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亚明
内心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有价值
记者：刘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们99艺术网的采访。我想问一下，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像达芬奇、委拉斯贵兹、伦勃朗的绘画风格。为什么您一直借用这种古典写实的创作手法？
刘亚明：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进行创作。我从小就喜欢古典主义的东西，只是没有机会到国外去看大师的原作品。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当我们的视觉经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候，我看到了伦勃朗，看到了委拉斯贵兹，看到了卡拉瓦乔，看到了戈雅，我非常的激动，视觉和心灵被强烈震撼。尤其是看到伦勃朗的作品尤为震撼。大师的光彩一直影响着我，大师光彩依旧。
还有一点，你发自内心喜欢的东西，它一定会有价值，就是它一定能够让你被感动，也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动，才能去感动别人。
还有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不是一个追逐时尚和赶时髦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做事情。古典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它是表达你对当下的认识，当下的看法。但你需要融入了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一味地模仿，没有自己的情感，没有东方文化。
记者：您是如何来表现“人物”形象，并且通过您创造的形象直接观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的？
刘亚明：我一直是一个肖像画家，肖像最重要的就是塑造人物的能力，刻画更加深刻的东西，这个跟技术有很大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对艺术的敏感性。比如对人的认识，对当下人的理解，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做基础的话，很难把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通过外部的色彩和形象表达出来。所以说艺术和技术是分不开的。
民族性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
记者：您最近的一些作品都是比较巨幅的，比如像您的新作《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一般这种大幅作品都受到抽象表现主义的青睐，比如波洛克，德库宁等人，你怎么想用这种写实的手法来做巨幅的作品？
刘亚明：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一定局限性，古典主义的大师创作过很多大画儿，包括壁画。你说我们的天顶画，还有很多大型的历史画，像卢浮宫里头一些大的画面，还有大卫、籍里科、库尔贝，还有伦勃朗的一些作品，都是很大幅的。当然就整个面积来说，这幅画应该算是大幅的，包括人物有将近200多人。世界各大博物馆我也去过数次了，我是深深被他们的气势和这种东西所震撼。我觉得中国当代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作品？我就想做这样的作品，要改变别人对中国油画的看法，不光是画一些带民族色彩的肖像。而所谓的民族，是有责任地去表达民族的精髓，民族的忧患，民族存在的问题，还有语言也是要发自内心的，这才叫“民族”。
“民族”不是表面的，而是生长在骨髓里头的，你的信仰，你从小生活的环境，你的热爱，你从小看到的书、人文画、陶瓷，气势辉宏的大型的在岩壁上的雕刻碑文，还有穿越时空，遗留下来的宗教文化。这些东西是侵蚀到你的骨子里头的，而不是嫁接。我很反感表面的嫁接，看似好像是画了一个东方人表面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民族性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
记者：现在一些中国的艺术家，他们用打“中国牌”的方法和策略走向西方，受到西方收藏家和价值体系的认可。您也在国外做过展览，为什么你没有选择这种方式呢？
刘亚明：这个很有意思，我是90年代初就在美国做展览，当时《纽约时报》的资深评论家比尔访问我，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真正在观察和表现中国社会的艺术家，这个首先把我打动了。第二句话，你们有一些艺术家，我们知道他们是在讨好我们西方人的眼光。用你们东方的，你们过去负面的东西来讨好我们，他还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因为我过去也搞电影，有一些为了讨好西方人，拿中国人经历的各种磨难讨好西方人，这种是严重地投机心理，一个艺术的投机，也是商业的投机。所以一个艺术家应该是非常冷静，非常客观，非常激情，非常真情地去表达你看到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艺术才可以站住脚。
