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教授 沈语冰

    采访者：周晓晓（《上层》杂志记者）

    被访者：沈语冰（浙美教授）

    周晓晓：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要更加清楚地认识西方的艺术世界，大部分还是要通过翻译，那么翻译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什么？

    沈语冰：翻译是一个重要过程，因为翻译是文献积累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最主要的方式。中国文明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像唐代就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国际水准的时期，也是翻译文献最多的时期之一。那些翻译文献不仅仅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精神，更影响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譬如佛经的翻译，就改变了中国经典深奥的古文传统，用更为简洁醒豁的白话文表达，更适合普通人持颂、研读。到了晚清，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进行大量翻译工作，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民国。在这一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西方丰富的科学、文学、哲学、艺术、宗教著作都被翻译过来，掀起了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高潮。

    翻译是打开视野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我们知识更新，知识结构重新调整的重要程序。

    周晓晓：翻译该如何来避免误解，减少原作信息和美感的流失？

    沈语冰：翻译是一个创造性解释的过程，是两种知识版块的“地壳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解释性问题，但这些问题又是文化交流中不可轻视的。翻译不仅仅涉及到语言转换，更是一个了解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的过程。

    周晓晓：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那么在选择翻译对象的时候，如何来把控好这个“眼光”？

    沈语冰：对于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要拿出眼光来。过去我们也做过很多翻译，以外国美术史论的翻译为例，我们曾经翻译过不少著作，但稍微留意一下便可发现，书店或网上到处都是入门普及类的书籍，其原著多为Introduction to或General History of之类的书。这些相对简单的介绍类著作，或仅仅对某个问题、关于某段历史的通史类著作，其实没有必要翻译太多。随着我国学者和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他们大多已经可以阅读这类书的原版。但是，对于那些影响了一个学科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或者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我们不仅要细读原文，还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因为翻译是最好的细读过程，也是一个创作性转换的过程，能极大地影响汉语界的研究和汉语界的批评。经典著作是值得反复研究和推敲的，只有通过翻译的创造性转换，才能让它们融入到我们的本土文化和血脉中来。

    周晓晓：不得不提到你翻译的罗杰·弗莱的著作——《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你还提出了“研究性翻译”的概念，这个概念该如何理解？

    沈语冰：正因为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到两种语言背后的整个思想文化的系统转换，因此我才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研究性翻译”。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有很高的外语水平，但是光有这个是不够的。比如，在翻译一本经典著作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广泛的知识面，包括基本学养、外语素养、翻译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背景、更有母语本身的修养等等，所以要求是全方位的。

    除此之外，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翻译者和研究者的文献目录意识。例如，在翻译外国美术理论与批评理论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哪些是值得翻译，哪些是不值得翻译的，这关系到我们的西方文献目录学的基本素养问题。过去美术史论的翻译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出在这里，我们没有选择到对国内最重要，在西方最有价值的书籍，而是翻译了大量普及类和通俗类书籍。

    研究性翻译不仅要涉及作者的背景，学术史的上下文，涉及对作者思想的宏观把握，更涉及到如何使原作与中国的语境相衔接，还要注意原作在中文语境中出现理解上的偏差的可能性，将误读减小到最低程度。这些都是翻译者需要考虑到的，所以，翻译者首先必须是一个研究者。

    周晓晓：罗杰·弗莱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写得极为凝练，你译后只有6万字，可是你又为这本书做了大量诠释，达到了20万字，还附上了你的三篇研究性论文，你是如何考虑的？

    沈语冰：罗杰·弗莱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之一，他是形式主义美学流派的开创者，在西方具有很高的地位。弗莱的主要著作近几年才逐渐被翻译过来。也就是说他在20世纪初写的著作，我们到了21世纪初才开始翻译，落后了将近100年。《塞尚》是弗莱晚年的作品，是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也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总结，一份遗嘱。他的一位好友，意识流小说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评论过这部著作，认为“《塞尚》是罗杰最伟大的作品。”原作只有6万字，我翻译成中文以后，所做的注释和研究性导论以及附录，加起来达到了20万字。这样一来，我做的就不仅是翻译工作，更重要的是对罗杰·弗莱在西方美术史和美术批评史上的贡献做了定位，阐述了他的主要思想和方法，以及他对西方后来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影响，因此算得上是对他的全方位的研究。

    周晓晓：有人评价你的著作《21世纪艺术批评》是站在巨人康德-韦伯-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的肩膀上，为我们描绘了一遍20世纪艺术批评的地图，这幅地图是怎样的？

