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欣
孙欣（以下简称孙）：据我所知，您的早期创作多为写实那一路，从何时起，出现了风格转折，开始转向表现主义创作，能否简单地讲述一下这个流变过程？
汪明强（以下简称汪）：八十年代中期，学院中的苏联绘画体系正在向欧洲绘画体系延伸，中国新古典主义油画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八六年我考入山东艺术学院，对于当时整个油画教育背景还比较懵懂，于是不自觉地受到大绘画背景的影响，很自然地走到写实绘画的路上来了。我记得当时山艺对西方古典写实绘画的研究很重视，学院教学非常严谨，我的老师杨松林、张洪祥、王力克以及西方古典主义的绘画大师（伦勃朗、安格尔、怀斯）等，都对我们的创作影响深远，加上当时国内的教育背景，写实在我而言是必然的。我在山艺的毕业作品“圆号”系列——《钢琴前的号手》、《延长的休止符》、《烛光前的号手》三幅作品是对我写实创作的一个总结。
从写实绘画演变至现在的风格，对我而言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过去的绘画教育更多的注重于绘画技法，对于绘画语言的探知反而相对薄弱。学校里形成的写实绘画为主的教育方法，实际是延续至此。从山艺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继续在写实绘画路上行进，一直到1995年。当时我调到徐州师范大学工作，徐州是汉画的发源地，汉画像传递了一种鲜活的感受和体验，非常吸引我，最开始仅仅局限于表层的欣赏、观摩。
孙：它开启了另外一种视角，引发了您对于中国传统绘画创作元素的体悟与思考。我想，您的“用线”和某种造型甚至语言的形成，都暗藏了您对于汉画像的偏爱。
汪：是的。此后，我对于自己的绘画有了新的认识——艺术本身不只是技术层面的表达，更多的还是文化层面的体现。艺术家应该去寻找自己与艺术的结合点，那是个人对艺术本体的一种唯一的感觉，艺术的感觉——这才是从事艺术最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绝不单纯是技法。
进入学院之前，我对色彩的感觉很敏锐很好，进入学院之后，长期的写实绘画教育反而束缚和限制了这种可贵的敏感，整个创作过程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学院里的教育模式，除了写生，在创作中更多的是对照片的临摹，这一过程把生活中最鲜活的感受消磨殆尽。
孙：鲜活的生命力、创造力，借由一个怎样的契机重新走进您的画面呢？
汪：从1998年开始，我开始在绘画过程中吸收一些表现主义的元素，同时对传统画像石刻、墓室壁画的造型、色彩，都进行了有意识的借鉴和并置性研究，试图探索出一种新的绘画风格。这期间，我创作了一些完全避开了以往写实风格的作品，比如“田园牧歌”系列，还有“浴室”系列。“浴室”系列代表着个人化创作风格研究的初步成功。
此后，每年我都会去山东各地写生，其中沂蒙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内心有一种很强烈的情感，于是开始了“田园牧歌”系列的创作——这一系列恰恰符合我在汉画像研究过程中所寻找的“天人合一”状态。过去画画有一个习惯，一到乡村，就想寻找古朴的、原始的、原生态的景色进行艺术创作，但是我在创作“田园牧歌”的时候，我想抓住的是一个时代的发展，比如说沂蒙山的红屋顶、红瓦房，都是带有现代性的景色，我很乐于描绘这些。
对于前期“嫁接”式的探索，虽然只进行了粗浅的尝试，但是我已经在思考油画民族化问题，绝不是简单的两种绘画方式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文化如何渗透融合的问题，如何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融入到油画画面中去。
孙：您的画面中，不仅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还蕴含了德国新表现主义的某些特征，同时它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这种时代气息贯穿于作品的整个视觉塑造当中，承载了厚重的个人情绪。在您的创作风格日益形成的过程当中，哪些艺术家对您产生过影响？
汪：最直接的影响是桑德罗·特劳迪，他是意大利超前卫艺术的代表人物，从未来主义到抽象表现、立体主义，又回归到具像，他的绘画语言，恰恰是我们国内写实绘画所欠缺的。我们只是写实而画面中缺少抽象的元素，他不仅写实而且画面中具有抽象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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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画发展在八十前期主要以现实主义写实绘画为主体八十年中后期一下子进入到当代艺术，而对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独独欠缺了系统性梳理。特劳迪，以及意大利超前卫艺术代表人物基亚都对我产生很大影响。我希望能够找一个结合点，即：画面的结构和构成如何和内容结合。我们过去对绘画的理解，可能存有一定的偏差。在进修过程中我吸收了特劳迪的思维，艺术实际是一个创作过程，必须要通过写生来完成。只有在写生的过程里面，你才能寻找到生命力。生活包括客观物象，在瞬息万变的过程当中，才能寻找到一种诗意，进而完成绘画性和生命力的结合。
同时我的创作也受到了国内一些艺术家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闫平王克举夫妇。事实上闫平是国内最早注重画面的形式感和构成问题的艺术家之一。王克举，以风景见长，也是在画面上注重色块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受他们的影响，我对于画面的构成也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尝试。
孙：我想，不仅如此，他们都引发了您对于“写生”这一创作状态的执着固守，在自然中寻找那份成立于画面上的鲜活。
汪：我想是这样。