关于艺术语言，你如果创造了一个新的语言，我是支持的，但是我看到世界上那么多大师，就说卡拉瓦乔延续到伦勃朗，其实就是在这个大师的肩膀上进步了一点点，这就是大师。他的方法，他对人文的关怀，是大师，而不是说要把一切的语言否定、去创造另外一种语言，这样的天才，我想几个世纪才有一个。当然这种追求，我不反对，我觉得只要是有意义的，只要你的东西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抄袭来的，就有价值。你站到一个特别人性、人文，对人深切关注的角度，去表现它就是有价值的，而不是做违心的艺术。当然，也不是说我对目前我的技法满足了，我同样要去摸索某种语言，与西方外来文化、外来语言的结合，但是这个东西是发随心而起的，是需要很多时间的，而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所以我的画面，出现了这种探索性的倾向，而且也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可。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需要冷静的去摸索。
记者：从你的作品中看得出来，它并没有一个当下流行的，反复被强调的“符号”在里边。
刘亚明：我觉得“符号”，电脑能做到，影像也能做到，孩子都能做到，干嘛，非得这样。我让我儿子做一个符号也可以。我让我儿子画一个一千米的画都能画，反正就是一个孩子在涂鸦式、重复的方式的一千米。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整体的画面关系、结构关系，诸多的关系能存在一种主体的氛围，这个才叫真正的大型绘画，而不是把一个脸画得巨大。我15岁就可以画一个3×7米大的头像，大头像我画了八年。我就觉得这类把中国人拿来扭曲，甚至拿来调侃。我不太理解……艺术圈自身有很多问题，价值取向，目的性过于明确，造就了中国收藏的潮流和学术的潮流目前这种局面，我觉得很可笑，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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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经历造就的艺术创作
记者：我看过您的简历，您曾经参与过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的制作，这两部电视剧当时可以说是风靡全国。后来怎么想到退出影视圈了？
刘亚明：其实本身我是一个画画的人，我从80年代中期就漂到北京来了，但我不会去找任何一个所谓的艺术圈子，包括圆明园……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热情，自己独道的眼光和边缘的状态。人还是要真诚一点，如果没有真诚的方式，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其它的。我是学电影出身，15岁就在电影院看了很多的电影，后来又到电影学院进修，尤其是80年代中期，国外的文艺思潮非常强烈，像浪潮一样席卷到中国，这个时候接触了很多大师的电影，我特别感谢，我学的是电影，而不是只学习狭隘的绘画技术。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做。
我很感谢我在15岁就画了巨大的画，那种接触画布的心里状态和我的技术……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经历，也感谢我在北京受到的这些磨难，这些磨难造就了一个人。
记者：那段特殊的经历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刘亚明：对。记得好像蔡国强说过一句话，你的经历和你所受的磨难，或者是综合经历造就了你，大概意思是这样。
记者：他最早也是做舞台设计的。
刘亚明：对。
艺术家要真诚地表达他的内心世界
记者：谈一下您的新作《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这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为什么看起来都是恐慌不安，而且都狂命地奔跑？
刘亚明：这是我对当下的一个深切的思考。我觉得我们当下人类的发展好像有问题，包括西方所谓的科技革命和现代化，极大调到了人们的物欲，使得物欲横流，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现在中国人还普遍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信仰迷失，把“物欲”当成唯一的追求。对物质的追求，导致对植被、对地球、对大气、对水源，甚至对人类自己的掠夺，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爱的关系，而是竞争的关系。我们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受到了挑战。这几年，我们经历了沙尘暴，水灾，大地变暖，将来海平面升高……人类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我们很多人根本没有这种意识，还在不断地膨胀，不断地掠夺。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以艺术家的责任，用自己的语言，用强烈的声音，用良好的价值标准去教化每个人，不然是非常危险的。还有我们的人文环境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潜规则”成了我们社会的病毒，严重的病毒。你要靠公平竞争，靠自己的能力，用最正直的方法是很难取得突破和成功的。反而是懂得潜规则，懂得运用这种规则的人会游刃有余，这种价值取向出了大的问题。
包括汶川地震，虽然是天灾，但是有很多是人为的因素。所以我觉得人类这样下去，灾难会接踵而来，包括这次的金融危机，西方引导整个世界的价值取向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也在思考，他们都觉得要重新反思人类发展的方向。
真正的幸福是人类都有精神信仰，人与人和谐。所以当下提的这个“和谐社会”，我认为提得非常好，就是与万物、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那种幸福感会油然而生。人与人会非常友爱，不用防着别人，现在我们出去老是防着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所以说这个社会需要回归，需要讲我们的宗教文化，讲信仰。它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需求才会这样的。我们的领导人也很重视，同时需要社会所有的人都要有责任感：对自己有责任感，对自己的子孙万代有责任感，这个社会才能发展，能会更美好。
