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金芳 何妍婷

    采访：何金芳 何妍婷

    被访：程昕东

　　记者：近来艺术金融化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之一，包括沸沸扬扬的天津文交会事件、艺术品的资产打包等一系列现象，程老师您作为一级市场的画廊，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些现象的？

　　程昕东（以下简称“程”）：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领导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建构中国当代艺术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的建构，需要通过正常的渠道，包括文化交流、软实力的提高，文化价值的认识，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人提出金融化的概念，可能跟我们迫切希望建立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话语权有关，认为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道路吸引世界的关注。天津文交所是首例，成都、深圳、广州在陆续建立文交所，相信很快，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据说是由文化部属下的文化公司在牵头。这说明在官方默许下的中国艺术品市场金融化，是我们所谓的获得中国话语权的过程的一种手段，同时人们也看到了艺术品商业化过程中带来的巨大利润的诱惑。我想接下来两三年会有一个特别巨大的市场变化，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处在一种越来越尴尬的状态。艺术品金融化以后瞬间缩短了人们对艺术的了解，对许多画廊来讲，他们的生存空间也被挤压了，文交所的做法对画廊造成的压力是挺大的。因为中国画廊的力量不够强大，在艺术系统里的作用、功能、贡献还未被社会所认知；二级市场处于加速度的成长过程，很多资本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加快了艺术品市场化的速度。这时，画廊受到严重的挤压，其地位、作用被大大地减弱。人们看不到艺术成长的完整过程，只是看到了成名艺术家的作品拍卖价格，未来会造成相当严重个后果。

　　记者：在国内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文交所的做法对艺术市场造成了一些混乱，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初级阶段。但法国也有文交所，叫做Art Exchange。他们是跟画廊合作，资产打包以后由法国6家画廊购买。这跟中国的情况相差甚远，为什么？

　　程：首先，西方艺术系统的建构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非常完善了，各方的力量处于均衡的状态，不会因为其中一方强大之后对其他各方造成压力。在成熟的社会，公众跟艺术品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对待艺术不是简单的投资回报，而且艺术金融化占有的份额很少，起不了主导作用。法国有上千家画廊，只有其中的6家画廊参与了文交会，产生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的情况是，没有画廊的参与，二级市场直接面对艺术家、面对原创者，把几件艺术品、几个艺术家进行金融化包装，强大资本直接面向二级市场，打破了艺术系统的平衡。让人感觉到，画廊在艺术的推动和传播过程中，被公众误以为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恰恰需要社会力量支持、扶持的画廊业而言，压力是巨大的。可能有些画廊静不下来，放弃长期、扎实的工作，而跟二级市场勾结，简单、短视进行二级市场操作的过程，中国画廊业未来发展前景甚忧。

　　记者：天津文交所是第一个把艺术品像股票一样发行的机构，但他们选择的艺术家并不具有知名度，但后来成都文交发行的是当代艺术圈里大家熟悉的有名气的艺术家钟飙。可以看出，他们自身也在不断的调整中。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您觉得中国画廊有没有可能和法国画廊一样跟文交所、艺术基金合作呢？

　　程：我们需要寻找到一种方式，并不是说我们拒绝市场新型的产品。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有关联的，对这个关联的寻找，我们需要探讨，需要找到各自的位置。我一直在观察成都文轩美术馆，钟飙作品金融化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因为他们不仅跟艺术家发生关系，还跟当代艺术发生关系。设想，如果所有中国的原创者、艺术家都成为艺术资产包，中国画廊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某些艺术家成为金融包以后，画廊是很难再跟这些艺术家进行合作的。作品金融化以后，资本是需要回报的。谁对金融包负责任，谁来接资产包？一开始为了维持对资产包的想象，可能一些操盘手们会来接。但是普及化以后，画廊是不可能接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投资者们会背上这个资产包吗？市场不可能在3年以后再对这个资产包负责任。他要的是投资结果。那么，谁来接这个资产包就是个大问题了，市场就会很乱。

　　还有一个问题是，金融市场是靠什么来判断这些资产包的价值的？这不仅仅是画廊的问题，还涉及到美术馆。因为既然是金融包了，美术馆还愿不愿意给每个金融包进行传播和推广。这时候，美术馆的职用和功能也会发生改变，是成为金融包的吹鼓手，还是回到艺术的原点，作为公共艺术的推动者和教育者的角色呢？

　　记者：艺术家直接跟文交所合作的行为使我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达明安·赫斯特自己把艺术品直接送拍的行为，你认为是不是？