孙：人们经常会有这样一种体验：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总是远在海角天边。您的画面中的渔民、海角啊，显然是带有一定现实的理想主义表达。它跟现实保持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真实而不够现实，带有浪漫主义的情怀，美好的情绪中夹杂着一些不可预料的、意外的视觉体验。但它又可能是更鲜活的真实，这个很有趣。或许像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那样：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匆忙的都市生活，风景这一主题的选择是否因为能够给您带来更多可想象、可思考的空间？
汪：是的。我选择了以大海作为主题，其实就是一个情结，可能想通过表现海，获得一种内心的情感归属感。海在不同季节所产生的变化，以及充满记忆的感受，实际上和人的内心相符合。画面对于美好事物的追逐，给人一种非常愉悦的感受，使人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望。
孙：您个人倾向于表达那些给内心带来愉悦的事物，比对当下很多画家——他们追逐现实之物，固定的、相似的、死去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割裂了个体与文化的关联；也有一些画家，借用错置的文明、文化符号，反而造成了文化符号的价值丧失，意义流散，让我们不得不窥见其内心的消费心理。一个艺术家能够尽力排除消费诱惑，追求富有个性化、个人化的艺术风格，在写生中诠释内心的主体判断，完成主体与自然、历史、文化对接的体验。但就这一点，已经实属不易。
汪：艺术本身是多元并存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我觉得当代艺术家，应该更具有一种引领性。他应该是超越于时代的艺术创造，而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核心点就是创造性。特劳迪先生曾说，中国为数不少的当代艺术实际上仅仅把西方的表面样式吸收过来了，而西方的毕加索、马蒂斯，恰恰把东方的一些经典、精髓的东西给吸收过去了，所以学会选择很重要。这一点我感受很深。
孙：您认为，艺术家是否一定要与其所处时代发生关联才被认同于具有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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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真正的艺术家，他永远只为内心创作，他可以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社会、不同的大的文化背景。但是，他可以打破时间的洪流，树立起自己的艺术。当然他为内心创作，内心肯定是潜在地受到一些外在影响之后的内心，绝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内心。
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进入到一种情感上的表达中去。艺术家和他所处的时代是同步的，艺术家也必须要和时代要发生关系。一个艺术家的一生也许只有一个主题。比如意大利画家莫兰迪，画了一生的静物，静物就成为其永恒的主题。做艺术，必须要有感而发，必须要进入到一种情感语境里头去，然后选择一个结合点。对我而言，一个时期我会把海作为一个主题，那是因为我对大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
孙：时在当下，艺术品难免和市场、消费发生关系。艺术市场如同一把双刃剑，从某种程度上，它让一部分艺术家的作品沦为高级商品。它已经成为一种作为脱离开艺术本身价值的一种东西；另一方面，它还可能激发艺术家创作的欲望、创作热情，给艺术家注入动力。因为市场这么好，大家本能地会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可能会留下哪些人？留下那些坚持的、执着的，懂得从艺术中获得快乐而不仅仅是利益的人。这种快乐是来源于艺术家对于一种艺术状态的向往与期待，以及等待它实现的一个漫长过程。我觉得您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不去追随市场的选择，而您的选择就是自己的内心。
汪：你刚才谈的，我觉得非常对。这也是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问题。因为现代社会是以经济物质为主导，追求经济效应是时代潮流。但作为艺术家来讲，他的兴奋点不应该在经济层面，应该在精神层面。他所要寻找的东西，只有绘画的过程才能带来愉悦的感觉。当然，画画首先解决基本的生存，人们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你越有钱越快乐。但是人往往都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之后，才觉得有钱并不一定快乐。所以画画不能急功近利，拿起画笔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事情。我和它在进行一个交流，它是最直接的。至于说近几年拍卖市场都比较活跃，很多画家一夜之间身价百倍。我觉得这都不足为奇，有的画家涨到几千万也是正常的，因为一幅好作品的价值是不可复制的，不能单纯地去用经济价值去衡量它。
孙：您认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不为市场所动，并能够秉承真正的艺术精神理想？
汪：我认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应该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执着地为了艺术不断地去追求和探索、思考的艺术家，而不是到了一定程度就为市场左右。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