现在的我们还谈不上幸福。比如，出门都是垃圾，空气污染，你心理能愉快吗？出去就有人骗你，总防着人，你能愉快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应该好好阐释的问题，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记者：您的作品在追求和表达美学思想因素的过程中，同时呈现出一种社会批评性因素在里边。跟我们聊一聊……
刘亚明：对。我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应该发表，在社会中如果艺术家都不真实了，这个社会就完蛋了。为什么？艺术家是要真诚地去表达你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明白人都能看得到，但是我们很多人已经很不真实了。至少我在按照真实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有表达的责任，我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很多问题，我在忧虑，我想把它呈现出来，我要表达。
历史上很多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社会批判性，包括我们的文学家鲁迅。
我不希望歌颂一个人，也不希望光是艳俗的东西充满我们的眼睛，我们更需要一种深刻的思考。
我觉得社会价值取向出了问题：前几天我听广播，主持人引导听众几个月换一次手机，如果每个人都换，这个废手机的垃圾该扔到哪里去？做新手机的材料是不是要用地球上的资源来制造？手机换完了，电子垃圾就是一个大问题，生存的地方没有了。所以价值取向应该科学的，健康的去引导，应该引导人类进步，引导人类向往崇高、和谐，向往美好、神圣的生活方式，这种引导才是正确的。如果全世界的人们按照美国人或者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一个地球根本不够用，还得去再找一个地球。现在我们能够生存的，有水的星球还没有找到，找到了也是属于很遥远的事情。所以要生活的好只能靠自己内心的感知和诉求，就是要有一定的精神信仰和对美的认识和理解。
记者：刚才你也谈到了消费时代带给大家的一些错误引导，现在有一些艺术家运用一些消费时代的特有符号取得了成功。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的？
刘亚明：这种流行文化是短暂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欧洲的，西方的就是最好的东西，有些东西是要冷静地思考。他们最为崇拜的，最有商业价值的人，未必有可取性。
记者：艺术家还是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刘亚明：对，这是最重要的，首先是社会责任感，然后要感染人，否则观众就不会看你的作品，就不会产生崇高、美好的审美感。所以说社会责任感很重要，艺术家应该关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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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灾难是人内心的灾难
记者：再回到您的作品《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上来，这个作品的背景以及人物的来源是什么？
刘亚明：我的想法是让观众看到好像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好像都是你或者是他。好像这个人和我们有关系，甚至让人一下子就能够进入。所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我熟悉的，并且有代表性的。在众多的人物里，至少要分几大类，比如说当代型的人物，学术型的人物，还有劳动人民，还有学生、孩子、妇女，还有中年人，就是各种类型的人都有，在里面都能看得到，但它不是一种故意表现的，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曾经被好多大师的作品给卷到画面里去的，所以我深深地知道他们的魅力，所以我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制造这么一个东西，至于观众能不能感受到，我也不清楚，但至少我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记者：看到这幅作品就叫我想起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伦勃朗的《夜巡》，那您是怎么理解西方这些大师的作品的？
刘亚明：对，尤其是《夜巡》，我特意去看过，感触很深，被画面卷进去了。中国的写实绘画很难达到这种另人舒服的状态。我想让这种“气场”出来，至于能不能出来，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尽量这么做了。（画家指着我们身后的画面说）因为我对这个奔跑的形式：一个是逃避，一个是追逐，有很深的理解，所以这里头的人物也是“追逐”的象征，是奔跑的另一种形式。至于逃避，也许是逃离硝烟弥漫的真实，逃离有问题的社会，从而进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
记者：我觉得画面中人物面部表情虽然恐慌，但可以看出你没有具体地表现出是什么灾难，是不是叫人们自己去想象和思考？
刘亚明：对，是去想象“灾难”，我说过一句话：真正的灾难就是逃跑的灾难，不是自然的灾难。像文革的时候，真正的灾难是人内心的，是人性本能的灾难，这种灾难是可怕的。没有属于自己的信仰，才是最可怕的。
记者：这部作品也参加了今年的“成都双年展”？
刘亚明：对。
记者：贾方舟老师是怎样评价这幅作品的？
刘亚明：贾老师在我刚开始画这幅画的时候，评价就很高。 并说本次双年展的主题就是根据这幅画来定的，叫“大型叙事”，和我的画主题比较相近!
