不熟悉，人物就不会形象。”
采访中，一说到某件作品，老人定要站起来，带我们去看。他步子跨得很大，不让记者扶，“我做雕塑时，从不坐下，都站着，身体早就练出来咯。”
他说，今年站不动了，那就写写诗，他要写一本书画集。
叶庆文的手，不大，长满了坚硬的茧子，这是雕刻时光，留下的人生痕迹，起起伏伏，深深浅浅。
人物名片
叶庆文，著名雕塑家。1925年生于浙江省兰溪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曾主持创作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碑《攻打敌营》等大型雕塑。铜质雕像《浴女》1995年获美国奥克兰特别贡献奖。著有《雕塑艺术》、《人物雕塑技法》、《雕塑技法》、《凝固的旋律》、《中外雕塑艺术》等著作。[NextPage]
自己讲不清的艺术，大众怎么欣赏
如今美术学院的课堂上，学生们画素描用的女头像、男胸像，很多都出自叶庆文之手。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美院绘画系和雕塑系基本练习用的石膏像，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为了使学生了解中国人的气质和形体结构，1953年开始，叶庆文亲手制作解剖头像。
这些头像、胸像和人体，制成石膏像后，成为了全国美术院校的课堂教具，还流到国内外市场。
叶庆文家的沙发旁，摆着一个女孩头像，娟秀、清纯。这是他大学毕业时，为工艺系的一位女同学做的。记者很奇怪，女孩的头发并不是“丝丝分明”。
“哈哈，我当时跟你想法一样，把头发做得一根根很精细，结果程曼叔先生看到了，把一丝丝的发纹去掉，他告诉我，做雕塑要有整体观念，这是根本，不能看到什么，就做什么，而要从里面做出来。”
叶庆文说，这句话，他琢磨了一辈子。
（以下记者简称“记”，叶庆文简称“叶”）
志愿军像 把披风做得像雄鹰展翅
1947年，叶庆文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刘开渠是当时国立艺专的院长。
从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回国的刘开渠，把很多创作机会，都交给了叶庆文。而另一位前辈程曼叔，则把西方现实主义写实传统的衣钵，传给了叶庆文。
记：您什么时候开始对雕塑有了兴趣？
叶：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下课后，我常拿着白粉笔在黑板上画人物、动物和图案画。一有空，就去地里挖泥块，做成牛、羊、猪、鸡、狗的雕塑。
记：您考进雕塑系后，刘开渠就成了您的老师？
叶：当时，我们系只有两个班，加起来12个人。因为做雕塑很辛苦，有时候一个人像要做半个多月，许多人坚持不了，走了，最后只剩下6个人。
刘老师特别重视我们的专业，常给我提供一些创作实践的机会。
有一次，上海市委托他设计“上海解放纪念碑”，他画了一张中西结合的造型稿子，叫我做立体石膏模型。后来北京委托他塑造毛主席的头像，他把照片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做。
文革时，刘老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房子被占了，无法从事创作，他情绪很差。
我去北京看他，他非常激动，说：“这几年门庭冷落，更没人与我交谈，我悲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复杂，没有人情味可言，你能千里迢迢看我，使我深感师生情谊深重。”
记：除了刘老师之外，程曼叔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叶：他在法国留学11年，把西方现实主义写实传统，传播到了中国。
1947年，他从法国运了一大箱子雕塑回杭州。我亲眼看到的，一个长方形大木箱中，装满了石膏像，最抢眼的是一个2.4米高的“女裸体像”，平躺在木箱中，这是他的代表作，过去一直是我们系的示范作品，可惜文革时被砸烂了。
记：您和程曼叔先生一起合作的志愿军雕塑很有名，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做的吗？
叶：这个雕塑，本来是1953年为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设计的。