    沈语冰：这是我2001-2002年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开始的工作，2003年10月，范景中老师作为责任编辑编辑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是我对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的一个概览，或者说勾勒了一个初步的轮廓，是我未完成的草图。在这本书里面，我除了把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纳入到艺术现代性问题的总体理论框架外，还选择了西方最有影响的10大批评家，分别对他们做了初步的介绍、梳理和评论。比如第一章，我写的就是《罗杰·弗莱和他的形式主义批评》，只用了3万字，只能做一个最基本的介绍和勾勒，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周晓晓：那后来你有填充这幅地图吗，使其变得更为丰满？

    沈语冰：2003年以后我就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扩充、深化、细化。我首先翻译了罗杰·弗莱的两本著作，写了关于他的大约20万字的研究性文字，大大地深化了我对罗杰·弗莱的理解，对他的思想的把握也更为精确。然后，我接着做的就是格林伯格。他是20世纪中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我翻译了他的代表作——《艺术与文化》，现在正在写关于他的一本研究性专著。格林伯格之后，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又有大量优秀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大家出现。过去，这些基本上都不在我国外国美术史研究的范围内。现在，我正在主编一套“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试图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的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批评家的代表作，以此来完善中国对西方艺术的理解。

    周晓晓：上世纪90年代，有些学者开始撰写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和批评的专著，但多是介绍或评述性的，而你的学术工作开创了研究性与批判性的先河，艺术批评应该是怎么样的？

    沈语冰：艺术批评也是国内过去的研究中被忽略的部分。过去人们经常认为，研究艺术史是有学问的，而艺术批评只是主观意见。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事实上，在西方，艺术批评已经成为艺术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方的批评实践非常发达。从法国启蒙运动开始，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就是最早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他对当时在沙龙展出的绘画作品进行评论，发表在报纸上，对画家的作品进行推广或批评。19世纪下半叶，西方又出现了波德莱尔、左拉这些一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兼艺术批评家。到了20世纪以后，出现了罗杰·弗莱和格林伯格这样的职业艺术批评家。艺术批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艺术家创作和公众接受之间的重要桥梁。20世纪下半叶，批评实践又成为西方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欧美大多数的艺术学院，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根据媒介来划分系科。这样一来，学生就不会被固定在一个狭隘的媒介中，学生接受的是一个艺术家的训练，而不是某一个画种的画家的训练，教学方式因此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学生可以选用任何一种合适的媒介来表达，但是表达之后，老师和同学马上要对其作品进行提问和评论，学生会遇到很大的挑战，他或她得解释为什么要采用此种媒介，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表达？等等……所以，艺术批评就成为艺术教学本身的一部分。一个当代艺术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批评家。

    周晓晓：在中国艺术界，艺术批评是怎样一个现状？

    沈语冰：我国的艺术批评一直没有受到重视，除了“批评是主观意见，不重要”这样的误区外，这也与国内美术学院的设置有关。我们的美术学院还是相对比较传统的，在这种体制之下，对单纯的技术问题的纠缠会代替真正的美术批评。一幅作品画得好不好，会被认为是一个画得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其实，西方的现代派就是从画错开始的。比如塞尚，他的很多作品在当时的学院派画家和批评家看来，就是画错或者至少是画坏的。然而，正是一个画错的画家，开创了整个现代流派。这里就涉及到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周晓晓：你从事艺术的研究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打算继续下去吗？

    沈语冰：不算学生时代的学习过程，我从事艺术课题的独立研究，将近20年了，还打算再做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对于学术研究，我有一些基本的看法。第一，学术的目的是求真，翻译、研究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返回到我们文化的源头求取真经是一个途径，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向外来文化和文明取经；第二，对外国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了解也能够促进对中国自身的美术史、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的研究。现在，中国文明更多的还是与西方文明做比较，西方文明是我们的自我理解的一个参照系。打个比方说，你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因为你需要一个支点，一个参照系，而在当代，这个参照系就是西方文明。然而，比较和学习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抄，或者挪用别人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着力于去看西方的这些理论和方法是在什么样的问题情境中产生的，我们能从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从而获得更适合中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就是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而翻译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最重要环节；没有优秀的翻译工作，我们的视野就无法打开，就会在低水平的重复中安逸地死去。而且，学术研究虽然不能直接影响艺术创作，但是，学术研究作为艺术生态的一部分，势必会间接影响我国的艺术实践。一个没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的国度，能产生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上层》杂志“大家”栏目，2011年3月号，即将发表）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