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崔付利
被访者：何桂彦
崔付利：现在艺术界都在谈论传统与当代的话题，大家普遍认为我们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精神气质应该会在当代艺术领域展现一个新的面貌或者是新的可能，请阐述一下您对“传统”和“当代”的理解？
何桂彦：“传统”是相对于“现代性”而存在的。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传统如何在当代转型。实际上，如果追溯起来，这个过程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但是，和文化界对传统与现代的讨论有所不同，今天艺术界对“传统”与“当代”的关注，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与过去30年，中国当代艺术所赖以依存的文化环境和创作逻辑的变化有关系。今天，“传统”之所以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主要还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伴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国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个民族国家应具有的民族文化身份，及其文化主体性问题。这种语境自然会唤起中国当代艺术在文化主体意识上的自觉。当然，这种自觉一方面体现为，需要对过去30多年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各个时期的文化与艺术诉求进行反思与检审；另一方面，我们要逐渐从过去那种由西方标准和“后殖民”趣味所支配的当代艺术的范式中走出来，重新建构当代艺术的评价尺度与价值标准。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传统”是可以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文化资源的。但是，其间也需要对传统进行有效的转化，单纯的回归传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相反，我们讨论传统的落脚点，应放在如何才能在当代的文化视野下，对传统资源进行有效地转换，使其动态的再生。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回归传统也只是当代艺术的一条发展路径，而不是全部，因为，今天当代艺术赖以依存的文化语境是多元而丰富的。而且，我们也要警惕的是，在以后的几年内，当代艺术会不会借助“回归传统”而打“传统牌”，将“传统”变为一种文化策略，尤其是在艺术资本可以操纵当代艺术的创作与生产的今天，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崔付利：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80年代末的紧张局势等这些历史节点，从这些事件上来看，官方姿态和西方潮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待传统文化艺术的态度。请问传统文化艺术应该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下生存？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传统？
何桂彦：新中国成立后，在美术领域，首先是主管艺术的机构对中国画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对于中国画的传统文脉来说，几乎是一次浩劫。文革期间，不管是“破四旧”还是“批林批孔”，“传统”无疑都是罪魁祸首。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总体来说，人们还是将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思想的愚昧归结于是传统文化的没落、保守、封闭所致。所以，当西方现代思想引进到中国后，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知识界的一些学者开始掀起了一轮批判传统的文化思潮。这股思潮曾对“新潮美术”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大众文化领域也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在陈凯歌拍的《一个与八个》、《黄土地》，以及80年代中期的专题片《河殇》中反映得尤为突出。应该说，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由于极左思想和各种社会运动的缘故，传统并没有一个良好的赖以传承、生长、传播的社会空间和文化土壤。
崔付利：吕澎老师策划的溪山清远展览刚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在文章里提到，传统刚刚开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我们的传统出现了断裂，现在是一个重新审视和发现传统的时候。您认为是这样吗？
何桂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里，传统确实呈现出断裂的状态，但是传统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因为我们的语言没变，汉语还在，海德格尔曾说过，语言是文化的家。加之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传统文化对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的塑造，对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的支配还是潜在的。我个人比较认同“现在是一个重新审视和发现传统的时候”的观点。不过，在我看来，吕澎先生策划“溪山清远”还有更大的学术抱负：首先是给西方的观众呈现了一种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波普”和“泼皮”为主导方向的当代艺术（因为这个展览是先在英国，再到美国，然后回到国内，最终成为了今年9月份成都双年展的主题展）；其次，力图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之际，为当代艺术赋予新的艺术史情景与文化逻辑；第三，就是探索中国当代艺术新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如果“溪山清远”的学术目标得以实现，势必会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发展路径。作为一名资深的批评家，吕澎的敏锐与智慧之处，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重新去塑造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西方现代或后现代艺术的形式、语言为先决条件的当代艺术，90年代那种反讽政治，以犬儒主义、媚俗为诉求的当代艺术在今天的文化情景中，已经丧失了自身赖以依存的文化语境和前卫性。因此，当代艺术需要重新清理自身的文脉，建立新的艺术史书写模式。从这个角度讲，“溪山清远”是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但是，我个人仍有些忧虑，或者说担心，虽然说从传统中去寻找资源，不但能让中国的当代艺术摆脱从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后殖民”话语，而且，也能符合当下“中国崛起”的时代文化语境。但是，问题也在于，会不会出现一批借助“传统之名”但仅仅只有传统的图式而无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且又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当代艺术呢？过去中国当代艺术界曾有过“政治的媚俗”、“文化的媚俗”，下一个浪潮是否会是“传统的媚俗”呢？
崔付利：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还可以从我们的精神传统中发掘些什么东西？艺术家该如何回归传统呢？
何桂彦：对于当代艺术的发展来说，从传统的资源中去汲取养料肯定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关键是艺术家该怎样以当代的视角去看待传统，利用传统资源。因为在我看来，不是艺术家的作品中具有传统中国画的图式或符号，就证明它们立足传统了。相反，我个人认为，这恰恰是一种“伪传统”，一种将传统予以媚俗化的行为。事实上，传统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乡愁，因为我们是无法真正回到传统的，毕竟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态已经完全改变了。同时，在我的理解中，传统是“四位一体”的，它体现在物理形态的器物层面，体现在实践与交往的身体层面，体现在伦理与规范的制度层面，体现在审美与气质的精神层面。所以，回归传统，从传统中汲取养料，艺术家应该真正去挖掘传统背后积淀的内涵、精神，而不是只停留在视觉层面的对某一个时期、某一个类型的图式和符号进行简单的挪用，或做陌生化的图像处理。在当代艺术回头从传统中寻求养料的时候，艺术家不仅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且需要重视自身的创作方法论，不然就会将真正的传统庸俗化。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