这个志愿军形象，是有模特的。我们在部队挑了好多人，衣服、袜子都有实物资料做参考，做得很具体，连志愿军脚下的岩石，程先生也找来几块石头，给我做参考。
最难的，是处理战士的披风。要表现静中有动。程先生说，要把右边的披风做垂直处理，左边的披风交织地伸张开来，上大下小，好似雄鹰展翅，如果披风全往一边飘动，那股坚定的力量，就会减弱。[NextPage]
毛主席像 没收到稿费，拿了张奖状
新中国成立后，叶庆文把全部热情投入到主题创作中，用雕塑表现时代精神。
他先后为毛泽东、任弼时等革命领袖塑像，还以大量的文人雕像，如诸葛亮、孔子、骆宾王、鲁迅等，展现中国文化人物的精神气质。
记：在您做过的毛泽东像里，浙江大学里的毛泽东像应该是最高的吧？
叶：是啊，这座立像，有13米9。光是小样稿就做了好几个，1米的，3米的，之后就照着3米定稿样子放大。
当时为了运输方便，石膏像分成两段，运到杭州制氧机厂平板划线车间划线。
搬进车间，几位工人就气势汹汹地说：毛主席像怎么可以锯成两段。我当时赶紧与几位助手把毛主席像拼接好。后来他们又进来检查，发现是完整的，我才避免了一场批斗。
记：雕塑这么高，是怎么做的？
叶：大型雕塑，从来都不是雕塑家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方面合作，木工、泥工、钢筋工、技术工都是主力军。
我们在浙大中心广场，搭了一个600平方米的工棚，运来十几卡车的毛竹和竹帘，还有百余吨黏土。省军区还调来了一排战士，三十多个人，搭人体骨架、套圈放大、堆泥巴、塑造形体、刻画形象， 经过三个多月，泥塑才完成。
然后，就要翻制石膏模和浇灌钢筋水泥。我特别关照翻制石膏的工作人员，在石膏外模取下后，要把头像倒放，带有斜度，这样水泥就不会不均匀，脸部不会出现“麻子孔”。
记：因为这个倒放，您又差点被批斗？
叶：有天晚上9点，一个年轻老师来敲门，说请我去浙大一趟。
我到了教学楼二楼一间大教室，灯火通明，满屋子都是人，一片杂乱声。我在前排坐下，一位年轻工人，对我高声责问：“毛主席像是你做的？为什么把毛主席头像割下来？”
我当时气炸了，可又不能发火，只好心平气和地解释：“你们知道，这个头像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这是一排战士，用木槌子敲出来的。为了把毛主席像做得更好，我们要先预制，再安装拼接上去嘛。”
我这么一说，他们平静多了，等我回到家已经是后半夜。这个雕塑，做了半年才完成。
后来我拿到了一张奖状，上面写着创作认真负责，这是对我的鼓励。那时候搞艺术创作，非但没有稿费，还要冒政治风险，是不容易的。
鲁迅像 把性格反映出来是最难的
提到当下的雕塑创作，叶庆文那双弯弯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咕噜圆：“我不客气地讲，雕塑不能乱来，不要一味学外国!”
记：人物雕塑，在普通人看来，像不像很重要。您觉得创作中，最难的是什么？
叶：雕塑比画画难得多。画画，一天可以画一张，可雕塑，一天连架子都还没搭好。
我们常说雕塑最重要的是，神形兼备，先有前面的“神”，才有后面的“形”。
首先你得像他，才能刻画形象。怎么叫像？就是一股神，要把性格反映出来，这是最难的。
程曼叔先生说，要从里面做出来，也是这个意思。不能只看表面，看到高一点就做高一点，看到低一点就做低一点，这是依样画葫芦。雕塑要从理解对象出发。
记：您能举个例子吗？
叶：我做过一个鲁迅坐像，要反映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性格。可是鲁迅本身很矮，只有1米61，如果按照他的身高去做，肯定不好看。
为了比例匀称，我适当把他拉长，即使坐着，看起来也是挺拔、有力的。雕塑中的变形，变多少，怎么变，都要服从主题的表达，符合理趣。
记：如今的雕塑创作，似乎表现现实和生活的越来越少，很多人觉得抽象、看不懂，您怎么看？
叶：现在社会上创作的雕塑作品，归纳起来就是具象和抽象两大派。有的人认为现实主义创作落后、过时了，要“创新”，搞“抽象”。但很多所谓的“创新”作品，是把外国已经去掉不要的形式捡来“创新”，这样的艺术家，是最没出息的。
我在西班牙看到，一张白纸，就是一张画，抽象到底了。
艺术不能乱来，我们不能单纯跟外国学抽象。艺术，走到最后，还是写实的，还是归于现实主义。不管是雕塑、绘画，艺术首先要解决为生活服务的问题，要掌握从生活到创作的基本规律。要人们看得懂，要对人的生活有意义，才是好作品。
有一次，我问一个艺术家，你想表现什么东西？连他自己都讲不清楚，还怎么让大众欣赏？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