　　程：我觉得是异曲同工，结果是一样的，都是艺术家直接面对交易市场。当时这个事件引起全球很大争议，褒贬不一。但很明显的一点是，之后他在艺术圈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被艺术系统边缘化了，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也没法邀请他去办展览。大家都把他定位为商业艺术家。社会由各种力量组成，我们只能选择不多的但正确的道路，不可能拥有一切。在选择道路时需要思考未来的代价，而不是作品金融化之后为获得了多少现金，而洋洋得意。我觉得资本很聪明也是很残酷的。在市场上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依托，可能很快会被资本抛弃。这也是未来很让人担心的结果。

　　记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浅显的问题，如果你自己遵守游戏规则的话，大家就跟你玩，如果不自律的话，获得的只是一时的利益，走不远的。

　　程：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洗礼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资产包可以炒得很高，制作得很诱惑，但是如果二级市场同一个艺术家作品卖得很低或流标时，应该怎么面对呢？这就是金融炒作者需要担负的职责——如何让公众相信资产包的价值。二级市场不断有作品出来，卖很低的价格时，对艺术家的伤害会是很大的。

　　记者：关于艺术金融化里面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艺术基金，不知道程老师有没有接触？去年因为发行了很多艺术基金，所以有艺术基金元年的说法。

　　程：艺术基金是一件好事。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包括资本对艺术的关注，反过来也会对艺术市场的建构，对公众认知艺术市场的价值起到辅助性的正面推动作用。这时需要面对的是艺术基金该如何介入到艺术系统里，如何与艺术家发生关系，是跟作品发生关系还是跟艺术家发生关系。这是需要面对的。我觉得比起艺术家跟文交所直接、简单的合作，把作品金融化会简单一些。

　　记者：从他们发行的模式我觉得艺术基金介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一方面是帮助拥有高净值资产的人进行理财，提供专业的操作流程，保障客户的收益；另一方面，他们跟一些艺术机构合作，选择良好的产品。这种形式应该比较符合市场的规律吧。

　　程：是的。像国外一些比较专业的基金，在二级市场上他们也有长线的投资，在拍卖会上可以收购艺术作品，可以保留艺术作品相当一段时间，再次进入市场。这跟资产打包不一样，没有介入到一级市场的系统里。无论艺术家成名还是非成名，没有把艺术家买断。只是利用时间和空间，用专业的眼光在二级市场上选出一些艺术作品之后，在一个相对时空里获得投资的回报。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没有直接参与到艺术品运作的过程。

　　记者：艺术基金其实是给投资人提供了多一种投资方式和理财产品，80％的拥有高净值资产的人群对艺术投资都会产生兴趣。

　　程：这种行为是需要鼓励的。艺术品是特殊的商品，好的艺术作品在被认知的过程中，价值不断被认知。通过不断地展览，每个阶段的艺术作品价值会越来越高，这是自然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短期的强调回报，资本同时干涉到艺术作品创作的过程。

　　记者：您的画廊是国内最早的画廊之一，迄今已有10年了。鉴于目前越来越多的需求以及越来越多的挑战，您有没有考虑过跟银行合作或者有对您的资产进行融资、重构的想法？

　　程：我觉得应该跟金融合作，但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有些自由、权力、态度是不能放弃的。在这个基础上，把金融资本作为推动艺术成长、发展和完善艺术市场手段。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面对的。但当这种关系没有梳理清楚的时候，我不想匆忙地介入，我想保持一种自我、自由的状态。未来的合作是肯定的，但是以怎样的方式，还需探讨。

　　记者：当初大家推选您为画廊协会会长，主要也是考虑到您在海外的关系比较多。接下来，画廊协会的主要目标是不是带领中国画廊走出去呢？

　　程：因为我们现在处于全球化的时代，相互间的交流会越来越频繁。我个人经历，让我获得跟国际交往的便利。而且从事国际交流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拥有很多资源。这些优势我希望能跟中国画廊业的同行们一起分享。协会成立以后，我们的力量会更大。中国的画廊起步晚，在经验等各方面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好的国外经验来丰富自己，少走弯路，在进行专业合作中，也可以相互借力。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这个方向不是唯一的。中国本土市场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包括美术教育也是画廊的职责之一。我觉得需要一个平衡，既需要走出去，参与全球画廊的合作、竞争，获得发展的机会，同时也要扎扎实实地建构既有市场，画廊作为专业机构也有社会职责，由行业组织会发出更强的声音。我希望未来两年能把中国画廊协会的基础搭建起来，为中国画廊的壮大做些实在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