安安静静地对待自己的艺术
记者：刘老师您以后的绘画语言会不会发生变化？
刘亚明：会有变化的。我说一下我大概的一个规划，（因为我年龄关系，人的生命有限）引一句话：就是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干好，此人就不枉此生。的确是这样的，并且人要安静地对待艺术，不要受周围影响，当然有的时候会受一点影响。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要安安静静地对待艺术。在我57、58岁以前，我还干得动的时候，精力状态还能允许的情况下，还要画几张大型的，跟这个差不多的作品。但是这个题材会逐渐地变化，我规划的是四部曲，这幅作品是当下一种总体的感觉，是一个灰色调的。
第二张画，我是要画一个，“人类理想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作品”。让人们看到我们应该呼吸这样的空气，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人文环境，我们应该这样相处。我想画一张这样的画儿，这张画可能是彩色的。让这张画觉得人的生活是灿烂的，我必须要去人类生活比较美好的地方体验，包括青藏高原。再一次地去体验，因为他们有信仰，有良好的空气。还有蓝海湾，就是人类相处非常和谐的地方。我可能还要去不丹，要去芬兰，要去丹麦，人类精神状态和人与自然相处比较好的地方去体验、感受，然后再画这样一幅画。
第三张画，可能跟人与神有关系。就是，那张画只与天国发生关系，而且要画的更大一些，是白色的，以后逐渐要把语言个性化，逐渐地有点变化。
最后，将在我感受到死亡的时候，我会画一张关于死亡的，当然这个是比较遥远的，画不画得了不一定，但是我要按这一规划去做。同时，等我到了老了，画不动大画的时候，有一些模式会是独立的，就是要完成自己，中西方深层的语言融合，轻轻松松画一幅小幅的作品，不管画什么，都是我的语言，把我所认为的美表达出来，这是我基本的规划，做不做得到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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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感觉你说的很有意思，从这三幅画中能感觉到它们是循序渐进。第一幅你描绘出一个现场，让观众自己去思考问题。第二幅你塑造出理想中美好的生存环境。然后是思考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最后你还要画感受死亡的绘画，感觉越来越个人化和自然化了。
刘亚明：对，这个也受到大师的影响。让我真正认识到戈雅的时候就是普拉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并不大，但是去朝拜的人很多，有委拉士贵支，鲁本斯，还有里贝拉、格列科。尤其是戈雅他把真正把艺术、绘画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整个博物馆，去看他的作品的观众是最多的，在一半以上，可能是为了最后的艺术精神。
艺术家贵在坚持和勇于牺牲
记者：创作这种巨幅的作品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刘亚明：我为这幅画前期准备了好几年，也旅行了好些地方。在要开始画的时候，我专门去了一趟阿尔米塔什，还有其他几大博物馆，我基本走完了。我想在横向的当代和纵向的传统当中找到自己一个比较明确的位置。所以这张画的定位，既没有脱离传统，也没有离开当下。我找到了这么一个点，色彩方式、构图方式、表达方式，我回来以后直接就画了。从07年5月2号开始正式画这张大画，准备得很充分，比我想象的要容易……
受当下浮躁的艺术界的影响。你要躲到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人会赞同。但我这个人就喜欢踏踏实实，安分守己地画自己的画，外面发生的事情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尽量的回避，踏踏实实的在这里像农民一样的耕耘，这样才有意义，这样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愉悦而不是带来烦恼。
记者：有没有考虑以后做一些装置作品什么的？
刘亚明：装置有可能，但是不刻意，影像也是这样的，有可能，但是最终架上绘画是我终身追求的事业，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我所认为的成功。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编辑：范文馨）
